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孟母三迁
我有个比较体面的工作，我有个并不是非常丑陋的女朋友，我的父母身体都算硬朗，没病没灾的，也用不着我操心他们的养老问题。
但我就是烦！
有时我厌烦得真想把自己的脚剁下来，然后风干，让同事们、朋友们轮流参观一下。我知道这叫心理疾病，我也看过心理医生，但那家伙竟胡说些什么弗洛伊德的解析，似乎我的病全是弗洛伊德闹的。那一刻我竟想把他的脚也剁下来，可惜我手里没斧子。
我仔细探究过厌烦的源头，最后发现这种深入骨髓的烦躁大约起源于七八岁的光景，在此之前我的生活似乎是快乐的。
那时天空是蓝的，大地很洁净，岁月只是每年大年初一换下来的旧衣裳。我们一天到晚地在外面疯跑胡闹，天不黑不回家，天黑了也不愿意回家。是啊，我们用泥脚印测量大地的走向，我们用舌头品尝露水的味道。我们可以做出很多荒唐而残忍的事，即不用自责也不用担心大人们过多的呵斥。因为我们岁数小啊，岁数小就是荒诞的理由。那时的我基本上是为所欲为的，即使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又能怎么样？但这岁数一大，问题就多了，烦恼也就如夏天的蚊子，铺天盖地的，令人讨厌而无处躲藏。
想来想去，我觉得做一辈子儿童应该是人生最好的选择了。现在的儿童远比我幼年时要幸福，最少他们的物质享受比三十年前要丰富了几百倍。要么做一个古代的孩子也可以考虑，那时候没有学校，不用提心吊胆地惧怕被老师请了家长，所以做孩子的刺激相对也能长久些。
但我的理想是假如我不是人，孩子算是人吗？虽然他们普遍矮小但似乎应该化归于人的范畴吧。
由于无法确定孩子的属性，所以我一直把这个计划深藏在心里。有一次坐公共汽车时，有个抱了孩子的家长与售票员发生了争执，争执内容就是孩子是否应该买车票。最后售票员证实了孩子身高还不到一米一呢，只得作罢。当时我脑子里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对呀，孩子不能算人，至少公交部门是不大认可这一点的，在他们眼里孩子顶多算一件行李。
从此我一心想当孩子，当个孩子应该是快活的。
一夜醒来，我的身高缩短了一倍，头上还顶着两只可笑的抓髻，后脑的头发一直披散到肩上，稍微晃动晃动脑袋，脖子就痒痒得不得了。我知道，我已经是一个孩子了，而且还是个古代的孩子。
门外阳光如雪，天色湛蓝。我知道古人是不穿裤衩的，于是提起勉裆裤就往外跑。
我家住在一个小里村子，到处是破旧的土房，房顶上都是茅草。街道上则是尘土飞扬、人面黝黑，路上到处都是粪便，那样子比饭馆还要嚣张呢，估计这地方不大干净。走到村口，风景就好多了。远方是群山，近处是广阔的田野，田野之间纵横着密如蛛网的水渠。水牛、耕夫点缀其间，如一幅水墨画。
我习惯性地跑到水渠边，我知道这一带是孩子们汇聚的地点。远远的几个大孩子迎面走来，其中一个道：“孟轲，昨天我让你给偷两个馒头来，你怎么空着手来啦？”（注：当时小麦还没有传入东亚大陆呢，不可能有馒头。但馒头总比饭团子读来顺口些）
我愣愣地说：“馒头是我们家的，我妈不给。”
大孩子抬手就是一个嘴巴：“还敢顶嘴了？凭什么你们家有馒头吃啊？小心我一把火把你们家烧喽。”
我说：“你千万别烧，我明天给你偷一个就是。”
大孩子冷笑着，一把攥我跨下的玩意儿：“来，让大爷我吃个鸡。”说完，他嘴里“嘟”的一声。其他几个大孩子哈哈地笑了起来，似乎他们也吃了。
我千方百计地从大孩子们的蹂躏中逃了出来。人大一岁压死人啊，农村的孩子都是暴力的忠实信徒，只要有力气，敢下手就能当上孩子王。但我即没有力气，见了血还犯晕，所以只好心甘情愿地被他们欺负。
有一次他们让我到水渠里摸鱼，水渠怎么可能有鱼呢？我摸不到，孩子王就命令我去老财的地里偷瓜。结果瓜没有偷到，大家全跑了，我则被老财家的狗撕掉了裤子。
事后，小伙伴们都认为我是笨鸟，传着传着，连大人都信了。
离开水渠我想赶紧回家去，可刚刚跑到家门口，就见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叉着腰，正向我们家喊话呢。男人大声道：“孟家娘子，有本事你把话清楚，谁不给你家交租子了？这三年我是没有交，可我以前交过。再说了，我说过不给你们家租子吗？我说过这话吗？你要是再敢四处败坏我的名声，我就找土匪拿着镰刀收拾你。孟家娘子，我干脆就告诉你吧，山大王是我的把兄弟，专门替我们穷人打抱不平。”
此时母亲颤巍巍地从门里探出半张小脸来，哀求似的说：“张大哥，我也没有上门找你要去，你别着急呀？”
男人道：“那你私下里败坏我的名声也不行，我不许你在族长面前胡说八道。”
母亲说：“我也没说什么，都是别人瞎传的。”
男子的口气终于缓和了：“我又不是不给你租子，早晚给了不就成啦。”
母亲低声下气地说：“行，你有了你就叫我一声，我们娘俩自己去背。”
男人撇着嘴说：“你等着吧。”说完，男子大摇大摆地走了。
我跑进家门，拉着母亲问：“娘，什么叫租子呀？”
母亲叹息着说：“租子就是粮食。”
我不解地嗔怪道：“咱家还有半缸粮食呢，您为什么还要向人家租子？”
“啪”的一声，母亲也给了我一耳刮子。她含着眼泪说：“半缸粮食够咱们吃一辈子吗？你怎么这么笨呢？怪不得人家都说我生了个傻儿子呢，你都快傻到家了！”
我的脑袋被打得嗡嗡直响，暗自叫了几声苦，坏了，我扮演的是一傻孩子，这可怎么好？
此后我逐渐弄清了自己的身世，我叫孟轲，自幼丧父。我家虽有几亩薄田，但母亲无力耕种，只得租了出去。但我家的佃户是个无赖，就是那个吓唬母亲的男子。他见我家孤儿寡母的就动了霸占田产的心思，于是几年里不交租子，母亲告到族长那里，但族长已经老得不明事理了，让我们两家人自行协商解决。于是就出现了佃户威胁地主的场景。
据说我出生时脐带缠绕在脖子上，差点把自己勒死，村里人便认为我是个怪胎。由于分娩的意外致使脑子缺氧，所以我的脑筋比较慢，这也是我家在村子里常受欺负的原因。
我在外面挨了打，母亲便常常找上门去告状。于是我家夜里常有不明飞行物飞进来，响动惊人，别提多可怕了。天亮一看，大多是石头。
佃户怒斥地主婆一事成了乡里的美谈，很多人都在议论这事，甚至编成了评书，估计大家都觉得挺解气的。
那天夜里母亲在灶台前默默地坐了许久，最后她似乎下了决心，将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收拾起来，然后拉上我就出门了。我本以为母亲要去串门，可我们俩一直走到天亮，脚上都磨出泡了，母亲也没有回去的迹象。
后来她拉着我在路边休息，我小声问：“母亲，咱们要去哪里？”
母亲悲伤地说：“村子里住不得了，他们全是黑社会。咱们进城，城里挣钱容易些。”
我问：“为什么要进城呢？”
母亲瞪着眼说：“你少操心！还不是为了你？咱们天天在村子里被人欺负，我受够了。”说完，她拉着我又上路了。
当天下午我看到了一道土黄色的城墙，门楼上有两个大字。很多能后我才把这两个字念出来，曲阜。母亲来到鲁国都城里打工，从此我彻底告别了乡村生活。后来我一不留神竟混成了圣人，那完全是机缘巧合或者说是造化弄人。其实以我的智力水平来说，能混口饭吃就算不错了，至少我妈当年就是这么想的。
那年我们初到京城，人地两生，找不到房子住。母亲听说城外坟地附近的房价比较便宜，便在那一带租了间农民的房子。当然房东们也不是纯粹的农民，顶多是城乡结合部的遗老遗少。这些人大多没什么本事，但他们有房子，所以世代都靠房租度日，也算是有闲阶层了。
当时我和母亲都非常羡慕他们的生活状态，母亲曾语重心长地说：“将来咱们要是能在京城混上一套房子就行啦！”
后人将我们这段经历称为孟母一迁，其实我当时真没觉出有什么光彩来。
母亲在一家服装厂打工，厂子的效益不错，生产的服装都是出口转内销的。后来我曾经仔细思索过这个问题，即使生产的是出口服装为什么要转内销呢？难道外国人穿的衣裳比鲁国的高档吗？或许是鲁国人一心想穿外国人的衣服？
母亲的工作是记件付酬的，工作强副非常大，一干就是一整天。由于我们刚进城，城里孩子不知道我脑子慢的底细，所以很快我就交了些新朋友，大家一起玩耍，倒也挺开心的。
日子过得清苦，但比起农村的倒霉岁月来总算是塌实了。我们母子在城里安顿下来，唯一欠缺的是城市户口。
多年后我才彻底弄清楚，我们居住的城市是鲁国的都城，在中原也算繁华富庶之地了，所以都城人大多精明而傲慢。
我们搬到城里住的那年冬天，东北的胡人听说鲁国都城遍地是黄金，便成群结队地来到鲁国都城谋生。他们本来希望发点儿小财，可无奈的是富庶之地多欺多诈，梗直的胡人很容易被职业介绍中心的人装进圈套。不几月他们被职介中心骗光了积蓄，却寸金未得，都成光棍了。
胡人生在苦寒之地，刚烈而野蛮，恼怒之余便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来。他们每人准备了一把铁凿子，专打路人后脑。一凿子上去，非死即伤，而财物则全归了胡人。
都城中心虽然繁华，但富人多捕快也多，所以胡人特喜欢在人烟稀疏的坟地附近行事，如此被劫者即使呼救也是枉然，总不能盼着鬼魂从坟里出来吧？几月之内丧于胡人之手的人命已有数条之多，而都城捕头们大多在歌舞厅唱坏了身子，身体健康的都调到贵族保卫处去了，以至官方无法组织去有效的围捕行动，胡人日渐猖獗了。
最烦心的是坟地附近的住户，大家人心惶惶，每人出门均以铁锅罩头，号称是防患于未然。
虽然坟地周围常有强人出没，但孩子们大多不当回事，他们嘴里应承着家人的恐吓，该去还是去。是啊，孩子们身上没钱，胡人向没钱的孩子们下手，那不是白费力气吗？
再说了，这些年城里四处都在搞经济建设，原有的几个公园都建成了购物中心，只有坟地周围还算开阔，那是孩子们唯一的去处。
一日傍晚，我和小伙伴在坟地里玩捉迷藏。平时这些家伙都能轻易地把我捉出来，那日好不容易我猜了先，终于轮到我找他们了。我四下寻觅，忽然见一条腿从坟茔里露了出来，我大喜过望，拽着那人的脚就往外拉，口中喊道：“这回可算抓住你了。”
万万没想到，一条大汉手持铁凿，于从坟中慢慢立了起来。他口眼歪斜，面目狰狞，恶狠狠地瞪着我。
此时四处隐藏的小伙伴们都跑出来了，他们先是惊呼，然后便一哄而散。我也跟着大家跑，但那日我怀中正好有三文钱叮当做响，那是母亲叫我打酱油的。我担心被大汉抢了去，心中忐忑，跑起来脚下就有些绊蒜了。
大汉一个箭步扑了上来，我躲闪不及被铁凿子伤及后背。我担心他再下毒手，扔掉铜钱，负痛逃窜。
我终于跑回家了，后背上划了条大口子，衣服破了，还流了不少鲜血，母亲抱着我哭到后半夜。
从此我几个月里不敢出门了，听到狗叫都吓得哆嗦。母亲无奈，不得不在房租较贵的闹市地段找了套房子，虽然她心疼银两，但这一带的治安条件总比坟地附近强。
这段故事被后世人称之为：孟母二迁。
鲁国人崇尚礼仪，原本是不大喜欢经商的，所谓的曲阜闹市其实一点都不闹。但严酷的政治形式改变了鲁国人的性格，闹市逐渐闹起来了，而我又开始倒霉了。
当时的鲁国位于列强的包围之中，虽然历史长久又是个礼仪大国，但军力微弱，经济落后，任何国家都喜欢欺负欺负它。鲁国人最擅长的是讲理，一讲起来就一套一套的，常常会在外交场合获得一些赞誉。
实际上弱国都喜欢讲理，强国则根本没那个心思，人家不愿意耍嘴上功夫，人家的拳头厉害。那时对鲁国威胁最大的主要是齐国、楚国。楚国幅员之大让鲁国人简直不敢想象，而齐国之富、居民之众常常能把外国人气个半死。
这两个国家经常派军队骚扰鲁国边境，不仅掠夺财物，偶尔便占上一两座城池，永不归还。鲁国人曾把官司打到了列国首脑——周天子的案上。但周天子早就没有实权了，齐楚等豪强根本不买帐。
后来有个鲁国大夫建议道：“师夷长技以制夷，干脆咱们效仿管仲治齐吧，男者为商，女者为娼，国富兵自强！”
发大财挣大钱是所有人的欲望，建议一经国王采纳，鲁国就开始全民经商了。曲阜城里相继出现了几十家大规模集市，货物云集，声势浩大。但集市的硬件虽然建起来了，客源却不多，因为鲁国人的消费水平不够。所以商户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几乎到了刺刀见红的地步。
我家所住之集市最为热闹，集市主营为批发药材，由于大家都在拼命压低价格，假药就萌生了，到处都是狗鞭冒充的虎鞭，苔鲜假冒的鹿茸，到处是模样怪异的乞丐和违法的临时建筑。商贩们为了争地盘，抢主顾，常常是白刀子进去。然后刀子就和人一起进棺材了。所以这一带斗欧之事天天发生，根本不太平。
我当时七岁，虽然居家周围的环境十分嘈杂，但一来母亲的时间极其宝贵，单身母亲过日子太不容易了。二来孩子们囊中羞涩，连骗子都不愿意打孩子的主意。所以母亲一旦上班，我依然是胡闹瞎玩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