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他的确是蔡孑民先生而后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教育家。”教育家傅任敢先生如是说。
“他”是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
世人知道梅贻琦的已不多了，也难怪，1949年6月梅贻琦代表国民党政府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会议后，如泥牛入海。他先在美国管理“清华基金”，1955年赴台，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和新竹清华大学，至1962年病殁台北。
“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周恩来的这句话，可视为共产党对梅贻琦的政治定位。
梅贻琦，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今常州），生于天津，远祖梅殷是朱元璋的驸马，受命驻防天津，梅家从此成为津门望族。诗书传家，梅贻琦的父亲梅臣中过秀才。清末，家道中落。梅贻琦1904年入南开学堂，因品学兼优，颇得张伯苓赏识。1908年被保送保定高等学堂。次年，以第六名优秀成绩被录取为第一批庚款留学生，放洋，赴美国吴士脱工业大学攻读电机专业，1914年毕业后回国，不久应清华邀约回母校执教。此后，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一位西哲说：“教育的出发点就是爱。”
梅贻琦爱家。
梅贻琦有姐弟多人，儿时每人都有一个奶妈。可是等到幺弟贻宝出世时，家已日暮途穷，奶妈都辞了。10岁的梅贻琦当了婴儿贻宝的“奶妈”，每日必做的功课是喂弟弟奶糕，照料弟弟。放洋期间，梅贻琦从牙缝中抠出十元五元，不时寄回家中济穷，助弟弟们上学。回国后他供职清华，说媒提亲者踏破门槛，面对三个弟弟读中学，特别是见到二弟贻瑞因无钱中断学业，他很难过，为赡养父母，帮助弟弟们上学，他决计不考虑自己的婚姻。直到30岁时才与韩咏华结婚。弟弟们上中学、大学的费用全部由他一人负担。即是婚后，他还把每月的薪水分成三份，赡养父母，助弟弟们上学，自己的小家仅留三分之一。梅贻琦逝世后，幺弟梅贻宝（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含泪回忆说：“五哥长我11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
梅贻琦爱国。
早在1927年，他对清华游美预备部毕业班作临别赠言时，意味深长地说：“赠别的话，不宜太多，所以吾最后只要劝诸君在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1931年，他在出任清华校长的就职演说中强调：“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当然，他认为“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次年，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纪念会上，他沉痛地说，那是“国难追悼会”。面对东北地图变色的悲剧，他坚信“不甘沦为奴隶的民众，将群起而图之”，他信心十足：“东北三省虽亡，东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则东北将不致终亡。”在西南联大时，到梅贻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会捧出一盘自制的叫“定胜糕”的点心招待大家，即米糕上嵌有“定胜糕”三个字，表达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梅贻琦向以讷于言而敏于行称著，更以言必行，行必果而名世。由于他身居清华校长的特殊位置，对学生运动是十分敏感的。20世纪40年代末的清华中共地下党干部白祖诚回忆说：“……在那两年中，以梅贻琦校长和诸士荃训导长等主持的校务当局，始终基本上没有干涉、限制过学运和学生的活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共清华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陶瀛孙回忆说：“梅贻琦比较明智，捐十元大洋做活动经费（指中共地下党活动）。”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曾积极提倡师生为抗战工作而努力”。在清华校友通讯上，他发表过两篇《抗战期中的清华》，在报告校务的字里行间充满爱国激情。1938年春，国民党政府发动训练机械化部队，梅贻琦倡导机械系二、三、四年级学生参加交辎学校受训，毕业后分赴各地工作。1939年，抗战部队急需电讯人才，他就在电机系专设电讯专修科，为抗战服务。1943年盟军来华征集译员，随军上前线，那是很危险的。梅率先垂范，支持正在二年级（本不属应征对象）就读的儿子梅祖彦弃笔从戎参加远征军，二女儿梅祖彤也参加了战地医疗队。
受梅贻琦的影响、熏陶，儿子梅祖彦在部队服务三年后，赴美留学。1949年毕业于梅贻琦的母校吴士脱工业大学并在美工作。1954年梅祖彦毅然回到大陆，为新中国服务。此举是得到梅贻琦的默许而成行的。梅贻琦听说儿子“回到清华母校任教感到快慰”。梅贻琦故去后，夫人韩咏华于1977年也落叶归根回到大陆安度晚年。政府给予优厚待遇，安排她为全国政协第四届特邀委员。
梅贻琦儒雅、谦和。他虽工科出身，但喜爱音乐、书画和诗词，又通晓四书五经、史地和社会科学，洞悉人性的隐微。人称他是“寡言君子”，望之岸然，即之也温，对人和颜悦色。如遇工作中问题，他总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他同意，便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则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为好，或说我看如果那样办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疾言厉色。
1940年9月，西南联大的清华师生为他举行公祝会，纪念他为清华服务25周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送他一块“育材兴邦”匾额，他的美国母校吴士脱工业大学授他名誉工程博士学位。面对朋友、同仁道贺，他在答辞中说：“方才听了几位先生以个人为题目，说了不少夸奖的话，自己不敢说他们的话是错的，因为无论哪个人总有一些长处，但也必有他的短处，只是诸位不肯说这个人的短处罢了。仔细想来，或许诸位因为爱清华的缘故，爱屋及乌，所以对于这个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称扬的话语；就是吴士脱工业大学赠给个人的名誉学位，也是因为他们敬重清华，所以对于这个学校的校长，做一种奖励的表示。”他在“教育部”任内，一所新大厦落成，僚属请他立碑纪念，并举行仪式。可梅贻琦只在签呈上画了个图，标明尺寸，要求在新厦墙上加一碑石记上兴工、竣工日期即可，其他都不要。晚年有人要为他设立“梅月涵奖学金”，他执意不肯。这些，都显示了他的人格魅力。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他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1931年底，他出任清华校长，可称得上受命于危难之时。自罗家伦于1930年离职（当属被逐）后，清华长时期没有合适的校长人选，连续空缺了11个月，不断易人，反复被逐。国民党政府只好令在任“留美学生监督”的梅贻琦出山。梅贻琦感到荣幸、快慰，但又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虽一再请辞，终未获准，遂赴任。他在《就职演说》中有极为中肯的表白：“（我）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称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他借此提出一句关于大学教育的经典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即是典型一例。
在治校方面，梅贻琦倡导“吾从众”的民主作风。他以京剧中的“王帽”自喻，把主戏让别人唱，并说“那是自己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与有荣焉’而已。”大家都说他是个只知有事，不知有“我”的人。他博采众议，无为而治。但又择善固执。他在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教育的同时，审时度势，极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认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大学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以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为宗旨。显然，他的这一办学方针是与国民政府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相悖的，但他一意坚持唯实，不唯上。他还强调对学生的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八年的西南联大主要校务工作是由梅贻琦负责的（另有南开的张伯苓和北大的蒋梦麟）。从《梅贻琦日记》中，可以看到在国难当头、校务繁重、生活艰苦的环境下，梅贻琦呕心沥血，才创造出联大“筚路蓝缕，弦歌不辍”的局面。
1940年9月，梅贻琦的美国母校邀请他参加校庆，并颁他荣誉博士学位，他丢不下艰难竭蹶中的联大，没有前往。他的胸怀是宽广的。为渡危艰，当时清华的教师组织“清华服务社”，通过为社会服务取得一些报酬，以改善教职员生活。梅贻琦将该社所获的利润，让西南联大全体同仁分享，每人多发一个月的酬薪，深得大家的拥戴。
1948年时局发生变化，是年底梅贻琦与一些名教授被当局接到南京。12月22日国民政府要梅贻琦出任教育部长，梅坚辞。据当时一起同行的张起钧教授回忆，梅贻琦在清华同学会上沉痛地表示：他身为清华校长，把清华弃置“危城”，只身南来，深感惭愧，怎好跑出来做官？这“表现了学人的风格，树立了师德的典范。”“不愧是个‘人物’。”
身为校长的梅贻琦，对清华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对“清华基金”，他更视为命根子。1949年后他在美负责管理这笔基金。叶公超每到纽约都去看他，劝他回台，把清华的这笔钱用到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因他不愿用这笔钱拿到台湾盖大楼、装潢门面，他想用在科学研究上。因此，台湾有人骂他“守财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终于找到“更好的用法”，他到台后，把这笔款子用在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和新竹清华大学上。
晚年的梅贻琦患病住院，无力支付医药费。而在他病桌旁始终有只从不离身的手提包。在梅贻琦去世后，夫人韩咏华打开包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者无不动容。
梅贻琦爱庐，亦爱庐内的同仁、朋友。
闻一多被害，令他悲愤欲绝。“日间披阅两校公事颇忙。夕五点余潘太太跑入告一多被枪杀，其子重伤消息，惊愕不知所谓。盖日来情形极不佳，此类事可能继李后再出现，而一多近来之行动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可竟实现；而察其当时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致之于死，此何其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急寻世昌使往闻家照料，请勉仲往警备司令部，要其注意其他同仁安全……”
梅贻琦为防止类似惨案发生，旋将潘光旦夫妇、费孝通一家和张奚若安排到美驻昆明领事馆避险。他一面妥善安排闻一多的善后，一面向当局交涉追查凶手，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特务的罪行。
潘光旦是清华的教务长，梅贻琦的老同事、老朋友。1936年2月29日，警察局到清华大搜捕，逮捕数十位无辜的同学。学生们误认为是潘光旦向当局提供的名单，围攻潘。潘是残疾人，一只腿，双拐被丢在地，只能用一只腿保持身体平衡。梅贻琦觉得他是一校之长，不能让朋友代己受过。他挺身说：“你们要打人，来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他对情绪激动的同学们说：“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出了事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我只好抱歉地给了他们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是不大准确的。……你们还要逞强逞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吴晗教授思想活跃，当局曾令清华解聘吴晗。梅贻琦一面拒绝，一面悄悄地通知吴晗离去。
梅贻琦爱生如子。他说：“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
国难当头，学生运动迭起。梅贻琦完全理解、同情学生的爱国热忱。他以超人的冷静维持稳定局面。学生进城游行后，梅贻琦派卡车把同学接回。对当局逮捕、开除学生，他总想方设法予以保护。或通知可能要遭逮捕的学生立即离校。一次为掩护郭德远同学脱险，甚至同意把他藏在自己的汽车里偷运出去（未实施）。有学生被逮捕，他总费尽周折去保释。学生们也很体谅梅贻琦，每要闹学潮时，又怕影响梅校长的地位，总要先贴出拥戴梅校长的大标语。对梅贻琦与警察局周旋呵护学生的行迹，学生们模仿梅校长的口吻，编了一首顺口溜：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
传闻可能有什么，恐怕仿佛不见得。
尽管他自己很节俭，但对穷困、病难的学生，梅贻琦总是慷慨解囊，予以济助。学生林公侠在香港中风，贫病交加，梅贻琦闻讯，从美国汇一笔“数目巨大”的款子，帮他渡过了难关，并勉励他：“好好养病，保留此身，将来为国家出力。”
梅贻琦在1941年曾说：“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是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梅贻琦以他的智慧、务实精神和果断的态度，在那非常的岁月，保存了清华的元气，实现了他的理想。
梅贻琦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除了他的“勤政”之外，“廉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俭德的口碑极隆。
他在《就职演说》中第一个便谈经济问题。“力图撙节与经济”是他用公家钱奉行的原则。他长清华后“删繁就简”，尽量减少办事机构，裁减冗杂人员，多次表示：“当此国难严重时期，各事更应力求节省，期以最廉之代价，求得最高之效率。”
最可贵的是身教。梅贻琦一到任，住进清华园甲所（校长宅），便放弃传统的校长特权：家里用工的薪金、电话费，以及学校免费提供的两吨煤，全部自付。他认为：“虽是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
西南联大岁月，他与普通教授一样租用的是民房，窄小，两把硬椅子放在阶台上算是客厅。学校配给他一部小车，当物价飞涨时，他毅然封存了汽车，辞退了司机，安步当车。外出应酬，则以人力车代步。
那时，他是知名大学校长，官场应酬多，对某些奢华的宴请之感慨，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座中有何本初县长及吕专员、黄参谋主任。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太靡费尔。”（1941.6.11）
“晚，×请客，在其办公处，菜味有烤乳猪、海参、鱼翅……饮食之余，不觉内愧。”（1941.10.13）
在现存的清华档案中，还存有梅贻琦当年用废纸头起草的公函、报告提纲等原稿。
某年，他与罗常培、郑天挺到成都办事，准备由昆明回重庆。学校本为他买好机票，后他见有邮政汽车可乘，立即退了机票，改乘邮车。虽在途中多遭了一天的罪，但为公家节省了二百多元。
1943年当他获知老母去世后十分悲痛。原定当天下午由他主持联大常委会，同人建议暂不开，他仍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1943.3.4）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盖当兹乱离之世，人多救生之不暇，何暇哀死者，故近亲至友之外，皆不必通知。……故吾于校事亦不拟请假，惟冀以工作之努力邀吾亲之灵鉴，而以告慰耳。”
西南联大有时为职工谋一点福利，由他主持制定的校规却明令“没有三位常委的份”（其时，蒋梦麟、张伯苓另有兼职）。“还有一次，教育部给了些补助金，补助联大的学生，我们当时有四个子女在联大读书，月涵都不让领取补助金。”他们家的生活极为艰苦，“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点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为了补贴家用，夫人韩咏华与教授夫人们一道绣围巾、做帽子上街去卖。后来与潘光旦、袁复礼夫人组成“互助组”，自制一种上海点心，取名“定胜糕”（抗战一定胜利），由韩咏华跑到很远的冠生园食品店寄售，来回要一个半小时。夫人又舍不得穿袜子，光着脚穿皮鞋，把脚都磨破了。
夫人韩咏华参加昆明女青年会活动，与名流龙云夫人、缪云台夫人在一起。活动时大家轮流备饭。一次轮到梅家，家里没有钱，夫人就上街摆个小地摊，出卖子女们小时候的衣服、毛线编结物，卖了10元钱待客……校长夫人摆地摊卖糕被人认了出来，一时成为美谈。
固穷守节。1951年，梅贻琦主持清华纽约办事处，只有一间办公室，只聘一位半时助理，自己给自己定薪每月300元。后台湾当局有令，要他把薪水改为1500元。梅贻琦不肯，“以前的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他原住一通常公寓，为了给公家省钱“搬进一个很不像样的住处”，“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都没有。”
1955年，梅贻琦到台，却把夫人留在美国。他在台挣的台币，根本无法照顾夫人生活，夫人不得不自谋生计，在衣帽厂做工，到首饰店站柜台，去医院做护理照料盲童，从62岁一直干到66岁。生活拮据，有时靠在洛杉矶的大女儿梅祖彬业余帮研究生打论文稿赚五块十块贴补家用。而某年，梅贻琦回台参加一次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会议给他一笔津贴，他却将钱全部为“清华驻美办事处”买了书。真是君子忧道不忧贫。梅贻琦做人外圆内方。
圆，对人谦冲、诚笃、公正。他有浓厚的民主作风，有对事不对人的雅量。叶公超评价他：“慢、稳、刚”。该刚的时候，他则刚。他与秘书有约定，凡是求情的信件，不必呈阅，不必答复，“专档收藏了事”。抗战前的清华总务长，是梅贻琦的好友。他是位有声望而干练的“回国学人”。一次，那位总务长要求梅贻琦聘他为教授，以“重”视听。梅认为行政人员与教授职司不同，不可混为一谈。他不同意，结果那位总务长拂袖而去。梅终不为友情所动，显示他择善固执，“刚”的一面。
有一则趣事。据清华毕业生孔令仁回忆：西南联大办了一个附中，由于教学质量高，昆明市民都想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这所学校去读书。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龙国璧，梅贻琦的小女儿梅祖芬都想转到附中，同时报考了这所学校。龙国璧没有考上。联大创立时，龙云曾给予许多支持，这次他的女儿没被录取，十分生气，认为梅贻琦太不给面子，就派他的秘书长到梅贻琦处疏通。但秘书长踌躇不动，龙云生气地问他：“你还站着干什么？”秘书长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龙云这才不气了，对梅更加敬佩。
梅贻琦生病住院，台湾当局不予开支各项费用。“其间医药丧葬，都承若干若干知不详说不尽的先生们、朋友们关怀维护。”人们之所以如此厚爱他，不止是他潇洒的“两袖清风”，还有那铮铮的“一身正气”。
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说：“他长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梅贻琦曾亲自为清华校刊题写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他以毕生的实践，躬行了清华的校训，弘扬了清华精神。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