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说：你种下什么因，就会结出什么果——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儿时，作者屡屡听见父辈们讲起重庆遭受大轰炸的情形，讲起重庆市民在大轰炸中的惨状，讲起苏联空军在我家乡境内击落日本飞机的事情，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便埋下了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仇恨，埋下对侵略者复仇的种子。
无独有偶，2010年作者在采写《鹰击长空——歼10总设计师宋文骢的传奇人生》一书时，曾听宋文骢讲起他毕生从事歼击机设计制造的动因，竟然也是日寇在轰炸他家乡时，就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仇恨和复仇的种子。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宋文骢是云南昆明人。
留在他童年记忆中的昆明，是一个叫人哀怨和惆怅之地。
在他出生的年代里，军阀连年混战，天灾人祸频仍不绝。整个滇桂黔地区，已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他出生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我东三省。紧接着，卢沟桥炮响，日本人又占领华北，继而华东华中沦陷，日本人攻占南京武汉后，侵略者的铁蹄直逼桂滇川黔。沦陷区的人们，扶老携幼纷纷逃往内地。那时的昆明城，每天都涌来数不清的逃难人群和溃败的军队。难民、伤兵、乞丐、死亡、惊恐、饥饿……充斥着这座古城。高原纯净的天空，几乎每天都被凄厉的防空警报声撕碎，美丽古城被日本飞机炸得伤痕累累！
据美国人饶世和在《中国航空史话》记载，日本人在中国发动的空中轰炸中，使无数的中国城市和乡村化为焦土，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死伤，以及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日本《战略轰炸报告》吹嘘道：“开战以来，攻陷南京武汉之后，在战略上尤以重庆、成都、兰州、昆明为轰炸重点，不间断轰炸袭击，以示威慑，瓦解人心……1938年7月16日，第5航空师团远程轰炸机27架3批次轰炸昆明，炸毁重点目标40余处，全城淹没于火海；1939年5月15日，远程轰炸机27架伺机再次攻击了昆明，摧毁半个市区……”
“在我小时的记忆中，似乎满街都是难民和伤兵，时常见到的都是焦土和弹坑。日本人的飞机，几乎每天都在头上盘旋，隔三岔五就来轰炸昆明。整个城里的人，每天惶惶不可终日。”宋文骢回忆道，“警报一响，全城的人就乱作一团，大人就带着我们躲警报。我是老大，跑警报时，小小年纪还必须背着弟妹跑。那样的日子，几乎伴随着我的童年和少年……”
时隔几十年，这样的记忆，对他来说依然是那么刻骨铭心。
“当时，中国也有飞机，但我们的飞机太少，打不过人家；地面上也有高射炮，但总把日本人横冲直撞的飞机打不下来。日本人的飞机基本都是集群而来，像一群群马蜂，每次来都是27架。这些飞机有时飞得很低，肆无忌惮耀武扬威，我们躲在郊外的野地里，不但能看见机身上血红的标志，有时还能看见日本飞行员的影子！”
这样持续不断的空中轰炸，在一个儿童心底里留下的伤痛那可想而知。
他8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日本飞机又来轰炸昆明。他家住在金碧路司马巷巷尾。下午，他跟着母亲跑警报回来，三牌坊和他家附近也被日本飞机轰炸，留下巨大的弹坑和烧焦的房屋。在他家前面的巷口，一群悲愤的人围着一张破烂的席子。这张席子下，是一具被炸弹炸得支离破碎的老人尸体。他和母亲挤进人群，跟着众人唏嘘难过不已。他还揭起席子，看了看这位死不瞑目的老人。
善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都平静地生活在这里，从来就没想去欺侮谁，从来也没去招惹过谁。可这日本人却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轰炸我们城市，轰炸我们的房屋，炸死我们的小孩和老人，真是可恶可恨！8岁的宋文骢，从那一刻起，他的心里不知是充满了愤懑，还是充满了仇恨。他默默跟着母亲回家，快到家门口时，他突然对母亲说道：“等我长大了，也要开飞机去‘东三省’，去炸那些日本鬼子！我长大了，一定要发明一种‘找机弹’，把那些可恶的日本飞机打下来！”
目睹了这惨烈一幕的母亲，还沉浸在哀伤和悲愤之中。她回过头，看着年仅8岁忿忿而语的儿子，不知她是感到吃惊，还是感到欣慰。
要说宋文骢这辈子与飞机结缘，或许可以从这样一个幼童的心底，窥见些许萌芽的影子。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特别是用燃烧弹摧毁中国城市的行径，这给了后来的美国人关于战略轰炸的启发和灵感。珍珠港事件之后，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使用原子弹之前，同样采用炸弹与燃烧弹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轰炸。日本城市的建筑结构也与重庆相似，他们同样在火烧连营之中，遭受财产重大损失、人员惨重伤亡的报应——当然，此是后话了。
在日本人持续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时，驻守在重庆与成都的中苏空军，在空中力量存在巨大悬殊的情况下，面对像一群群马蜂似的扑来的日本飞机，他们顽强升空作战，以少击众，屡屡对日机进行拦截和打击。这期间，他们除了护卫重庆，减轻日机对重庆轰炸损失外，还主动出击，频繁战斗，也取得可观的战绩。
2月5日，苏联空军志愿队12架轰炸机远程轰炸了山西运城日军机场，炸毁敌机40余架；2月9日，中苏空军轰炸了芜湖日军军舰，炸毁军舰1艘、日机1架；2月15日，中苏空军又击落来前来偷袭的日机8架；3月24日，中苏空军袭击广州机场，摧毁敌机10余架；4月9日，击落前来袭击的日机2架；5月3日，击落来渝轰炸的日机7架；5月12日，击落来渝轰炸的日机3架；5月25日，苏联空军志愿队再击落来渝轰炸的日机1架；6月11日，击落分袭重庆和成都的日机5架……
《江津县志 军事志》第五章“防空”一节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述：“民国27年冬，日本飞机开始对重庆和四川进行大规模轰炸，苏联与中国空军，护卫着陪都重庆及其余州县，屡屡和日寇飞机进行激烈空战，击毁击伤日寇飞机多架。民国28年5月25日夜，日本1架重型轰炸机被援华苏联空军击中，坠落于江津真武乡外迁村。”
知名作家肖建亭少年时亲眼目睹了这一情景：那时，肖建亭和姐姐在重庆“5.3”、“5.4”大轰炸后，疏散到了江津县。他记叙道：
1939年5月26日清晨，在我们借住的乡村里突然发生了一场躁动，四乡八里的乡亲们都往一个叫外迁村的地方涌去。我和姐姐也夹杂在这涌动的人群之中。当我们来到笋溪河边时，只见1架涂着红膏药标志的日本轰炸机深陷在一块稻田里，机身上还在冒着袅袅的黑烟，飞机周围有士兵警戒着。机上共有7名日本飞行人员，已经全部死亡，没有1个活人。这些日本飞行员的尸体已经被人搬出，一顺溜地摆在稻田旁边一个小学校的院坝里，无数的村民正在那里围观。不少人愤怒地咒骂着，不时还有人拿起石块泥块对着那些尸体砸去，还有不少人对着那些尸体吐着口水。我那时人小，也跟着大人们对着那些尸体吐口水……
《中国事变中帝国海军行动》中有着这样的记载：“5月25日，山上少校指挥第1空袭航空队26架轰炸机，利用明月对重庆进行第4次空袭，晚9时出现在敌上空，瞄准市街东部的军事委员长行营，弹如雨下，炸毁许多重要军事设施，多处起火。敌起飞6架苏制飞机向我机群攻击，我数机中弹，1机勇敢冲入敌阵自爆……”
日本人讲的那架飞机“冲入敌阵自爆”一事，无非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实际上，这架轰炸机被苏联空军志愿队飞机击中后，操纵系统被毁，飞机逃出火网后，竟糊里糊涂朝着与汉口相反的方向飞去，最终坠落在长江上游江津境内的这块稻田里。“飞机坠落之后，当地军民立即携枪带棒围了上去，但机上已经没有1个活人。第二天一早，重庆防空司令部第1科科长张士伦赶到江津察看，在机内找到8张地图和书籍、日记本之类的东西。”
正如本书前言所述：这架日机的残骸和7具飞行员尸体运至江津县城后，将日机飞行员尸体葬于县城南安门外的乱坟岗上，飞机残骸则在县城公园内建一“中苏友谊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