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来请时，即将这个标志带回，按着逝者的性别，分男左女右贴在丧家门首。待阴阳先生来到逝者的门首，根据标志位置的不同，即可对逝者的性别属性预先有所了解。一般情况下，阴阳先生多在丧家来请的几个小时后前往。这样做的用意，用阴阳生的行话说，是怕逝者的毒气不能尽发”。其实，是担心逝者未曾咽下最后一口气而给对方家中带来晦气。待来到逝者的家中后，阴阳先生往往会先给逝者行礼，然后查看逝者的手相、头脸和四肢，并查验医生开具的药方，询问逝者的死因以及几时故去，最后据此开写殃榜。在今人看来，恐怕阴阳生的这一系列行为，不免流于迷信与滑稽。不过，在古人看来，这一切却是不证自明的。在传统国人的眼中，殃榜可是整个丧葬活动的核心所在，容不得半点置。因为殃榜不仅决定着逝者何时入殓、几时出殡等一系列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关系着整个家族的前途与子孙的兴盛隆替。如若生者在某个环节上与阴阳生所批示的殃榜相违背，那可面临着“重丧”（再死人）的危险。因此，老北京人对阴阳生万分崇信。
也鉴于此，自清代始，政府开始赋予阴阳生以侦察民隐的责任。一般来说，如若阴阳生在开具殃榜前发现尸身有异，往往会拒绝开写殃榜并上报官府得知。不过，相关资料显示，阴阳生的法医学知识往往凭经验获得，难免过于简单。此外，政府要求其对官府与逝者负责的精神也很难得到认真的贯彻。在传统的人情伦理以及钱财的诱惑下，阴阳生有时睁只眼闭只眼，敷衍了事。在北京市档案馆尘封的档案资料中，即有着多则这样的事例。比如，阴阳生段清显为家住在外右四区的姜文佐亡妻许氏开写殃榜，其间发现许氏乃服毒自杀。见事有蹊跷，段清显遂想抽身离去。孰料姜文佐软硬兼施，如若不开写殃榜，休想离开姜宅。最后，段清显百般无奈，只得就范。显然，如果此事不被警员察知，也就不了了之了。有清一代，没有殃榜，逝者是不允许被埋葬的。到了民国初期，北洋政府则规定，殃书写具后要带至卫生局换取抬埋执照。由此可见，榜无异于一纸“死亡诊断书”。按老北京的习俗，殃榜写成后大多携至坟地焚化。因此，殃榜究系何等模样，今人已很难一见。在北京市档案馆中，仍然保存着几张民国初年的殃榜。根据材质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种制作比较简单，殃榜大小在一尺见方，纸质粗糙，毛笔批示仍清晰可见。还有一种则比较精致，有封皮，上书殃榜”二字。在殃榜的第二至第四页，清楚地印有阴阳生的职责以及注意事项。在殃榜的最后，还有一张殃联，是用于上报警署换取抬埋执照的。很显然，后一种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统一发放的。两相比较起来，后者虽然精致雅观，但在收费上却要明显地高于前者。
至于开殃榜的费用，每个阴阳先生都有自己的标准，不过在具体操作上也要视丧家的经济条件而定。一般来看，在民国初年的北京，多数家庭往往会给个几十枚乃至上百文铜元；家境阔绰的，则能给到大洋一元左右。有的家庭因种种原因致使家人离奇死去，生怕官府追究，往往会多花些钱财收买阴阳先生。上文所说的姜文佐，因在外有姘头，其妻苦劝反遭毒打，一时悲愤不过服毒自杀。当阴阳生段清显发现后，姜文佐软硬兼施，付给段两块大洋希图了结此事。此外，也有部分阴阳生借着民众的崇信心理趁机“敲竹杠”，在推算出殃的过程中，以种种不利的事情相要挟，借以谋取钱财。相关资料显示，类似情形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的。
尽管阴阳先生的经济收入也算可观，不过，阴阳先生的社会地位却并不高。这一方面与国人对“死亡”及其相关事务非常忌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部分阴阳先生时常去刺探老百姓的生活隐私并借机敲诈等无良行径密不可分。在老北京，阴阳先生往往被呼以“狗阴阳”，其社会形象可想而知。国人所特有的这种对阴阳生既崇信又厌恶的矛盾心态，实在是令人玩味。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除了专门服务于皇室的阴阳生（又称“天文生”）外，在传统的民间，阴阳先生的从业状态几乎完全是自发的、分散的，国家并无严格的规范机制。不过，到了清代晚期，特别是民国建立之后，伴随着警察制度在全国各地的逐步建立，国家对与生、死相关事务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与此同时，在科学主义的大纛下，部分先进人士以“缺乏科学知识”以及“阴阳生对于有丧之家往往借出殃榜以行敲诈”为由，对阴阳先生大肆攻讦，极力呼吁政府予以取缔。阴阳先生，这一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阴阳家的行业，开始面临近代国家的全面规范，自此由盛而衰。
1913年9月，北京市政府率先颁发了《京师警察厅卫生处关于取缔阴阳生及产婆规则的公函》。公函规定，阳先生如若从业，必须将自身姓名、年岁、籍贯、住址、师承、从业年数以及收费数目等统一填写，上报警厅；公函还开列了阴阳先生从业的注意事项，规定阴阳先生从业必须经过考试并领取营业执照；阴阳先生在从业过程中，不得“扶同隐徇”、“不得贿卖殃书”，如遇有“变死”（异常死亡）等情事，必须据实报之警厅。此外，警察厅借丧家携带殃榜赴卫生局换取抬埋执照之机，不时派警员至逝者家中核验，查看逝者的死因是否与殃榜上所书一致。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警署发现了许多不合实际的情况。而但凡发现类似情形，警厅多以“谋取钱财”、擅
开殃榜”等罪名将阴阳生予以取缔。到了20世纪20年代，北京市政府更严禁新的从业者开业。由此一来，从事阴阳生的人员不断减少。
1927年，政府规定不再以殃榜作为领取出殡执照的依据。如遇有丧事，只须执医生处方，直接到卫生局申报死亡即可。此后，阴阳先生尽管仍然从业，但仅限于应付民间的风俗习惯而已。到了20世纪30年代，相关统计显示，在北平从事阴阳生行业的人数已所剩无多，且从业者多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了。由于材料的限制，若想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国阴阳先生的数量以及分布情况进行准确的评估，实在是大非易事。不过，北平的这一状况，对于了解当时全国，至少是各大都市中阴阳先生的从业状态，或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如若说，与大城市相比，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对农村地区的统治力仍相对薄弱，从而使阴阳先生在农村可能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间，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与政府自上而下、由城市至乡村有步骤地推行新式的丧葬文明，此引发的，则是农村这块最后的“阵地”也渐渐被阴阳先生失去了。当然，晚近以来，在部分城镇和乡村中也活跃着一些风水先生，但与传统社会的阴阳先生比起来，无论在工作内容还是工作程式上，都已有着相当程度的不同了。
岁月如梭，伴随着时间的流逝，阴阳先生这一与过往人们日常生活密。
这一直是我想象中的职业，我一直以这个为目标而努力的，虽然我知道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职业了，可是他的名气的丝毫没有减弱，不少人还是，在不断的寻找着。
师傅曾经跟我说过，如果我把，他交给我的所有北京同学会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当一名合格的阴阳先生了，他的这句话一直记在我的脑海里，既然我崇拜了他，那么，对于阴阳先生这门行业的热爱，丝毫不见情绪，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丝毫不上档次的工作，可是在我看来，他却有着其他工作所没有的魅力，不光可以，自由自在，而且，还有着别人无法企及的本事，受众人仰慕，同时自己的本领，也是平常人所不能想象的。
也可能是由于我这一个梦的缘故，也可能是由于我真的特别崇拜阴阳先生，我也没有想到就因为，我这一个短暂的梦想成就了后人，人们众口称道的“阴阳风水”。
阴阳肯定说的就是我了，而风水，就是说的我旁边这个让我现在看起来十分头疼的家伙，我一看到他就火大，恨不得要把他给人道毁灭。
虽然对他有很大的意见，不过当我知道他的职业的时候也是有了一部分，好奇，虽然不知道风水师到底是干什么的，不过，我能想象的到，她到底多么的厉害，毕竟可以跟阴阳先生齐名，绝对不是简单的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