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戴纶和林长懋被押解到京后，朱瞻基又下诏由自己“亲审”。没想到的是，戴纶、林长懋他们二人毫不畏惧，竟然又在百官面前大胆谏言，斥责朱瞻基的种种过失，这一举动更激得朱瞻基龙颜大怒，立即下令将戴纶就地处死。本来朱瞻基是想将戴纶全家都满门抄斩才解恨。但经过杨士奇等人的苦苦相劝，力言此举恐怕会引起众人的非议，朱瞻基执拗不过眼前这些大臣，只好再次“虚心纳谏”，杨士奇等人也因此救下了无数无辜的性命。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戴、林二人的父亲——河南洛阳知府戴贤，太常寺卿林希文都被打入了大牢，终究没能忍受住牢狱之苦，惨死在了牢中。
事情到这儿还没结束，不知道朱瞻基是不想留下任何祸患，还是认定戴纶真的犯下了滔天大罪，他又再次下令：凡是与戴纶家有联系的“十族”，其家产全部充公。对于青年男女，比如未婚男子、未婚女子都被发配宫中，一辈子为奴为婢；对于弱势群体，比如老人、妇女都被流放边疆。不幸的戴纶终于没能逃过一劫，被判处死刑。而他的好友林长懋，也被判入狱。但他比戴纶幸运一点儿，原因是他在广西任职的时候一向为官清廉、造福一方。事发后，当地的百姓组织到京城“上访”，为了不扰乱民，朱瞻基只得对他“网开一面”。但终究却未能逃过十年牢狱之灾。直到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才赦免了林长懋，命他继续担任郁林知府，在当地颇有政绩，印象也很好。
戴纶作为一代帝师，本应该宦途似锦，但可惜的是，他却因为直言遭来杀身之祸。而当年与戴纶一起辅助朱瞻基的陈山、张瑛二人，却以逢迎谄媚一再得宠，后来陈山、张瑛都官拜内阁大学士。后来，虽然明宣宗朱瞻基以陈山、张瑛品行不端、性格怪异，而有意疏远了他们。但与戴纶的不幸遭遇比起来，已是天壤之别。
南北取士，大明王朝的“高考”
提及“科举考试”四个字，很多人将其比喻为如今的“高考”。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不久，于洪武三年（1370年）正式开科考试。这对于“马背上打天下”的朱元璋来说，守业更比创业难。要想长治久安，就要施以教化，推进经济文化发展，才能让黎民百姓过上好日子。国家要发展，关键在人才。为此，朱元璋专门做出规定，以后选拔“公务员”，全部由科举考试来选拔。
自古“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未来局势的发展正如朱元璋所预料，士子们想当“公务员”，就像朱元璋当年想当皇帝的心情是一样的。自实行“科举考试”以来，天下读书人纷纷为之响应，人心思定，社会发展，稳定了政权的同时，也为朝廷选拔了诸多优秀的人才。后来，由于国内和周边局势的各种影响，中间停考了好几年。直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再一次恢复了科考制度，而且正式颁布了新的“科举考试”，为大明王朝的“南北取士”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南北取士”其实是在仁宣年间确立的，但它的“导火索”却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南北榜之争”。
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明王朝迎来了其“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有点强迫症的朱元璋经过反复斟酌，终于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这次考试的主考官。
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士，是元朝的旧臣。在元朝末年，他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明朝建立后，他更是贡献多多。比如，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由他制订，还有明初的刑法《大诰》也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人们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同时，他还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当时的人们对他印象很不错，说他是“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领袖人物。这一次，朱元璋选择他为主考，不仅是对他的认可和信任，也是对这次科举的莫大期望。
等到三月殿试时，陈获得第一名，尹昌隆获得第二名，刘仕谔获得第三名，是为春榜。据统计，此次科共录取宋琮等进士一共52人，有点凑巧的是，这次录取的居然全部是南方人，故又称南榜。那些北方举人不知是何原因，全部落选了。待公布完录取榜单后，一瞬间舆论哗然，尤其引得那些北方举人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指责主考官刘三吾，说他因为自己是南方人，就包庇南人，毫无节制地压抑北方人。六天过去了，会试落第的北方举人依然不肯泄愤，反而变本加厉，联名上书，跑到明朝礼部鸣冤告状。而在南京街头上，还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轿子就跑上去告状。一时间，街头巷尾各种传言纷飞，有人说主考是收了钱的，也有人说主考在搞“地域歧视”，各种说法让主考们自己也有口难辩了。
坏事传千里，很快消息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朝堂上下为之震撼，先后有10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务必要彻查，还那些落榜的北方举人一个公正。这时候，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考试有鬼。朱元璋本人为此也很是恼怒，马上下诏，成立了12人的“调查小组”，特命侍读张信﹑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局校书严叔载﹑正字董贯﹑王府长史黄章﹑纪善周衡和萧揖，以及已经殿试取录的陈﹑尹昌隆﹑刘仕谔等人，在落榜试卷中每人再各挑选十卷进行阅读，增录北方举人入仕。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到该年四月末终于做出调查结果。但是，这次的结果再一次让朱元璋瞠目结舌，经复阅后上呈的试卷，真的文理不菲、无可挑剔。可以断定的是，这次考试所录取的51人皆是凭自己的才学录取的，没有任何问题。
结果一出来，再次引起各界的哗然。那些落榜的北方举人依然不服气，再次上疏朱元璋，有人上告说张信与刘三吾相勾结，故意挑出北方举人的劣等试卷送呈皇上，并且严厉指责这是一种欺君罔上的行为。朱元璋大怒，五月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三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抓住了刘三吾在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再次认定刘三吾是“反贼”，随后便把他发配到了西北。其他涉案的诸官员也未能逃此一劫，都受到了严惩。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过刘三吾的授意，最后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幸运免罪。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举人，这才救了自己一命。
尔后，朱元璋决定亲自阅卷，录取了任伯安等61名为进士。同年六月殿试，黄观获得第一名，韩克忠获得第二名，王恕获得第三名，是为夏榜。因录取的61人全是北方人，故又称北榜。这就是著名的明代“南北榜之争”，又被称为“春夏榜之争”。
朱元璋的一系列作为，虽然暂时缓解了科考矛盾，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了明仁宗时期，录取名额不均衡、不公正的问题依然没能消除。为了能够彻底地缓解矛盾，明仁宗征求了大学士杨士奇的意见，决定以后实行“南北分省取士”。又过了不久，明仁宗去世了，刚刚登上宝座的明宣宗又继续采用了明仁宗的政策，分省取士，分配名额，力求做到“一碗水端平”。这看似“一碗水端平”的做法，其实也凸显了当时潜藏已久的不正当竞争。
明称贤相，必首“三杨”
明朝曾经流传这样一句话，“明称贤相，必首三杨”。所谓“三杨”，就是指明朝前期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三个人。他们都是历任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四朝(1403-1449年)的重要权臣，在朝臣中德高望重、声誉卓越，是股肱之臣，可称得上是明朝前期政坛上的“元老级”人物。
他们三个人因为居住地和郡望都不一样，为此，人们称有学行的杨士奇为“西杨”，称有才识的杨溥为“南杨”，称有雅操的杨荣为“东杨”。也正是在他们三个人的大力辅佐下，明朝在洪武之后的半个世纪内，呈现出“天下清平、朝无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的大好景象。他们的功德和政绩，在杨家的族史上留下了最为光辉的一笔。他们三人的确是功德无量、居功至伟。
杨士奇，江西泰和人。在他年幼时，因为出生贫寒，父亲又早逝，孤儿寡母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难上加难。被逼无奈之下，母亲也改嫁了。为了能够生活自立，他便在湖广一带当了教书先生，过着平静的日子。直到建文初年，在王叔英的极力举荐下，他以布衣身份进入了翰林，充任编纂官，并参与了《太祖实录》的编修工作，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到永乐初年，他又与明朝第一才子解缙等人被朱棣一起选入内阁。等到明仁宗即位以后，因为一直备受仁宗的信任与恩宠，他又以东宫旧臣的身份，被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并长期主持内阁，这也是他仕途最得意之时。明仁宗去世后，他继续成为明宣宗朱瞻基的首席顾命大臣。
杨荣，福建建安人。他警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然而，由于他恃才自傲、狂妄自大，总是容不下他人之过错，常与同事产生过节纠纷。甚至还经常接受边将的馈赠，惹得不少人非议。建文二年，杨荣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建文四年，等到朱棣进入南京之时，杨荣便和解缙、杨士奇等人一同迎附。永乐初年，因为他思维敏捷、足智多谋，深得朱棣的大力赏识，并多次跟随朱棣北征，规划边务、参决军事，他的贡献最为突出。明仁宗即位后，他又先后被升为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到了明宣宗的时候，又加少傅，赠太师。明英宗正统五年去世。
杨溥，湖广石首人。他和杨荣同为建文二年进士，同授编修，但是他们两人的仕途经历却大不相同。杨荣因其后被检入内阁，又跟随朱棣北征而成为永乐帝的近臣。而杨溥却在永乐年间被太子朱高炽封为洗马官，成为太子身边的官僚，也因此遭到汉王朱高煦夺嫡的再三陷害，一度为这场夺嫡斗争而入狱，一入狱就是十年。但是，他在牢房中依然读书不辍。直到明仁宗即位后，杨溥才终于获释，并主持修建了弘文阁。宣宗即位后，杨溥又进入内阁，开始与杨士奇、杨荣等大臣共掌机要，并升为礼部尚书。待到正统初年，“三杨”便完全以“三朝元老”而构成了一个稳定的“政治三角人物”。
“三杨”中，先来说杨士奇，他先后受到过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三位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也因此引来其他大臣们的妒忌。仔细算来，他在文渊阁处理政事足有四十年，在明朝的任职时间算是最长的了。为官多年，他一直本着顾全大局、不计小处、兢兢业业的态度，不仅关心民情，请求减免赋税，缩减官田，审理积案，减汰工役，还想尽一切办法安抚逃民，惩治那些贪官污吏。为此，他深受广大百姓的爱护和拥戴。又因为他慧眼识人、善于选拔新人，他推荐的于谦、况钟、周忱等人后来也都成了明朝名臣，他的功劳的确不小。
再说杨荣，他在文渊阁任职的时间没有杨士奇长，好像只有38年，但也很不错了。他凭借机敏通达、善于观察、多谋能断的诸多优点，深受朱棣的赏识。人们都知道，朱棣一向脾气暴躁，每次遇到大臣议事未决，就总是大发雷霆，迁怒于朝臣们。但是，只要杨荣来到朝堂，朱棣马上就会变怒为喜。毫无疑问，议事自然也会有个好的结果。此外，杨荣曾五次随朱棣出塞，两次巡边，立下军事大功。皇室对杨荣的优遇可谓是厚重多多，这是其他人所不能比的。但他却从未因此恃宠骄矜，一直在坚持着他“事君有体、进谏有方”的本分。杨荣的一生竭尽才智、安定社稷、爱民亲仁，尚不失为贤相。
最后说杨溥，因为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情感，以至于他没有杨士奇、杨荣那样优秀、那样卓越。但是也正因为他成熟、稳重的个性，朝中的许多大臣都从心底里佩服他、支持他。明宣宗也十分信任这位阁臣，对他提出的建议也总是认真对待、虚心接纳，君臣关系甚是要好、融洽。在“三杨”执掌内阁的这段时期，被认为是明朝国力最强、政治最清明的时期，也呈现出了“仁宣之治”的局面，这种盛世局面的形成，“三杨”功不可没。
他们三人，不仅在政治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在文学上也有着很高的造诣。明朝建立以后，随着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也逐渐形成了许多新的文学流派，“台阁体”就是明代出现的第一个文学流派，它的代表作家就是“三杨”。其中，杨士奇的代表作是《东里文集》，杨荣的是《杨文敏集》，杨溥则有《文定集》。多年来，由于“三杨”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而且文学成就也突出，这使得那些追逐功名利禄的士人们垂涎三尺，也开始拼命学习。得官之后，他们又竞相摹仿传习，以致相沿成风，成为影响很大的一个文学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