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红军的作战任务和兵力使用原则，毛泽东于8月5日在给朱德、周恩来的电报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电报指出，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问题，“红军担负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出击侧面的扰乱、钳制和打击，协助友军作战”，这不是“独挡一面”的意思，均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的意思。红军“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对于使用兵力问题，提出“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
8月10日，毛泽东在给彭雪枫的电报中，又强调了红军“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红军应向“敌作侧面的袭击战，以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8月17日，毛泽东在给张淮南（张冲）转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又提出了“在独立自主的指挥与游击战山地战原则下受阎百川（即阎锡山——引者注）节制。”
毛泽东在这几封电报中所阐述的红军作战的原则、战略方针、兵力使用的原则、作战的任务，尽管还不太系统，但对于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红军，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后来我军的“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的提出，作了必要的准备。
当八路军向晋东北、晋西北抗日前线急进时，沿平绥铁路西进之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于9月13日占领大同，并以一部沿平绥路继续西进，夺取包头，控制平绥全线；主力则沿同蒲铁路南下，直趋雁门关国民党军防线。与此同时，敌华北方面军之第5师团，则由宣化、怀来经浑源、灵丘直逼茹越口、平型关国民党军内长城防线。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审时度势，于9月17日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敌之战略计划是以大迂回姿势，首先夺取太原，威胁平汉路国民党军之侧背而击破之，以夺取黄河以北地区，进而威胁河南、山东侧背并夺取山东，实现其侵占华北五省的企图。据此判断，恒山山脉必将成为敌夺取晋察冀三省之战略中枢。因此，原定八路军全部集中在恒山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已不适宜，如不改变必将陷入敌之大迂回中，处于不利地位。为了在战略上处于机动地位，以便更有力地打击和钳制敌人，援助友军，为了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并壮大自己，以利于长期支持华北抗日游击战争，所以必须改变原来全部集中于恒山地区的部署，采取分散配置、控制四方的战略部署。据此，第120师须转向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第129师准备进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第115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步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中。20日，毛泽东再电指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于立足的”。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总部迅速变更部署，令第120师转向晋西北开进，第115师进军晋东北，第129师转向晋西南地区。
毛泽东依据战局发展趋势，适时改变我军的战略部署，将原定三个师集中部署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的计划，改变为分别依托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向着敌占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取四面包围的态势。这对于八路军摆脱敌之迂回包围，扩大回旋余地，以及各师的相互策应，保持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和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军战略部署的变更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对于我军的战略方针，1937年8月下旬在洛川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规定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方针的内容是随着战争情况的发展变化，逐渐丰富起来的。为了加深八路军指战员对这一方针的理解，以保证顺利实施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并使友军了解与同意八路军这一方针，毛泽东于1937年9月间多次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刘少奇等，进一步阐明了八路军的战略方针。
9月12日，毛泽东在拟给南京彭德怀的电报中，指示应向国民党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他指出这个原则的内容包括：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9月17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的电报中，根据华北敌情的新变化，认为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毛泽东指出：“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等，毛泽东对我军今后行动采取了新的战略部署。
9月24日、25日、29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的电报中，进一步阐述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及在华北争取游击战争的作用与意义。
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对于指导八路军实现由红军时期的正规军和运动战向游击军（主要指分散使用兵力而不是指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八路军的发展壮大，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抗战时期的发展，丰富了新的内容。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八路军总部于9月21日和25日，先后对各师发出指示和训令，要求各部队“应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求得消灭敌人小部”，同时，立即在我军所到之处“独立自主地担负起群众工作”，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游击队，发动群众游击战争，开创持久的胜利发展的局面。
9月中旬，第115师进至晋东北平型关附近。这时敌第5师团正由浑源、灵丘向茹越口、平型关进犯。为配合友军阻止敌人进攻，保卫山西腹地，第115师即遵照八路军总部关于在灵丘与平型关之间侧击敌人的指示，组织各级指挥员勘察地形，最后决定在平型关东北之关沟至东河南镇之间，利用谷深路窄并便于我军隐蔽和发挥火力的有利地形，抓住敌自开战以来长驱直入、未遇有效抵抗因而骄横、疏于戒备的弱点，采用伏击战术歼灭进犯平型关之敌。并据此确定了战斗部署：以一个团“拦头”，截击敌之先头部队；以一个团“斩腰”，分割歼灭敌行军纵队中间部分；以一个团“断尾’，切断敌之退路并阻击增援之敌；以一个团为预备队。
9月24日夜，各部冒雨进入伏击阵地，并完成一切战斗准备。
25日晨7时许，当骄横而毫无戒备的敌人行军纵队完全进入我伏击地域时，在师首长统一号令下，全线突然开火，并乘机发起冲击，分割围歼敌人，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人在飞机掩护下疯狂反扑，企图突围，我军英勇顽强，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打退敌多次反扑，至13时战斗胜利结束，歼敌第5师团第21旅团共1，000余人。第5师团是日本常备师团中的精锐部队，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官兵极富“武士道”精神，战斗力很强。我军以劣势装备歼其千余人，极为不易。因而，这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鼓舞了全国民心士气，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但由于国民党军茹越口防线为敌突破，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侧后，于是国民党军放弃内长城防线，退却至忻口东西预设阵地，抗击敌人。为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太原，八路军总部令第115师向冀西、察南地区出击。该师先后收复灵丘、蔚县、平山、唐县等县城10余座，切断张家口至代县间敌后方补给线。与此同时，第120师以一部挺进雁门关外，收复平鲁，威胁大同，主力则于雁门关南北伏击敌之运输车队，连续获胜，并切断了大同至宁武间敌后方补给线。10月19日，第129师先头团，夜袭代县阳明堡机场，毁敌机24架。八路军上述作战行动，使进犯忻口之敌后勤补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敌华北方面军遂以2个师团兵力沿正(定)太(原)铁路西进，配合其忻口正面进攻的部队攻取太原。至此，山西遂成为华北敌军的主攻方向。
为协同友军阻击沿正太铁路西进之敌，八路军总部遂令第129师和第115师主力转向正太路上作战。第129师先后取得长生口、七亘利等战斗的胜利。刘伯承师长判断敌可能按“兵无常势”的一般原则，认为我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的心理，决定继续在七亘村设伏，结果敌人再次遭我伏击。两次七亘村伏击战，我军仅以30余人的伤亡代价取得歼敌第20师团辎重部队400余人的胜利。然而，由于防守娘子关的友军败退，致使敌人得以西进，威胁忻口、太原的侧背。为阻击敌人，掩护友军，八路军总部率第115师主力迅速南下正太路，并与第129师先后在黄崖底和广阳镇打击敌人，歼敌第109师团和第20师团共1000余人，迟滞敌人达一周之久，从而使娘子关和忻口、太原的友军得以安全撤退。11月8日，太原失守。
自平型关首战告捷至太原陷落，八路军在1个多月中共作战100余次，歼敌1.1万人，有力地配合了友军作战，深得友军和全国人民的赞誉。
日军侵占太原后，继续进攻。在华北，沿平汉路南犯之敌，于11月上旬突破第一战区漳河防线，进占大名和豫北重镇安阳；沿津浦路南犯之敌，于11月中旬进至齐河、济阳黄河北岸，并准备渡河攻占济南，夺取山东全境；沿同蒲路南下之敌，于11月中旬进占太谷、平遥。至此，国民党军已退出冀、察全境和晋、绥大部以及山东北部地区。敌华北方面军以第一军主力在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协同下，对活动于晋察冀边区、晋西北和晋东南严重威胁其后方和交通线安全的八路军进行大规模围攻，企图消灭或驱逐八路军，以确保其后方特别是平汉、同蒲、平绥、正太等主要铁路交通线的安全。
面对上述形势，毛泽东于11月8日和13日，先后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分析了华北的局势，提出了八路军在华北的任务。在前一封电报中，他指出：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文中判断：国民党为保卫河南，在晋城、临汾未失以前，山西残兵不至退出，刘湘部队亦有开入山西可能，阎锡山等各军残部将大量溃散，即游击战争亦恐不能很好支持。阎将无力再过分干涉八路军之地方工作，故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的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
在后一封电报中，毛泽东针对日军侵占太原、上海后继续进攻，国民党军已退出冀、察全境和晋、绥大部以及山东北部地区的形势，指出：“片面抗战已无力支持，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目前正处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中。”文中接着分析了各战场的形势：山西各军大溃，除刘湘、汤恩伯外，暂时均不能作战。“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红军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遵照这些指示，八路军总部除令晋察冀边区和晋西北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做好粉碎敌之围攻的准备外，并决定第115师师部率第343旅适时转入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根据地；第129师主力由正太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创建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
自太原失守至1938年4月，八路军先后作战400余次，歼日军2万余人，创建了四个山区抗日根据地，完成了在山西“四角”的展开，对占据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构成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
我军坚持华北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部署，是毛泽东于1937年9月至11月，分别打给彭德怀、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电报中，反复阐明的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和兵力部署、主攻方向问题，是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确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重大步骤。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贯彻落实，本身就是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投向日本侵略者的一着高棋。
为什么选择华北地区执行这一方针？
毛泽东对日寇第一期作战计划的基本判断是：敌攻华北大约分为四路，总兵力约15万至20万人。一路山东线，现未出动。又一路津浦线，约一个半师团，现攻至马厂。又一路平汉线，约一个师团，现在涿县以北未动。又一路平绥、同蒲线，约三个师团，为其主力，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国民党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以此姿势，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定成其吞取华北五省之企图。其总的战略方针，是采取右翼迂回。至于上海进兵，于破坏中国经济命脉外，又钳制国民党中央军之主力，以便利其夺取华北。当时，日寇右翼之主力，又分为三路，均以追击之势前进：一路沿平绥东段、同蒲北段攻雁门关，判断约一师团，占大同后现未动。一路由王镇占广灵后，向灵丘、平型关进攻，系向晋绥军行右翼迂回。一路由张家口占蔚县后，有攻涞源之势，系向当时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南路前敌总司令卫立煌军及紫荆关部队行左翼迂回。此两路判断系组成联合兵团，至少两师团，以第一步中央突破之姿势，达成其第二步分向两翼迂回之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