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前后共7次下西洋，每次随行人数均在27000以上，可以想象其庞大的开销费用，而同时期西方的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的人数也不过一二百人，所以说明朝皇帝为了树立国家的“光辉形象”而不惜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更为悲惨的是，郑和在最后一次航海时居然因积劳成疾而不行此时了，当时他已经是63岁的老人了，却还在狂风巨浪中英勇奔波，最后落得个尸骨残留异国他乡，不知远在深宫大院里纵情享乐的皇帝是否有些内疚和忏悔呢？
文字狱，思想专制的有力武器
前文曾经提到过，封建时代的皇帝时不时会通过杀人来巩固自己的威严，同时，这些帝王为了展示“龙威”还有一种惯用的方法，就是发动文字狱。文字狱是扼杀人民思想（特别是文人思想）的专制制度，皇帝和他周围的大臣故意从一些文人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严重者会因此引来杀身之祸，甚至其所有家人和亲戚都受到牵连，这就是所谓的“诛灭九族”。文字狱历朝皆有，但以清朝最多，也最为残酷。
清代文字狱泛滥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清王朝以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身份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汉族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抵抗情绪。在大规模、有组织的抗清武装斗争结束之后，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字作品在民间流传，并与以恢复明朝为目的的反清暴动结合起来，使满族统治不得安宁。
清朝康熙年间，先后发生20多起文字狱。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庄廷鑨的《明史》案。庄廷鑨本是浙江湖州地区的一个富人，他在自己的著作《明史》中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夷寇”这样的“反动词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此事使清廷大为震怒，导致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主犯”庄廷鑨当时已死，却被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雍正皇帝在位时间虽短，但有案可查的文字狱也将近20起，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年羹尧案。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胤禛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蔑视皇权。胤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胤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奋、谨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雍正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不满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92条大罪。雍正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被斩首，或被流放，或被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继位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130余案。其中47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15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可谓是荒唐到了极点。
当时有个举人叫王锡侯，他认为《康熙字典》收字太多，而且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便想出“以义贯字”的方法，把音或义相同的字，汇集一处，编写出了一部名为《字贯》的新书。但是，有人指控王锡侯诋毁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为狂妄不法，要求革去举人，以便审拟。乾隆皇帝翻阅了《字贯》发现在凡例中将孔子、康熙、乾隆的名讳开列，认为“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其实王锡侯是告诉读者对君王或尊长的名字，如何避免直接写出或说出来，也就是如何避讳以防犯上，而作一说明的。结果在《字贯》凡例中反而自己忘记避讳。当他一发现，马上改刻了凡例，不再开列庙讳御名。但是，乾隆皇帝坚持认为王锡侯图谋不轨，将他一家数十口人全部斩首。
其实，在文字狱中，当权者纯粹是“鸡蛋里挑骨头”，他心里明知道所谓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最多也不过是文人酒后发发牢骚而已，作为一国之君，大可不必太过计较，但话又说回来了，既然是一国之君，总要在全国百姓面前“摆摆谱”，杀一儆百才能对广大臣民起到威慑作用，只是可怜那些倒霉的文人了，不幸被抓住了“把柄”，成了封建专制制度下悲惨的牺牲品了。
慈禧摆谱，加速清朝的灭亡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女人大多是勤俭持家的。传统的中国女人总是留给大众一副精打细算的印象。尽管在当今物质生活较为富足的时代，一些年轻女性也难免在物欲横流的冲击下时不时的“奢侈一把”，但是，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那些买东西时货比三家、精于砍价、爱买打折货的“巧媳妇”。如果回到旧时代，一个女人要是不懂得俭省节约，不会过日子，是要被别人耻笑的，甚至不好找婆家。所以，我们在一些影视剧中经常看到这样一些女人，她们终年来坐在炕头上缝缝补补，用一点点口粮养活了一大群孩子，不懂得打扮，不知道享受，她们最精通、最擅长的就是如何小心地计划着生活中的各项开支，如何省钱。她们是那么的可敬与可爱。
然而，如果一个女人有了绝对的权力和地位时，她是不是也会“变质”呢？慈禧太后已经印证了这一点，她贵为太后，却也是个女人，她摆谱之大，要远远超越男人。据记载，慈禧每次洗澡，要用掉可以作为工艺品收藏的精致毛巾40条；她每次吃饭，都必须上100盘菜，而这100盘菜又必须是精心烹制的，所需费用，是平民百姓无法想象的。
据德龄撰写的《慈禧太后的秘密生活》一书介绍，慈禧有一次坐火车去奉天，为了保证她在火车上的伙食水平不降低，火车上光做饭用的炉灶就摆了50个，每个炉灶上配一名大厨和一名专管生火的小厨。经过这些大、小厨师们的共同努力，才保证了慈禧在火车上也能每顿饭都吃上100盘菜。其实，她哪能吃得了那么多菜，仅仅因为她是太后，或者说她掌握着清廷实权，所以喜欢摆谱罢了。
慈禧摆谱得花多少钱呢？有资料证明：慈禧每天的生活费需白银4万两。她如此奢侈，并不是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实际上当时国家的财政已“时艰款绌”了。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北洋海军一直想添置新式战舰，可清廷总是不批准，理由便是“时艰款绌”，挤不出钱购买新战舰。结果甲午战争爆发后，我们的海军因为战舰落后，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虽然添置新式战舰没有钱，但国家再缺钱也不能“难为”慈禧老太太。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60岁的生日。她为自己的生日准备的首饰价值黄金1万两（折白银38万两）；做生日服装花了23万两白银；美化从紫禁城去颐和园所经道路的景点设置与装饰（慈禧生日那天要经此道路去颐和园），花费白银240万两。这位老太太过了个生日，累计花费高达白银1000万两（还不算装修颐和园花费的3000万两白银）。1000万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呢？恰巧相当于重建一支先进的北洋舰队的经费（当时，英国和德国制造的最先进的战舰，每艘售价约为25万两白银）。而建造颐和园的费用，足足可以组建三支强大的北洋舰队。真是不算账不知道，一算账才明白大清国是怎样落后的，当时的大清国已经是贫弱不堪，又怎么能经得起慈禧折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