1.南诏的父子连名制（附吐蕃、哈尼）
南诏原是唐代夷族以云南大理洱海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诏就是“王”的意思，这说明在称王以前它不过是一个原始部落。在秦汉时《史记》、《汉书》称之为西南夷，后来它们一部分人渡过大渡河到了四川贵州交界地区游牧，并从事农业。魏晋南北朝时，它曾经隶属于汉族“大姓”燢氏之下。作为附庸或奴隶，但它们仍旧保持部落的组织，称为乌蛮与白蛮。由此可知蛮就是夷（西南夷）：乌蛮白蛮就是黑夷与白夷，原是一个民族的两个部落。它们分别游牧在云南的东部和西部。乌蛮在今贵州云南交界，即秦汉时的夜郎所在，今云南的曲靖、昭通一带，向南可以到达昆明滇池。白蛮向云南的西部发展，可以到达巍山以北的大理洱海一带。由于地势平坦，适合于农业的发展，加之其他部落与汉人的参加，他们很快地掌握制铁技术，男耕女织，家庭手工业也有相当发展。南诏统一其余五诏之后，它已是相当发达的奴隶制社会。
我们下面特别谈谈它们的父子连名制。除么些诏（越析诏）外，其余五诏都曾经实行过父子连名制。根据五诏的父子连名制，可知其命名的方法是父名最末一字与子名的最前一字相同的连系起来，用这样的方法以确定父子之间的继承关系。这不但是血缘的继承关系，更重要的是权力和财声的继承关系。根据上引，其直线为父子继承，其旁线则为兄弟、叔侄关系。如蒙锐诏第一代后即传估阳昭；浪弯诏自丰时传至矣罗君，共六代，第六代后由丰咩起到颠之托，只传四代。其余施浪诏、蒙舍诏的世系也都有中断或转变，是因父子继承转变为兄弟继承了呢还是发生什么政变，尚待研究。
我们认为五诏的父子连名制标志着他们由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家长制家庭的形成。恩格斯说：“由儿子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家庭中财产的积蓄。
上引蒙舍诏就是南诏的建立者，他的世系最为完整。到皮罗阁、阁罗凤时，已经统一其余五诏，成为统一的地方政权，这确是南诏历史上的一大转变（夷族之夷，1949年后改作彝，其实夷为弓射之人，无恶意，本文仍旧未改）这父子连名制，不但可以上溯于氏羌民族，而且可以下连乌蛮白蛮（黑夷白夷）各部落之姓名。吐番在六诏之北，西北方面有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形成一个以父子连名制为特征的文化圈。应该指出，它们并不一定都是同种、同族、同血统，而且连名制也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它们都有父子连名制的特征。如哈萨克、乌孜别克、俄罗斯显然与中国的黑夷白夷不是同种同族，但它们都有父子连名制，甚至保存到现在。因此这“文化圈”只是表示当时曾经具有相似的文化，或者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会自然地出现，或者因居住地邻近，交往频繁，以致互相通婚，结亲戚，这样形成了文化圈的。
下面我们特别举六诏夷族部落的分支—哈尼（和尼）族为例来说明父子连名制是怎样产生和演变、发展的。
哈尼部落几乎每个成员都能背诵自已的家庭谱系（世谱），多的可至七十代左右。因为父子连名，比较易于记忆。据哈尼族白碧波的记载，哈尼族远自汉晋之际，就已开始父子连名制，因此它与黑夷白夷约略同时。据白碧波说，到三十九代时，这谱系忽然中断。他推测第三十九代时，相当于宋辽金元时，可能那时哈尼族发生人力所无法抵抗的天灾人祸，以致系谱中断。
白碧波还说：这谱系不但具有家族的纵向的历史发展，还可以从众多的家族谱系中了解其横向联系，即家族的分支。他还坚持白夷黑夷联合建立南诏时期，除了名字以外还有借用汉代的姓，如杨李董赵四姓。南诏亡后，大理国时，汉姓汉名已极普遍。黑夷退居高山激流之间，与外间隔绝，常常掠夺汉人为奴隶。白夷居住在平坝上，适合农业，广泛地吸收汉文化。他们还与缅甸、老挝、西藏发生关系。
吐番即乌斯藏，亦即西藏。远在公元前一二世纪，已开始与内地汉族产生联系，氏羌族一部分已由甘肃青海进人西藏地区，成为藏族的成员之一，因此也有父子连名制。
隋唐统一中国时，正是藏族赞普松赞干布统治的兴盛时期，他已统一了西藏境内各部落。赞普相当于“汗”即王的意思。其后它的势力逐渐向唐朝的西北边境扩张，以致灭掉了吐谷浑（原为鲜卑慕容氏一支）并且与其西南的南诏接壤。北抵突厥，西又攻陷龟兹，方万余里。
传说在赞普之前，藏族不但实行过父子连名制，而且同时实行母女连名制。直到赞普统治时期，这种连名制才逐渐消失。但是这时，藏族又由印度传人小乘佛教—喇嘛教。这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制度，喇嘛教的领袖，也就是政治上的领袖。达赖的“转世”充分体现这“政教合一”的精神。他们认为达赖死的日子，也就是达赖生的日子，因此必须在青藏地区内找一个与达赖死的日子相同的新生婴儿继承老达赖的位置。
这就是说，达赖是水远不会死的，所以达赖也就是藏语“活佛”。
这种“转世”制度在名字上也有反映。如第一世达赖叫根顿朱巴，第二世叫根顿嘉错，二者共用“根顿”一词。从第三世起便与第二世共用“嘉错”一词。这样直到第十四世丹增嘉错（中略）。“嘉错”就是“大海”的意思，所以就是十三个大海。这种“转世”连名，实际就是父子连名制在宗教上的体现。
其实达赖就是大海的意思。“达赖喇嘛”这个称号是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诏索南嘉错所赐的尊号。到了清朝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亲赴北京请求加封，顺治皇帝便给了罗桑嘉错的尊号。这样明清皇帝就获得了最高的批准权。但是在达赖“转世”时，并不是一日内只出一个灵童，而可能是两个或多个，这样就会发生争论，如清朝乾隆皇帝时就发生这种情形，争论不决。聪明的乾隆皇帝便下沼颁赐金瓶。掣签决定谓之“金瓶掣签法”。看起来认真严肃，而清朝皇帝获得最高裁决权。
藏族父子连名制的民族文化的作用正如南诏、哈尼一样，它反映了各族相似的社会发展阶段，起着不同的民族文化作用。如众所周知的松赞干布，他统一了青藏高原的各部落，而后建立政权。他与印度保持宗教关系外，又与唐朝保待了蕃属的关系。他请求唐朝通婚。唐高宗许以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她带去许多汉族儒家经典、医药、农业、历算的书籍和男女人士。松赞干布以后四世孙大胡子赞普又娶唐金城公主为婚，从此大大推进了藏与唐朝的政治文化关系。
2.瑶族、畲族、佤族的分化融合及其姓名
唐宋以后，原来由西北迁徙到西南各省的少数民族经历了分化融合的历史过程。如《史记》中的西南夷也称为白蛮乌苗。苗蛮古音相同，所以它们也常常紊淆。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赐黄金千做，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驹，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遂行人头造阙下。乃吴将军首也。
这一故事反映吴越兴亡的历史。据先秦史学家的说法，这盘占即亳姑。殷亡于周，一部分人迁回东北老家，建立扶余地方政权。扶余即亳姑，亦即蒲姑，则亳姑即盘古氏没有返回东北老家的殷商后人，他们奔窜于江淮以南浙江福建江西的深山幽谷之间，为了逃避摇役剥削，因此被称为瑶族。后来，他们也与越族〔越王勾践之后）苗蛮诸族杂居，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及其他西南民族的文化，如上所述的父子连名制和铜鼓文化等等。
瑶族主要居住在广西、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省山区，有盘古瑶、过山瑶、背篓瑶、茶山瑶等。含族则是瑶族的分支，居住在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安徽等省山区。他们也有与盘古氏族相类似的祖先传说。
以盘古瑶十二姓为例，有盘、沈、包、黄、李、邓、周、赵、胡、蒋、雷、冯等十二姓。他们大都会讲汉语，并且学习汉文。宋明以后，他们还有家谱一类的着作，有图有歌谣，以便传诵。如《过山榜》记载评皇的狗叫“盘护”（实即盘古）衔回高皇的头的故事，十二姓中的‘冯”姓实即“凤”字的异写，我们认为这盘古即毫姑的后裔，当无问题，因此它也就是殷商的遗民，以燕凤为图腾。
居住在浙江视西的舍族为瑶族的分支是无疑的。三国魏晋时山越叛乱，蔓延于江西福建浙江一带。名为山越，实际就是瑶畲与山越的联合叛乱。《三国志·昊书·贺齐传》记载：（贺齐）少为郡吏，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薄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长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齐率吏民开门突击，大败之。
我从小习闻这一故事，但是乡人传说这斯从并没有“立斩”，而是他的儿子至孝，愿以身代其父。贺齐感动，便把斯从和他儿子一并释放，还特别表扬。我乡有用祠产建立的小学，校舍西式建筑，康有为为之亲笔题词：“汉斯孝子祠”，就是为了纪念这位斯氏的祖先的，但他可能不是汉人，而是汉化了的畲族。
今浙江丽水尚有畲族的乡村，他们开垦山地，男耕女织，小孩子放牛、砍柴，也读小学。他们有如瑶族相似的盘古传说。又有汉文记载的家谱族谱，一面有文字，一面有图，如《祖图》就是描绘盘古的故事。又还有（评皇卷碟）、《开山公据》等。他们的幼儿，头上戴两边有狗耳朵模样的帽子，老人使用刻有龙头的拐杖，都是我儿时所习见的，但是我的老辈都不知道畲族的名称了。
佤族也叫阿佤、佧佤族，他们居住在云南西南的抢源、西盟、孟连、耿马、澜沧等县。他们属于南亚语系—高棉语族，因此他们与缅甸、泰国、老挝、越南诸族比较接近，甚至有一定的血缘关系。近来考古学者探寻澜沧江的来源在青藏高原，因此佤族可能是沿着澜沧江向西南迁徙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姓名的方法竟与殷商的庙号甚为相似，使我们相信上古时代他们可能出于同族同源。
民族学者说，过去俪族使用一种阴阳合一的历法，这与殷周也完全相同。他们以干支纪日、以下纪名的方法不但保留到现在，而且语言学家把它与汉族上古音与中古音比较，也完全相同。因为印刷困难，略去，可参读《中国人的姓名·俪族》336页。举例说，如孩子出生在甲日的一天，即取名为甲，生日在乙的一天，即取名为乙，以此类推至癸日止，周而复始。如果父母的生日与孩子相同，那么就应另取天干的第二日。佤族非常重视吉凶与生日的关系，因此必须请巫师占卜，择另一天干的日子作为名字。这样就出现并不完全与天干的次序相一致的现象。
我们在叙述庙号时就已提到有生日说、死日说，现在以佤族的取名相比较。则以生日说的可能性最大。又近人李学勤提出卜日说，如武丁为其父康丁选择日名之卜，有丁日乙日辛日诸卜，而最后决定为丁，故名曰康丁。此外还有分组说，台湾学者张光直主之。这分组与即位的次序与婚姻制度有关。
佤族不但重视巫师的占卜，使用铜鼓，而且有本族的木刻纪事。他们在每年第一次吃新米的时候，必召集全村老小一齐尝新。由年老人口头传述本村的历史，就拿出历代祖传的一根木刻。木刻两侧都刻着许多刻口。每刻口代表着一桩事件，刻口深的，表示重大事件；浅小的表示事件轻小，有时新发生一桩事件，也照样刻上一个刻口。讲述的老人主要是指示给族人某一刻口是记本村的某事和某村人结下仇怨，已经报复过或未报复过，其意义是要族人记住本村的历史。佤族虽然至新中国成立前尚无文字，但是他们的历史就是靠这样流传下来的。我国汉族相传古代有朦史、瞽史与佤族的老人刻木纪事相同。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上古时代佤族可能与殷周有渊源关系。
3.宋代以后别号与绰号的流行
秦汉以后，汉族的姓氏往往已经混合为一，如史书常见“姓某氏”，使我们看了不知是姓呢还是氏呢。少数民族常常出现有名而无姓的现象，或者所谓”母姓父名”以部落酋长的名为姓，也有以部落之名为酋长的姓等现象。我们认为这不是他们没有姓，而是由于居住迁徙不定，时间久了，遂出现“无姓”的现象。史载匈奴“母姓父名”，那就更能证明它也经过母系社会。
但是史前时代姓必定不会太多，而名字来源要复杂得多、如取义于吉样、长寿或者以亲近的动植物为名。自秦汉以后至隋唐时，汉族的姓与名字已经基本上成为固定的形式；姓—名—字（先名后字），在名字中往往包含“伯、仲、叔、季”及幼、长等字以表示行第。唐代文人学士喜欢以数字表示行第，西南少数民族中出现父子连名制及母女连名制等，但是汉族中始终没有使用父子连名制。春秋时鲁国执政大臣的祖父是公子展，父亲是公孙夷伯。他请求鲁隐公赐予他一个氏号，经过研究，给他以祖父的字号（公子展）为氏，即叫做“展氏”。这只是氏号，以后名字中却没有这种现象。唐宋以后，汉族社会中以父家长为首的宗族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起初以门第取士，曹魏以后，提倡“惟才是举”，实行科举考试。显然比讲究出身血统的方法要进步一点，但仍然有许多真才实学的人没有得到重用。因此，他们宁愿在深山幽林之间过着隐居的生括，等待有一天真命天子一旦发现了他，亲自下驾或由地方长官聘到朝廷做官，有的就真的出来做官了，有的却坚持不仕而过一辈子隐居生活。隐士，这是多么令人羡慕和高雅的人物呀！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伪君子、假隐士，他之隐居只是待价而沽的手段，而出仕做官才是目的。唐代孔稚圭有一篇《北山移文》就是讽刺那些伪君子、假隐士的。稍后刘禹锡写过一篇《陋室铭》，立意与孔稚圭不同，认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意思是真正有学问德行的人不必一定到深山幽林中去做隐士，就是在普通家庭里也同样可以高洁其志，讲究学问德行，如孔子就是这样。刘禹锡的文章，未必就是针对孔雅圭的文章而发，不过反映了唐宋之际文人学士们的思想学风的过渡和转变。试举几个名人的名字、别号为例，就可以说明：朱熹是北宋理学家的创始人之一，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号晦翁、豚翁、沧州病臾。徽州魏源人。他除了名和字以外，号晦庵、晦翁、豚翁、枪州病臾等。号、别号是唐宋以前所没有或者少有的现象。可以说别号是唐宋以后的产物。抗战前后开明书店曾经有过陈乃乾着《别号索引》一书。我当时年轻，心想作者积数十年之力，而作《别号索引》一书，实在太不值得了。现在我却认为别号的流行，正如唐人行第一样是表示一种思想学风的转变。现在我很想一查却不可得。如上引朱熹名熹字元晦，熹指晨光熹微，晦是未明犹暗，但已有微弱的晨光在天际出现，意义上是相应的，这是多么令人高兴和希望的时刻呀！但是朱熹虽是一代理学大师，他的遭遇并不完全顺利，这里自无详述的必要，请读者一看他的别号就可以知道。翁，当然已经老年了，庵者陋室也。豚翁，实际就是隐居思想，逃避现实的思想。我投有料到一代大师晚年竟是如此消沉、悲观！
周教颐，字茂叔。原名敦实，后避英宗讳改茂叔，遭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邵雍字尧夫，河北范阳人。张载字子厚，侨居凤翔眉县人。程颢、程颐兄弟，程颢字伯厚，程颐字正叔，洛阳人。叶适，字正则，温州永嘉人。以上诸人都是北宋时的思想家，除朱熹外都只有名字，但他们的学生尊称为某某先生，有如别号。南宋以后，称别号者已逐渐增加，尤其是明代以后，在文学家、诗词家和艺术家中，都普遍使用别号或称某某先生，表示学派。如明陈献章字公甫，别号石常，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世称白沙先生。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吉州泰和人。王廷相字子衡，号浚州，又号平崖，河南仪封人王良，原名根，字汝止。刘宗周初名宪章，字起东，号念台。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晚年为僧号无可，又称愚者。宋明以后文人学士除了正规的名字以外，更流行别号，可以略见社会风气的改变。但是它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可注意的是下层平民绰号之流行。下面我们举《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为例：呼宝义（一名及时雨）宋江、玉麒麟卢俊义、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神机军师朱武、小旋风柴进、扑天雕李应、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小李广花荣、金枪手徐宁、青面兽杨志、急先锋索超、没羽箭张清、美髯公朱仝、九纹龙史进、没遮拦穆弘、镇三山黄信、病尉迟孙立、丑郡马宣赞、井木犴郝思文、百胜将韩滔、天目将彭玘、圣水将单廷珪、神火将魏定国、摩云金翅欧鹏、火神狻犹邓飞、锦毛虎燕顺、铁笛仙马麟、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锦豹子杨林、小霸王周通、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赤发鬼刘唐、插翅虎雷横、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病关索杨雄、拼命三郎石秀、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混世魔王樊瑞、丧门神鲍旭、八臂哪吒项充、飞天大圣李衮、病大虫薛永、金眼彪施恩、小遮拦穆春、打虎将李忠、白面郎君郑天寿、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吕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花项虎龚旺、中箭虎丁得孙、没面目焦挺、石将军石勇、混江龙李俊、船火儿张横、浪里白跳张顺、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小尉迟孙新、母大虫顾大嫂（女）、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女）、旱地忽律朱贵、鬼脸儿杜兴、催命判官李立、活闪婆王定六、神行太保戴宗、铁叫子乐和、鼓上蚤时迁、金毛犬段景住、白日鼠白胜、独火星孔亮、铁臂膊蔡福、一枝花蔡庆、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圣手书生萧让、铁面孔目裴宣、神算子蒋敬、玉幡竿孟康、玉臂匠金大坚、通臂猿候建、紫髯伯皇甫端、神医安道全、金钱豹子汤隆、轰天雷凌震、青眼狐狸龙、操刀鬼曹正、铁扇子宋清、笑面虎朱富、九尾龟陶宗旺、险道神郁保四应该注意，这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的绰号（亦称浑名）并不尽是“贬辞”，而是比他们的正名更能表现其才能个性及其职务特征。其次是宋代社会虽有民族矛盾又有阶级矛盾，但是并不反对真命天子，而希望一旦真命天子出现，能够富国强兵，外抗异族统治，内除贪官污吏、地主恶霸，恢复“法治”。所以他们在与官军作战时，从不隐瞒其真姓名，所谓“坐不改姓，行不更名”，敢作敢为，敢负责任。如果依法处死，他们一定勇敢地走向刑场，毫不畏惧。
秦汉以后，随着君主专制政治的加强，官廷里充斥着数以千百成群的男女奴脾以及后妃妻妾，社会上有男尊女卑的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后汉书·列女传》说：“《诗》《书》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
据此可知，东汉以后载入《列女传》的，除皇后妃妾助国君之政者以外，都是依靠父亲、丈夫以及儿子而着名的，因此她们甚至没有自己的姓名，如“渤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至此我们尚不知鲍宣妻姓甚名谁，但字“少君”，这是因为她服侍丈夫甚贤惠，故留其字。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已见《逸人传》，妻亦美志行。”这王霸妻姓甚名谁，传中始终没说，而甚夸她事夫之贤。
又“广汉姜诗妻者，同郡庞盛之女也。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笃”。由庞盛之女，可知她姓庞，至于名字传中始终未见。
又“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这是因为她的父亲为名臣蔡邕，故传留其姓名和字。她初“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于。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蔡瑛初嫁夫死，被匈奴所获，便嫁给南匈奴左贤王，在匈奴十二年，已生二子，曹操赎归后，又改嫁董祀。这说明东汉的“烈女”并不像宋明时期的“烈女一样，必须守节不嫁，不是如宋明理学所提倡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女不事二夫”般的节妇烈女，而是可以再嫁的。至于姓名，一般来说还是被忽视的。
但是宋明城市经济的发展，沿着长江流域和运河沿线，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里，不但有各行各业的商店，而且出现了许多为商人、官吏服务的行业，如旅馆、茶馆、酒馆，卖技艺的、卖唱的、卖淫的以及卜卦的、算命的，他们或她们也都有公开的名字或者浑号。如掸刀蛮董十五、没困驼、凤僧亭；河北子帛遂、达眼五重明、乔驼驼儿李敦，杜二十娘、李师师等，从他们或她们的名字可知其职业及籍贯。一般女子仍称为娘、姐、娥等。
由秦汉至宋明，妇女的姓名有显着的不同：秦汉以后宗法封建社会，妇女家居为主，女于从父或从丈夫、子女为姓，因此史称“烈女”，自己的姓名往往不见，但是妇女不妨再嫁三嫁。宋明以后城市经济发达，妇女有各种各样的技艺借以谋生，因此与男子一样有姓名也有浑名绰号。另一方面，宋明儒学发达，重视妇女贞洁守寡。反而出现烈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