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柳杨来到了咨询室。
明白我的意图后，她把自己所知道童海明的情况及其家庭成员的情况告诉了我。
童海明生在西安，长在现在的城市。父亲是一个当地有些名望的学者，母亲是市政府的一名中层干部。他上面还有一个姐姐，比他大七八岁，先是在国外留学，后就在当地结婚定居。童海明出生后父母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他，都是姐姐带他玩，姐弟俩感情非常好。在童海明十二三岁那年，姐姐到国外留学去了，这对童海明来说是个挺大的刺激，好长时间打不起精神。平时父母上班，家里由爷爷照看着。童海明从小任性、淘气，除了姐姐外谁也管不了他。想干什么如果做不到就撒泼打滚、摔东砸西，弄得大家谁都没有办法，结果是为所欲为。稍微大些，淘气就更没边儿了。姐姐走时他刚上中学，家里没人管他了，简直无法无天，甚至为了与同学玩都不回家睡觉。为此父亲打他多次也没用，以至父母看着实在没办法也就放弃不管了。参加工作后有时十几天不回家，家里也不找他。这次离家出走四个多月没有消息，父母也没有很着急。
童海明本人身体很好，在体校踢足球，没有听说得过大病；但家族中却不太理想。据说姥爷、爷爷和父亲都有较重的嗜酒癖好，本人也非常能喝酒。据他自己对柳杨说，姥爷和母亲都有精神病史。在“文革”期间，在市政府工作的母亲受冲击得了精神病，后经住院治疗没有严重的影响，至今身体还好。另外，其姨家有一个女孩听说精神也不正常。姐姐身体也很好，家族成员中没有其他重大疾病史。
在交谈中，我发现柳杨虽然性格内敛，说话语速不快，但行事却比较急躁，办事认真，有一定的操控欲。可以看得出她对丈夫是很爱的，为了丈夫可以做一切事。
在谈到童海明自杀行为时，她说自从丈夫回来后一直没有涉及这件事，她也不敢提，惟恐刺激了他。但是柳杨却提供了另一件与自杀有关的事情。
一年多以前，那时童海明的情绪已经很糟糕了，夫妻俩人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正赶上柳杨身体不好，童海明也没有时间照顾妻子，于是建议妻子到西安姐姐家休养一段时间，那时柳杨的母亲也在西安。柳杨理解他的感受，前去姐姐家治疗养病。一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柳杨的身体好转，也惦记着丈夫，几次电话商量回来，但都被他拒绝了。情急之下童海明甚至告诉柳杨，如果不经他的同意回来，他就从十五层楼上跳下去。就这样，柳杨在娘家一住就是十二个月。终于有一天，柳杨在没有与他打招呼的情况下回到了自己的家。也是机缘巧合，当时他并不在家。进门来，柳杨看到家里一片狼藉，到处是灰尘，脏衣服堆在地下，桌子上、墙角里扔着方便面的包装，床上的被子黑黑地团在那里，这哪还像个家呀！
很晚童海明回来了，惊诧地看着妻子，然后就暴跳如雷，叫喊着“你是不是真的希望我从十五楼上跳下去啊”，柳杨莫名地看着他。因为她早已忘记丈夫曾经说的这些话，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要冲出家门，被柳杨死死抱住。渐渐地他平静了一些，开始打量已经被妻子收拾整洁的房子，一股悲哀涌上心头，紧紧抱住妻子放声大哭，为自己的无能、无奈大哭。
从柳杨这里所了解的情况看，虽然童海明自杀经过尚不明了，但其家族中多位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案例，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我把担心告诉了柳杨，并建议她陪同童海明到医院精神专科作检查。柳杨说，在童海明离家出走前半年，她曾陪丈夫到西安某大医院的心理科做过咨询，但他坚决不同意去精神科检查。在医院他与心理医生发生对峙，感觉医生是在压服自己，进行辩驳，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医生借故离开，童海明仍等在那里期待继续辩论，直到其他医生询问“你还有事情吗”，这才离开医院。
我问柳杨那次医生是否给他开药了。柳杨回答医生开了许多药，可他吃了没几天就嫌麻烦不吃了。
我问是否还记得是什么药。她回答说只记得有“碳酸锂”和“奋乃静”，其他的不记得了。
听柳杨说了这些后，我心里更加感到沉重。在精神科用药中，这两种药都是给精神兴奋或有躁狂性质的病人使用的。从医生用药的品种来看，我也怀疑童海明的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抑郁症了，恐怕已经不属于心理治疗的范畴了。
这么多年来，在咨询中只要是来访者表现出较多的精神病性的特征，我必感到内心沉重。客观说，我也知道自己的这种感觉来自何处。
记得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家隔壁的院子里住着一男一女两个“疯子”，年龄相仿，估计在40岁左右。可巧的是他们有着某种亲戚关系，至于是什么样的关系我那时搞不清楚，现在就更搞不清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那两个“疯子”许多年无论冬夏，总是穿着一身露出棉絮的破棉袄。夏天我穿着裤衩、背心在街上玩，满身大汗，热得不得了；那两个“疯子”穿着那身破棉袄，把扣子解开，依稀可以看到破棉袄上被汗水湿得一片一片的汗碱圈。每次我都想：他（她）多热啊！那时北京的冬天寒冷无比，可以看到被冻裂的土地，我穿着棉衣、棉裤和“棉猴”（一种戴帽子的棉大衣）上学都冻得哆嗦；有时在路上可以看到他或她，依然是那身破棉袄，在风雪中缩成一团，躲在哪家大门的门洞里。那时我的心就似乎变得很重很重，赶紧用劲儿裹紧大衣跑开。这种情景我好像见了五六年，直到我都快小学毕业了，有时还能见到他（她），后来不知道何时就再也看不见了。但当我每每在咨询中遇到怀疑这类疾病的个案时，我的心就不免变得格外沉重。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与童海明再做一次交流。之所以这样做的内在动力我清楚：要么是想弥补上次自己的过失，要么是想核实真实的情况，要么二者兼而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