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过后，父亲感到胸闷气短、咳嗽不止、没有食欲。总是念叨“是药三分毒”、从不轻易吃药的父亲吃了几天药不见好转，我又接连做了几天动员工作，父亲终于同意和我一起去社区卫生所挂针。
卫生所的医生和我很熟悉，却摊着双手无奈地说：老人年纪大了，不敢轻易挂针，必须去医院里抽血化验、拍片或做CT确诊后再来。我感到无法控制的愤怒：不就是感冒咳嗽吗？用得着这样折磨人？转身和父亲打车去医院。待父亲住院治疗、匆匆离世后，我才在心里真挚地感谢那个不肯轻易挂针、用药的医生。
拍片后医生说感觉不对劲，做个CT确诊一下。在CT室，医生指着父亲的双肺说：你看，全部是癌细胞，已经扩散，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你看，胸腔里全是水，他应该感到肋骨都被撑痛了，呼吸、喘气都很困难吧？你们怎么会拖这么长时间？
我一下傻了：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外面是艳阳高照的六月，万物正在蓬勃生长，我还等着带父亲挂针后回家吃母亲做的饭菜啊！
用了很强的意志，很大的劲，我堆出满脸笑容，轻描淡写地对父亲说，由于感冒拖的时间过长，得住院治疗；同时胸腔里积了一点水，得把它抽出来。
找医生要求住院，医生看着CT片说，没有多长时间了，住院治疗已经失去了意义。我再三强调父亲有医保，住进来先抽出胸水，挂针消消炎症也好。医生拗不过，勉强同意先到加床上去挂针，等有人出院再住进来。
背过父亲，我打电话给二哥，商量该怎么办？二哥正在午休，听我一说睡意顿消，焦急地问：小红，你有没有搞错？我说我在CT室的电脑上看到的，不会错。二哥痛心疾首地说：小红，怎么会是这样啊？我该为爸爸做点什么？我能为爸爸做点什么？
二哥第一次让我看到男人的崩溃与无助是8年前，肿瘤医院已经对大哥无从下手，大哥听说广州有全国最好的肿瘤医疗水平和条件，决定到广州去碰碰运气。我毫不犹豫地请假陪大哥去，生命到了尽头，不就是多浪费一些钱财吗？二哥撕心裂肺地说：小红，去哪儿都没有用！我在网上查询、找许多全国各地的专家咨询过了，大哥已经无医可治、无药可救了！无论是去北京、上海还是广州，都已经没有半点意义了……广州的专家给大哥作了全方位检查，结果只能耸耸肩，劝我们早日回家。
二哥渐次平静下来，让我把父亲送到昆明去住院，或者他下来接父亲。有了大哥的前车之鉴，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不做手术，保守治疗，能把父亲的生命延长三五年也好。我说父母都是禁不起惊吓和打击的，这事万万不能让他们知道。都是一样的治疗，在哪儿住院都一样，相对来说宣威更方便照顾一些。为了不引起父母惊慌，二哥最好装作不知情，下星期借口记错母亲的生日再回来。二哥烦躁地说：小红，我们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你随时和我保持联络，每天至少打一个电话告诉我情况啊！
过了两天才有人出院，父亲终于住了进去。我特意对医生、护士反复交代：只能告诉父亲是感冒拖时间长了，绝不能让他知道真实情况。入院那个医生耐心细致地问：老人家，你有没有感到呼吸困难、气不够用？胸部是不是非常疼痛？有没有吐血？我恶狠狠地瞅着他，恨不能目光像激光一样把他凌迟。好在父亲并没有多想，很配合地摇头否认，软语回答。那个医生还要回头对他带着的实习医生说，按道理他到了这种状况，我问这些症状应该全部都有。我只得找个借口把他们支走，希望再没有人问这些愚蠢的问题。
医生起初是不同意父亲挂完针就回家的，要求24小时住在里面，说遇到特殊情况好抢救。我们好说歹说，签了责任自负协议医院才放行。
父亲退休前是教师，人前人面尤其注重形象的塑造；同时他是奶奶的小儿子，小时候被娇惯在所难免。平日里他碍于面子不好撒娇，住院后每天挂完针一回家，他老小孩的挑剔刁搅、任性耍泼就全部施展出来，最让我们费神、担心、烦恼的是他不肯好好吃饭，也不愿吃其他东西，总说挂针的营养就足够身体消耗了。
我谆谆善诱地说，爸爸，你不是常对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吗？父亲耍赖说：我根本就不需要补。我对父亲说“人是铁、饭是钢”的道理，他不多吃点东西，怎么能够尽早康复呢？父亲不耐烦地说：这些不用你多说我都懂！我就是没有食欲不想吃！
我们为让父亲吃点东西费尽脑筋，姐姐买来糯玉米，榨成汁用纱布过滤后煮熟，父亲也只是随便喝两口就放下了。我们忧心如焚——再这样下去，父亲能坚持多久啊？
到后来，不知是不是大小便有些困难，父亲连以往一起床就要喝的茶水也断了，吃药时只喝极少的水，勉强把药咽下去就行。
我弄来从河里打捞的野生鱼、从山上捡来的野生菌，从朋友家端来黄焖狗肉、手抓羊肉，二哥买来各种糕点、饼干、进口果汁，我们想尽千方百计，变着花样弄出各种东西，父亲却通常不愿尝一口，说怕会呕吐。
我皱着眉头，忍耐地说：你没尝怎么知道会吐？即使会吐也得试着吃一些啊！你本来就瘦，这几天都皮包骨头、没有一点肌肉了，再这样下去怎么受得了啊？父亲却不管我们的良苦用心，丧着脸不耐烦地说：我不想吃就不要强迫，哪来这么多的话！
看着父亲一天天瘦下去，尾椎骨戳破臀部引起红肿、发炎、溃烂，我们欲哭无泪——任凭我们怎样使力，他得配合啊！否则就功亏一篑了。
父亲第一次抽了一千毫升胸水，背上埋管使他不能正面躺着，只能侧睡或坐靠在被子上，其难受程度可想而知。那胸水真如医生所说，像休眠的井水被激活了，每天不停地汩汩往外冒，我得三番五次地为父亲换垫在针头外那叠厚厚的纱布。
我请假在家，每天很早就起床梳洗、煮早点，7：30前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陪父亲去挂针。
在医院里，我佯装没事人，一脸灿烂地为父亲盖被子、拿药递水，跑进跑出地呼唤医生护士，这楼进那楼出地排队为父亲取药，偶尔也坐在父亲床头和同室的病人及家属兴之所至地吹吹散牛。父亲强打精神，每天总是乐呵呵的，关心别人的病情、家庭状况、生活层次、烦恼困难，不时出一些建议、意见，讲一些大道理或生活哲理，让人一看、一听就知道他是知识分子。每天，父亲都会戴上老花镜，看一段时间文史方面的杂志，以悠闲的姿态消磨着漫长的治疗时光。
我和父亲的表现及心态，同室的病人及家属、甚至一些不知真情的护士，都误认为整个病室里就父亲的病情最轻，不过是头痛脑热的轻微感冒。我知道，父亲命悬一线，哪个环节稍有疏忽就会铸成大错。我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总是以一级战备状态、同时用举重若轻的言行举止应对着眼前的一切。
父亲通常挂五组针水，从早晨八点直挂到下午两三点钟。早晨他在家里吃极少的一点早点，我泡袋装的中药粉让他吃了，为他换好纱布，就带他到医院挂针。中午我到外面买小吃、到医院食堂打饭，或等父亲挂完针带他到小餐馆吃饭，有时也从宴席上弄一些我认为父亲想吃的东西。尽管我换着花样、不断改变口味，父亲都只吃极少的一点，甚至吃三五口就放下碗筷。
回家后我为父亲换纱布、换被胸水浸湿的衣服、泡药、督促他吃东西。整天我都像一刻不停旋转的陀螺，没有片刻可以放松神经或停下脚步的工夫。
我天生不善于伪装，却需要每天都戴着面具生活。我一直担心，哪一个瞬间我一不小心，面具“哐嘡”一下掉下来，暴露出我原本愁云密布、虚弱疲累的面目。那如黄河水滔滔不绝的泪水会洪荒四溢，冲毁我脆弱的心理防线，让父母也处于滂沱雨季中，潮湿阴冷。
父亲稍有好转，医院因为病床紧张，强烈要求出院，我们只得让父亲回家休养一段时间。让人绝望的是父亲的胸水源源不断、来势凶猛，随时抽也不见少，总是不给人希望地在短时间就把垫在背上的纱布渗透。颜色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浅黄、深黄、微红、浅红、水红、明红、血红……
我的心一天天变冷、一瓣瓣裂开、一点点碎损，总希望有个强壮、温暖的身体，抱住我战栗不止的灵魂，让我找到一点依傍和慰藉，才不至于轰然坍塌。
终于熬到暑假，不用再送孩子去学校，弟媳也回来了，我去上班。七月的天燥热难耐，父亲被胸水和不适弄得唉声叹气、烦躁不安、日渐虚弱。看着父亲慢慢试着吃一些东西，我和姐姐的信心膨胀起来，给父亲买了大堆衣服：毛衣、外套、背心、T恤……姐姐甚至满怀憧憬地说，只要父亲配合治疗，再活十年、二十年没有问题！
暴雨滂沱，日子淹没在潮湿泥泞中，气温随连日阴雨一点点降低。一天中午，我穿着毛衣还感到寒冷，下班回家惊见父亲只穿着一件衬衫。父亲说他觉得这样还热，我不好责怪弟媳粗心，马上找来外衣和毛背心，强迫父亲穿上，给他吃了点感冒药。我没有意识到，父亲发高烧了。许是夜间没有盖好被子，实际上凌晨他起床时就发高烧了。
一整天我们都没在意，直到弟媳去叫父亲起床吃晚饭，看见父亲满面潮红，买来体温表一测，39.8度！我建议父亲去医院挂退烧针，父亲虚弱疲惫地说：明天大清早再去吧，先吃点退热药，用热毛巾和酒精进行一下物理降温就行了。
我想请假，父亲说我总请假不但耽误了工作，还会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有弟媳和嫂子照看着，我安心去上班得了。
第二天中午，我送饭到医院，看见护士提着输液袋里肉眼可见明显红色的胸水对父亲说：看，已经抽了这么多！我惊得如雷击顶，手中的保温盒差点掉在地上——父亲如此虚弱，她们竟然还抽胸水！父亲是“猴子见不得血”的心性，之前我一直竭尽全力避免父亲看到抽出来胸水的数量和颜色，护士居然故意提起来让父亲看！果然，父亲有些吃惊和恐慌：怎么这样多，还带红色？护士见多不怪地说：这才抽了几分钟呢！时间长了，当然就会带血！
周末，二哥回来，父亲很高兴，和他说了许多话。第二天，二哥陪父亲去挂针，父亲说呼吸不太流畅，医生让父亲吸氧。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父亲对吸氧是有恐惧感的，认为一个人只有到了最后关头才用氧气来救急。
许是感到了生命危机，父亲这一天很认真地吃东西，努力让自己多吃一些。傍晚时分，父亲要求住到医院里，说万一发生意外医生好抢救，吸氧后好呼吸多了。我们说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医院里嘈杂、有蚊子，还是住在家里好些，氧气瓶可以去医院拉一个回来。
父亲想了一下，点点头说，这样也好，只是氧气瓶重，很难抬到楼上去。我们动员父亲把床搬到楼下，这样他起居和我们照看都方便。二哥张罗着去拉氧气瓶，我和姐姐动手拾屋子、搬床。
父亲靠在沙发上，万分苦恼、无限悲哀地说：这鬼病真害人，病人要受尽折磨和煎熬；家属要奔前顾后地伺候，吃不好、睡不好，还不能好好安心上班。
我开导说，爸爸你别这么想，你好了我们大家就什么都好了，哪个人没个头疼脑热、小灾小病的？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哎哟！都这么长时间了，哪天是个尽头啊？我这病呀，怕不像你们说的那么简单。是你们没告诉我实话，还是医生误诊了？我安慰说，爸爸，你别乱想，安心调养一段时间就好了。你今天精神恢复不少了啊，都知道肚子饿，想吃东西了。
弄到快11点才妥当，我疲惫如泥，眼睛皮都快睁不开了。我向父亲告别，带孩子回家睡觉，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
窗外刚透出些许微亮，电话铃遽然响起来。我惊跳起来，为了不吵醒睡在旁边的侄儿和儿子，迅速按下接听键。我怕极了这黎明时分的电话，那年大哥去世，也是天刚亮，弟弟打电话来说，大哥半夜走了，你赶紧来！
电话里传来二哥温和、缓慢的声音：小红，起来了吗？爸爸走了。我着急地说：我马上就来！咬住被子，我号啕大哭——我费尽心思、用尽全力，也没能拉住父亲一路萎谢下去、渐行渐远的生命啊！
我感到沁入骨髓的疲惫、慵懒，连八月的太阳都蒙上了一层风沙，再看不清距离，也感觉不到温暖。我一直很困惑，40多年前，父亲被昆明的专家诊断为肺癌打开胸腔，切断了两根肋骨，后来专家说是肺结核误诊了。当年确实是误诊？还是专家善意的谎言让父亲又活了40多年？
日子在浑浑噩噩中羽毛般轻飘飘度过，我老是梦见父亲和大哥，他们的病痛、日常生活、照看、欢喜或泪水，每夜在梦中渐次展开，使我觉得他们并未离去，还在家中共同呼吸，一起消磨时日。
父亲走了，我一直有着痛彻心扉的悔意：我上什么班啊？该一直请假守在父亲身边，随时对他嘘寒问暖，他就不会感冒发烧了；我应该每天陪他去医院，那样就不会让无知的人在父亲最虚弱的时候抽胸水，还让他看见触目惊心的红色；在他弥留之际，我应该陪在身边，听他最后倾诉对生命的依恋及对死亡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