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佐武王伐纣
周公姬姓，名旦，亦称叔旦，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他是周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周文王诸子中，周公排行第三。商朝末年，周公的长兄伯邑考被殷纣王烹死，次兄即武王姬发。周公自幼为人诚实忠厚，孝敬父母，多才多艺，因此他和武王发都深得文王的喜爱。文王之时，周族在西方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文王去世后，武王继承父位，继续进行灭商的事业。在武王灭商的过程中，周公一直是武王的得力助手。
武王即位后的第二年，周人在孟津（今河南孟津）大会诸侯。据说，这次盟会目的在于试探商朝的虚实和诸侯的反应，结果有800诸侯参加盟会，他们都背叛了商朝。又过了两年，周人做好了灭商的准备，于是，武王由周公以及姜太公、召公等人辅佐，载着文王的牌位，浩浩荡荡，进攻商纣。在一天天将亮的时候，大军来到商都郊外的牧野，他们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而后，与商朝的军队展开战斗。由于商朝内部矛盾的激化，商纣王的军队“临阵倒戈”，周朝的军队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打败了商纣王的军队。这场战争只用了一天便胜利结束。次日，周人举行了隆重的祭社典礼，以宣布周朝的正式建立。
牧野之战虽然推翻了商朝的统治，但殷纣王的后代以及殷人的残余势力还远没有彻底消灭，稳固已经夺得的天下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为了更好地管理殷民，武王把殷朝的首都分成三个部分，其中一个地区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另外两个地区交给自己的弟弟管叔和蔡叔管理，这样不但可协助武庚统治殷民，又能监视武庚。另外，武王还褒封了一些先圣王的后人以及功臣等。
由于过度的劳累，武王在克殷后的第二年便生了病。一次，武王忧虑天下尚未安，结果一夜没有睡。周公得知后，急忙赶到武王那里。武王觉得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便托付后事，将个人的一些想法告诉了周公。二人交谈时，武王还希望与周公“兄弟相后”，意思是打算让周公在自己去世后继承王位。周公听后，非常惊恐，他“哭着作揖”，没有答应。就这样武王的儿子诵被立为太子，由周公负责培养和教育。
武王病重时，大臣们很担心，太公和召公打算到文王庙去敬求卜问。周公认为仅用卜问未可以感动先王。于是，周公设筑三坛，周公面北而立，祈告先王，愿以自身代替武王，去侍奉先王。祷告之后，周公占卜，得了吉卦。据说，武王的病情次日便有了好转。
但是没过多久，武王便去世了。武王去世后，年仅13岁的成王即位，由周公以冢宰（官职名，相当于后来的宰相）的身份总理百官，周公担负起了安定天下、巩固周朝统治的重任。
周公辅佐成王，处理政事。在立成王之后，周公又开始诏告诸侯，会见群臣，然后隆重的安葬了武王。到秋天，周公便为成王举行了加冠礼，以示成王已经长大成人。周公所做的这些工作，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对于稳定人心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平定叛乱
但是尽管周公兢兢业业辅佐成王，却有人怀疑周公的动机不纯，周公的弟弟管叔与蔡叔、霍叔等人制造谣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一时间，人们大都误解了周公，连成王、召公等人也都开始怀疑他。为此，周公不得不“坦诚的向他们表明心志”，耐心细致地去做各方面的工作，解除人们的疑虑。周公首先耐心地说服召公和姜太公。武王去世后，召公和姜太公是当时最有威望的人，在当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周公有必要首先对他们进行解释，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在周公看来，如果不消除动荡之源，局势就会失控，这对新建的周政权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于是，周公开始住在东方（“居东”），查找动乱的源头，以待时势之变。果然，武庚开始趁机作乱，不久，奄人。徐人及淮夷进入邶，与管叔、蔡叔一起叛乱。
武庚的这次叛乱，参加者除了管、蔡等势力以外，其余基本都是东方殷人的残余势力。殷商兴起于东方，东方是殷遗势力集中的地区，因而也就成了武庚叛乱力量的集中之地。周公得到成王和群臣的信任，便开始进攻殷的残余势力。成王时期的这次攻殷乃是继武王攻殷之后的第二次攻殷。这次攻殷，使武庚北窜、管叔自杀，周政权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之后，周公在殷商王畿之地建立宋、卫等国，使殷旧地彻底稳定下来。
平定殷旧地以后，周公继续向“大东”进攻，征伐奄国。殷商时期，人们把商都东方的地区称为“东”，而以距离商都的远近，分别称大东、小东。奄是商朝时期泰山之阳的一个小国，其属地在当今山东曲阜周围，即后来鲁国立国的地区。商人起于东方，奄曾经是商朝的都城，盘庚迁殷后，奄与殷商王朝的联系仍然十分密切，可以说，奄国是殷商势力的根据地。因为，这时的奄地，殷残余势力极其猖獗，是周初社会动荡中的重要地区。武庚之乱中，奄正是叛乱中基本的、重要的力量，而且带头叛乱的也正是奄君。
周公“伐奄”时，并不是直接攻伐奄国，而是先消灭附奄的东方异族，其中包括徐夷、淮夷、薄姑等等，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攻打奄地，结果取得彻底的胜利。
周初的局势稳定下来，但如何控制广大的东方地区，怎样有效地维持统治秩序，这又成为周公等人必须慎重考虑的头等大事。实际上，在稳定局势的过程中，他们已经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而在真正控制了东方地区后，周公他们又更加积极地推行稳定政治的措施。这便是分封诸侯、营建都城、订制礼仪制度。
分封制是周代政治统治的重要特征，也是适应周初政治局势的需要，周公则是分封制度的首创者。武王时期，天下未定，当时的首要任务是消灭殷商势力，稳定局势。因此，武王时的各项制度都遵照以往的来实行，分封诸侯的事没有来得及实行。武王时期封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裔，这类“加封”，在于收买人心，树立自己的领袖形象，或者说，这不过只是招徕天下诸侯的姿态而已。而周代的分封则是首先将自己亲信的力量分封到各个比较重要的地区，用来协助周室统治各方，对抗外部侵扰。
周公所进行的分封是与平叛和东征同时进行的。周公主持的分封以及与周公有直接关系的分封主要有宋、卫、齐、鲁、燕、晋等国。宋、卫两国在殷商首都之内，鲁、齐分别位于泰山南、北，负责镇抚东方。鲁国也像宋、卫那样负责管理殷遗民的任务。燕、晋两国也是如此，燕国“北迫蛮貉”，晋国“南有戎狄”。可是，这些主要的诸侯国家，在分封之时，都有各自的任务。这些大国分封之后，其周围又随而建立起一些附庸小国，这样就确立了周室地方的统治秩序。周公创立的分封制度，基本妥善解决了周室对原来殷商统治下东方地区的控制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且，它对周代政治体制的建立也具有促进作用。
周人本来居住西方，在控制了全国之后，为便于统治广大的东方地区，需要周朝的政治中心东移。对此，周初的政治家已经开始考虑了。还在周武王时，他们对于在洛邑兴建新都就已有考虑，只是由于周朝新建，政权还不稳定，因而当时还来不及实施。
武王的愿望是在周公当政时开始变为现实的。成王五年五月，伐奄结束，国家安定下来。周公、成王从东方回来后，开始“迁都洛邑”。
周公还为周王朝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他制订的礼乐大都被后世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的典章制度。礼乐从大方面说，凡政教刑法，朝章国典，一概称之为礼；从小的方面说，礼则专指当时各级贵族经常举行的祀享、丧葬、朝觐、军旅、冠婚诸方面的典礼。如果按照广义加以理解，周公制礼还应包括制订刑法等方面。
周公制礼作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周朝的统治完全走向了正轨，而且对西周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功成身退
周公辅政七年后，周王朝的统治已经稳固下来。此时，周成王已经长大成人，完全可以独立地处理政务。周公担心成王年轻气盛，治国时难免犯错误，于是作了《多士》、《毋佚》以教育劝谏成王。后来，周公在恰当的时候还政给了成王。成王七年，也就是周公归政之年的岁末，成王在洛邑举行了分封周公后代的仪式，将周公的儿子伯禽封到泰山旁边，建立了鲁国，周公也就成了鲁国的开国君主。
周公归政成王之后依然极受尊敬，周天子经常去泰山看望周公。
成王十一年，年龄大约60余岁的周公在封地去世。周公病危时，他希望自己死后葬在周朝的都城，以表示不敢离开成王。周公死后，成王很是伤心，把周公埋葬在毕（今陕西咸阳北），随周文王墓葬，以表示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为了褒扬周公之德，成王还特许鲁国在祭祀周公时用周天子之礼乐。
周公的种种努力，对周王朝的稳定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对周王室，周公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周公的形象符合儒家的理想人格，因此，周公也就成了历代辅政者的楷模。同时，周公在辅国安邦的实践活动中，还阐述了他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勤政尚贤”等思想，其政治思想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直接来源。周公的德业首先作为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先导，由此而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