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中年纪最轻而又提升最快的当属王洪文。短短数年的工夫，就从最基层单位的一名小干事，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曾一度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因此，在刚打倒“四人帮”时的中央文件中，把四个人的顺序排列为王、张、江、姚。但这只是按职务高低的表面情况的一种排列，并不符合真实情况。所以不久之后就改变了排列次序，为江、张、姚、王。这就符合了这个反党阴谋集团内部的实际地位，而且也反映了这个集体依靠江青作为毛泽东夫人的特殊地位而迅速崛起的最大特点。
为了便于说明后边的问题，让我们先对这四个人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1.江青：从旧上海影星到“文艺革命旗手”
江青于1914年3月出生在山东省诸城县。其父李德文是颇有房产出租土地的地主，娶有一妻一妾。江青为妾所生，小时名进孩，7岁入女子学堂时，由老师取名李云鹤。1926年因父亲病故，由母亲带到天津市亲戚家居住，曾在英美烟草公司当过几个月的童工。
1929年夏，李云鹤在济南考入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习戏剧表演。参加几部话剧的演出，颇得好评。1931年5月，同她的“第一个求爱者”魏明伦结婚。但两个月后她就离开了魏明伦，而到青岛投奔原实验剧院的领导人、时任青岛大学副校长的赵太侔。
在青岛大学，她在图书馆找到一份工作，并到系里听课，半工半读。在赵太侔家里，她认识了赵夫人俞珊的弟弟，当时正在青岛大学读书的俞启威（黄敬），两人很快由相恋而同居。
1933年2月，由俞启威介绍，李云鹤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但只做了两个月的党员，就由于俞启威的被捕而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在青岛难以立足，李云鹤又经俞珊的介绍而去上海。
1933年5月，李云鹤到上海大夏大学做旁听生，同时参加了话剧演出和一些进步学生运动。同年10月，参加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9月被捕入狱，12月，经左翼教联的营救获释出狱。
1935年春，李云鹤在上海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改名为蓝苹。半年后，她与捧她的影评人唐纳同居。1936年4月，在杭州六和塔下，由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证婚，蓝苹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三对影艺界人士举行集体婚礼，一时颇为轰动。
在上海这几年的时间里，蓝苹留给人们较深印象的还有两件事：一是与女演员王莹争演话剧《赛金花》；二是与唐纳闹爱情纠纷，以致唐纳两度自杀（均获救），成为报刊上抢手的桃色新闻。1937年7月，卢沟桥抗战爆发后，蓝苹离开上海，奔赴延安。
三十年代的江青（蓝苹）是一名话剧演员。身材细高，长相俊俏。
江青为《中华》杂志拍的封面。
总括这二十多年的经历，可以说是几多曲折艰辛，也颇多沧桑，这里反映了她有追求革命进步的一面，但也突出地反映了她任性与浪漫，追求名利和享乐的消极一面。
1937年秋，蓝苹到达延安并改名江青，从此开始了她生活历程中的与以前截然不同的阶段。到延安后，江青先入延安军政大学学习。在此期间结识了毛泽东。
有的小册子说，江青认识毛泽东是由康生介绍。据笔者了解的情况，江青到延安是1938年8月，当时康生尚在莫斯科。康生是1938年12月到延安。毛、江相识当在康生回延安之前。
江青于1938年11月同毛泽东结婚。在抗战八年中，她几乎很少出头露面，主要是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并协助毛工作。1947年转战陕北时，江青任中央纵队直属队的协理员。这段历史是后来被江青本人屡屡提及的个人经历中光辉的一页。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说：“江青在延安的十年，作风谦虚谨慎，生活艰苦朴素，表现也是好的。”“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应该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江与毛的感情虽然也不时发生一些纠葛，就整体而言，还是比较协调的。
1949年进北京，是江青生活经历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毛泽东从党的主席而又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江青成了名正言顺的中国第一夫人。
随着身份和地位的变化，江青“官升脾气长”，性格中卑劣的方面越来越显露而发展了。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江青的脾气越来越大，稍不如意便大发雷霆，很难侍候。不过一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前，她主要是在毛泽东身边做些秘书工作。按她自己的说法：“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公开露面参加的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社会活动并不多。
影响比较大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她参加了为配合这场批判而进行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调查团由中央文化部、人民日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平原日报、中共聊城地委和武训当时活动的几个县委的宣传部等部门的人员共13人组成。其中起核心领导作用的是化名李进的江青。他们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访问160多名各界人士后，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三人执笔写成《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后又印成小册子，产生较大影响。
这篇《调查记》给武训戴上了吓人的大帽子，说他是“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强加的罪名，已经显示了江青善于用“左”的观点强加人罪的特点。当然比起“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所作所为，这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江青在中国政坛上日益活跃起来是六十年代之初，打出的旗号是搞“文艺革命”。这是借助于毛泽东两个文艺批示的东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不断发展，用他主观认定的“阶级斗争为纲”去观察和衡量一切，因而把文艺界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认为“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需要“认真改造”。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大气候下，江青出场了。她先是准备抓京剧团，以北京为基点搞京剧革命，但没有得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人的支持，于是转而去上海。在那里，她得到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的支持，并派张春桥给她当助手。江青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不无感激之情地说：“一九六一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所谓“文艺革命”只不过是后来全面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而江青正是借毛泽东批文艺界的东风，举起“文艺革命”的大旗，戴着“文艺革命旗手”的灿烂光圈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亮相的。从此之后，她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越来越显赫，也发挥越来越大的破坏性作用。
2.张春桥：靠一篇文章起家的“左派理论家”
这又是一位山东人。1917年张春桥生于巨野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张开益在北洋军阀时当过县邮政局局长，国民党时当过少校军医，日伪时期当过伪军的团军医主任。但是，张春桥一直谎报自己的家庭成分为城市小资产阶级。一直到1973年党的十大填《代表名册》时，还填家庭成分为自由职业者。
张春桥于1933年在济南市正谊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由校训育员、国民党复兴社分子组织的华蒂社。所谓“华蒂”，就是“中华法西斯蒂”的意思。在“华蒂”社的刊物上，张春桥曾发表过反动诗文。这个华蒂社当然不是个好东西，但说它是特务组织也过分，最多只不过是国民党特务复兴社的外围组织而已。
中学毕业后，张春桥到上海，先是担任上海杂志公司的校对员，以后又从事过其他文化工作，还常写点小东西刊登于报纸杂志上。在上海的几年中，张春桥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化名狄克写文章攻击大文豪鲁迅，而鲁迅则发表《三月的租界》一文予以反击。从此，“狄克”一名就成为张春桥的一块心病，讳莫如深。上海造反夺权之初，上海徐汇藏书楼的一些工作人员，就因为考证出“狄克=张春桥”而遭隔离审查，有的还被关押多年。
1938年，张春桥在全国抗日高潮中奔赴延安，并于同年入党。此后长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一直做到《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的主编。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既没有什么突出的功绩，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劣绩。但有一件事对张春桥后来的发展很有影响，这就是张春桥得到了柯庆施的赏识，当时柯庆施任石家庄市市长，就把张春桥调到市府当秘书长。
1949年建国后，张春桥到上海工作。1954年陈毅调中央当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柯庆施调上海当一把手，张春桥从此步步升迁，历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等职。实际上是柯庆施的大政治秘书。他结识了江青也是由于柯庆施的介绍。柯庆施于1965年4月病逝后，江青便成为张春桥的最大靠山。
使张春桥全国闻名的一件事，并不在于他的职务，而是他1958年写的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众所周知，首先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是毛泽东。他在1958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争职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高，体力劳动者工资低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按劳分配也是资产阶级法权。并肯定过去解放区的供给制，批评建国后实行的工资制，认为这些都不利于发扬共产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