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基达林斯基大尉说得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永远不会是日本人悠闲散步的草地，而是埋葬他们的坟场——此时，被残暴的侵略者所激怒的中国人，举国上下，无论是军人学生，还是工人农民，无论是社会贤达，还是贩夫走卒，早已众志成城全民皆兵，无时无刻都在渴望着同侵略者拼命。
迫降在湖边沼泽地里的苏霍夫，他担心此地的人发生误会，把他们当成了敌人。他的这种担心，绝不是多余的。
就在1个多月前，驻在武汉的苏联空军志愿队根据前线指挥部的指令，派出1架N15飞机，飞临安徽凤阳、蚌埠等地侦察敌情。在飞机进行低空侦察时，遭到日军地面高射炮火扫射，机身中弹受伤。驾驶员科里可夫与领航员霍斯金也是驾着受伤的飞机，沿着淮河想返回基地。由于飞机油箱漏油，燃油殆尽，正当他们飞过霍邱正阳关时，看见一大片平坦的地面，就准备强行降落。
但，当他们降落时才突然发现，原来这所谓的平地是一片偌大的湖面（即安徽霍邱县西湖）。飞机燃油即将耗尽，此时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只好在湖边迫降。飞机刚一降落，四周的乡民一看有“鬼子的飞机落在湖边”，就纷纷拿起锄头、铁镐、棍棒飞奔而来。
“鬼子的飞机落下来了，乡亲们，打鬼子！打鬼子呀！”人们疯狂地呐喊着，从四面八方朝飞机迫降的地方涌了上来。
科里可夫与霍特金刚爬出机舱，脚还没落地，跑在前面的乡民不由分说，一拥而上，就把两人拖下飞机来！只听一声喊“打”！立即棍棒交加，就把两个飞行员打倒在地。不管两人如何挣扎，“哇哇”乱叫，但乡人们听不懂他们在喊叫什么，依然照打不误。
正在科里可夫二人快要被打死时，有人跑去报告附近的一个乡绅说：“湖边逮住两个日本人”。这个乡绅赶紧跑到湖边一看，顿时感到十分蹊跷，他见两个“日本人”都是黄头发、蓝眼珠、高鼻梁——咦，这不对呀！因为他早就听说日本人很像中国人，而眼前这两个人同日本人却大相径庭，于是他马上制止了乡民们对二人的暴打，并赶紧派人到县政府去报告。
县政府的主任秘书李林翰是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会说几句简单的英语。他来到湖边一看，见是两个人明显不是东洋人，就用英语向他们发问，但两人只是痛苦地摇头。经过一番甄别，李林翰初步断定这两个飞行员是俄国人。
但在霍邱这个偏僻的地方，哪里去找会俄语的人呢？此时，科里可夫与霍斯金两人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能行走，于是李林翰就叫老百姓用门板将两人抬到了县政府。霍邱县城不大，不到一袋烟的工夫，“逮到两个开飞机的俄国人”的消息，就传遍了全城。此时，有人到县政府报告：高塘集有一个王姓的人，以前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过俄文，回到家乡后，教书没人要，一直在家里闲着。
县长闻讯，立即派人用轿子，连夜到距县城六七十里的高塘集去请这位会俄文的先生。可派去的人见到这位王姓先生后，他却说道：“我的俄文早就荒废了，现在哪里还能和俄国人对话。”可县政府的人一再坚持说：“全县只找到你一个人会说俄国话，你好歹总能和两个俄国人对付几句，不然我们对这两个人一点不了解，万一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我们把他们放走了，那就是放虎归山呀！”
如此，这位王姓的先生才勉强答应，连夜坐轿子赶到了县政府。见到科里可夫与霍斯金后，他一句“哈啦绍”，立即就打开了僵局。尔后，王先生结结巴巴地和两个飞行员对话后，才了解了大致情况：原来他们是苏联援华志愿队的空军，是由武汉起飞到前线侦察敌情，被日军地面部队的炮火击中，机件损坏，才迫降在湖边的。由于当地农民误以为他们是日本人，就将他们暴打一顿，不是那位乡绅制止，恐怕他们早就被打死了。
哦，原来如此！
县政府了解情况后，立即报告了阜阳专员公署。专员公署马上命令将两个苏联飞行员妥送阜阳，并立即电告了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军委会立即回电称，派专车接两个飞行员去武汉。霍邱县这才慌了手脚，要用轿子把两个飞行员抬去阜阳，但科里可夫与霍斯金坚决不坐轿子，说“那样不人道”。县政府只好雇了3辆皖北供当地人坐的“架架车”，连同俄文先生一起送到阜阳，军委会派来的汽车才把他们3人一起接到武汉。
这件事令人既痛心疾首，而又啼笑皆非。但中国农民毒打苏联飞行员的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军委会这才猛然醒悟到，由于中国广大农民缺少文化，偏僻的农村更是和外界很少交流，难以分清哪些外国人是日本人，哪些是苏联人，才发生了暴打苏联飞行员的事。如此，他们除了向苏联受伤飞行员赔礼道歉、进行抚慰外，想出了一个办法：在苏联飞行员穿的夹克上，用白油漆写上“洋人来华助战，军民一体保护”12个大字，以便让广大农民能对他们加以识别——因为他们知道乡下的农民分不清什么美国人、英国人或苏联人，就统称为“洋人”；为了加大保险系数，还给每位苏联飞行员发了1张丝帕，丝帕上除了夹克上写的字样外，上面还印有国民政府的文字说明和鲜红印章。
现在，波雷宁他们迫降在这里，这件夹克和丝帕便派得上用场了。
波雷宁挥舞着手中的丝帕，主动跑过小河，让不断涌上来的人们看他夹克上的文字，看他手中的丝帕。
“哦，原来他们是来帮助我们打日本鬼子的洋人哪！”人群中有识字的人看了看波雷宁夹克上和丝帕上的文字，特别是看到上面有国民政府盖的鲜红的大印，顿时激动起来，大声对那些拿着刀枪棍棒的人叫道，“乡亲们，打不得、打不得！他们是来帮助我们打日本鬼子的洋人！”
“欢迎、欢迎我们的朋友！”当地的村长闻讯赶来，拉住波雷宁的手，连比带划地对他说，“鄙人姓许，名福东，是这里的村长——你们辛苦了，先到我家喝口水、吃点东西，休息休息。”
“我们、我们的飞机……”波雷宁指了指陷在沼泽中的飞机。
“这个你放心，我会找专人替你看好，叫大家帮你拖出来的。”那位许村长说。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波雷宁赶紧招呼出苏霍夫二人，跟着那位村长到了他的家里。
在那个村子里，波雷宁等人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贵宾般的礼遇。为了欢迎几个来中国帮助打鬼子的洋人，村子里还专门杀了一头猪招待他们。
当天下午，这里动员了一两百个身强力壮的村民，他们喊着号子，人拉肩扛，硬是将这架受伤的飞机从沼泽地里拉了出来，并推到了大路上。许村长连夜叫人报告县政府后，第二天县政府来人，指挥当地的村民沿着大路将飞机拖到了长江边上，然后用一艘拖轮和驳船把波雷宁他们的轰炸机拖回了武汉。
“中国人好！我们朋友的、朋友的……”波雷宁临上船时，再三对许村长和那些来送他们的村民致谢道。
中国的老百姓从来都是嫉恶如仇、爱恨分明的。
另据苏联空军志愿队飞行员普希金回忆道：1938年7月23日，他们在完成轰炸安庆附近日军军舰的任务后，驾驶的轰炸机同样遭到7架日本战斗机围攻。战斗中，他们英勇还击，在击落1架敌机后自己的飞机也被击中，不得不迫降在一片稻田里，随即他们也得到中国军民的及时救助。村民们把他们背出稻田，随后抬着机枪和伞具，鸣放着鞭炮把他们送到村长家里过夜。随后，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下，他们骑马、乘汽车和火车，两天两夜后被送回汉口。回到汉口，误以为他们早已牺牲的战友们，把他们盯了半天不敢相认，随后一阵欢呼，一拥而上，把他们抬起来抛向了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