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讨厌的名字：盛双豆。一个准男子汉粘上这个小眉小眼的名字真是倒霉透了。
我一出世，脸上就有两个酒窝，而且无法忽视，各盛得下一颗赤豆什么的。祖母欢欢喜喜给我起了这个名字。盛双豆，意思全在里头了，老人家得意非凡。
爸爸说你要改名得征得你祖母的同意。他总爱当个孝子什么的。我想我只要说得恳切，祖母是会同意改名的，可惜她老人家五年之前去世了。听说她也有两个酒窝并颇以为自豪的。
显然得自母亲的遗传，我腮上的酒窝那么深，不笑还好一点，一笑就惹眼得很。由于我有一膀子膂力，男同学不敢怎样，讨厌的是那帮女同学，那眼光啥牌子都有：惊讶，羡慕，忌妒，讥讽……复杂得很，深奥得很。她们无视我一米七十五，无视我潜在的膂力（我挺喜欢这个豪壮的词），独注意我的酒窝，似乎我侵犯了她们的什么专利权。
有一回医院来了一个巡回医疗的整容专家，我去了，请求她把“窝”手术掉。那专家是个慈祥的老太太，你猜她怎么说？她说：“哎呀，这比我外孙女的还显秀。”不提也罢了。还有一回我看见电线杆上贴着“祖传秘术——人造双眼皮”的广告，就找到那个小旅馆，敲开一个阴暗的小房间。那个江湖郎中发现我天生就是双眼皮，就鬼鬼祟祟地问我是治狐臭还是治其他的什么病。
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不笑。说说便当，做到不笑其实难极了。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我说“不笑”要比“不哭”难一百倍。不笑才有可能成为男子汉。高仓健什么时候笑了？文天祥什么时候笑了？也许笑过，可那是偶然的，不动声色的含蓄的笑。那种笑“重”得很，像铅球落在沙地上。
我的两个朋友——吉国华和孙飞龙也都赞同我的这个观点：“男儿有喜不轻笑”。可是，我们都苦于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为此都恨自己没出息，我们为此理解了大人们戒烟戒成“猪八戒”的苦衷。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总有那么多大笑，狂笑，“狗窦一开”式笑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打赌吃水豆腐，地点就在弄堂口。弄堂口有个挑担卖豆腐脑的矮老头。一毛钱一浅碗，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水；酱油煎得香，还有麻油、辣油、榨菜末和小虾米什么的，鲜得很。那天，我和吉国华、孙飞龙三个一起去吃水豆腐。当然是孙飞龙请客——隔天聂卫平和小林光一开战，我说老聂会赢，吉国华说会平，孙飞龙说会输，结果当然孙飞龙破产了，活该他请客。那个矮老头是欺负我们不在乎是不是？一毛钱就那么一滴牛泪似的一点水豆腐，而且用五倍放大镜也难找出一枚小虾米。那老头听了我们的联名抗议，竟然呵呵地笑，说水豆腐不算少，说别看你们狠巴巴的，吃不了他14碗水豆腐，说如果一个人连着喝下去14碗，他就倒贴14碗的钱，当然，如果吃不下去，我们就得罚双倍的钱。我哧溜一笑，问是真是假，说别到了辰光耍赖皮。他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得那么慷慨激昂。他说还得附带一个条件：喝的人必须不弯膝只弯腰到地上拿水豆腐的碗。这也没什么。
打赌就开始了。他打好一碗豆腐放到地上，我弯腰拿起就喝。一开头，我喝得老快，他打也来不及打。喝到第九碗，我才感到有点不妙。没料到坏就坏在那个该死的附加条件上。肚子里灌满了水豆腐，那东西滑溜得蛇也似的，一弯腰就要从喉咙里往外蹿。到这时候，我真希望他把水豆腐打得少一点，越少越好，也不要什么虾米紫菜。常说“饱汉不知饿汉苦”，其实饱汉也有苦，苦得要命，还没人同情你。
又喝下去一碗。这时，我知道再也不能弯腰了，一弯腰准会出洋相。大吉（吉国华也）和阿龙（孙飞龙也）一致指责老头把豆腐打得太满了。我也说：“一是打得太满，二是我午饭吃得太饱了，我认输得了。”
那老头听到我们说他打得满，哈哈大笑起来：“啊哈！我就等着你们这句话哩。好了，我是跟你们闹着玩的，不用罚了。”
我不想赖账，好在口袋里有母亲叫我买牛奶票的钱，便把那张五元纸币掏出来，拍在那只小桌上，很有点气魄。没料来了一阵风，钞票飘到地上，连翻跟头，眼看要飘到街对面那条小河里去。我急忙去捡。这一下子我失策了，你别忘了，我当时还能弯腰吗？哎哟！
先是大吉和阿龙哈哈大笑，然后是我自己哈哈大笑，笑得个人仰马翻。
那卖豆腐老头最后说一句话，绝了，他说：“你这孩子，酒窝比我家外孙女还深。”可见我笑不得。
以后我们还打赌，不断地打赌。欧洲风行决斗，我们东方不必这个，只有打赌。
有一次，我们赌吃油条——不用手，把一根油条吃下去，附带条件是全过程必须在引体向上的姿态下进行。告诉你吧，一切打赌的难点都在那个附带条件上。引体向上，那几组肌肉一用力，管咀嚼的那些肌肉就简直没法活动了。
说起引体向上，就得说说我们的吊环。你没见我们三个的臂肌和胸肌老发达吗？那就是我们练吊环的缘故。我们三个住一幢楼，大吉家在底楼，阿龙家在二楼，我家住三楼，在一根y轴上。这是幢尖顶的三层楼，水泥楼板下不能置吊环，只能置在我们顶楼走廊里。偏偏我母亲（不当她面，我从来只称母亲，不称妈妈）是个反对吊环的死硬派。她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危险，别说脑袋，就是屁股撞在水门汀上，也得摔成两片以上；二是影响功课，说难道做完了暑期作业就算完了吗？我母亲最擅长“难道……吗？”这个句式。
第二条理由根本站不住脚，第一条理由还小有道理。我们找出条破棉胎铺在吊环下，母亲又说不行，说打沙发还要派用场。我们捡几个尿素袋子，装了沙子放在吊环下安慰我母亲。还是不行，原因是她偶然听见我们在争论一个使她惊心动魄的问题。那是我们看了一部破案小说之后的事。小说中有一个公安人员鉴别缢死和上吊自杀的情节，说被勒死者脖子上的索印是O形，上吊自杀的则是C形，而且这个C形必在耳朵之后，如果在耳朵之前就吊不死。我母亲怕我们争论到后来会用打赌的办法来分晓是非。说句老实话，我保证不了这个打赌不会发生。要是打赌发生，那个试上吊的一定是我，我最有敢作敢为的那种豪气。男子汉就得有豪气。谁说中国难找男子汉？我算一个，大龙也算一个。当然，大吉就难说了，充其量只能算个男子汉的跟屁虫。当跟屁虫也得跟上男子汉，就这一点，大吉也还不错。如果我试上吊，大吉会毫不犹豫地把绳子套在我的脖子上。
那天母亲大喊大叫，动员起大楼里一切反吊环力量，力逼我们撤除吊环。我们三个当时正在练吊环，都只穿一个三角短裤，几乎赤裸裸地被人们堵在走廊里。
正狼狈不堪的时候，我乡下的小舅舅忽然在楼梯口出现。他驾机帆船进城来办事，手里摇着一只宽边草帽，肩上挂只挺帅的牛津包。他明白了走廊里的事端，呵呵笑着，挤进人群来，一虚拳击在我胸脯上，说：“嚯！多结实，比得上李宁。少不练，老不健，看来吊环是个好东西！”
就冲他这句话，我承认小舅舅是个男子汉。
男子汉当然应有个标准。《辞海》上没这一条，还有待于我们来探讨。我们初步设想搞出一个方程式来。爱因斯坦不是也说过一个关于人生价值的方程式的吗？
关于“男子汉方程式”探讨：
一号方程式：
男子汉=不笑 敢打赌 吊环或足球
甲鱼向男子汉们挑战
小舅舅邀请我们三个到他家去过暑假。结果阿龙没去成，我和大吉“应邀前往”。
人说大吉是我的“尾巴”。这话太损，贬了他也贬了我。难道我有尾巴？难道他是尾巴？
大概受了我母亲的潜移默化，我想问题也老用反问句，难道、难道没个完。
有人说大吉是我的影子，这个比喻还能接受。难道人能没影子？难道人和影子能分开？这就把彼此依存的关系形容出来了，句子也漂亮，说出来像格言似的。
大热天出门其实是最简单的，带几个裤头、几件汗背心就完。母亲送我们上了机帆船，忽然又想起牙刷什么的，又要回去取来。
小舅舅说：“表姐，别去拿了。我们村头那个小店有六种牙刷，其中一种是铁公鸡牌的。”一挥手，“开船！”他像个船长。可惜我不会发动船艄上那机器。
机帆船“嘭嘭”地响起来，也颇有点气势。
机帆船在小舅舅的手下像只小鸭子，听到小舅舅一声呼哨，便离了埠头。母亲还在嘱咐着什么，还不放心把豁免权移交给小舅舅。
当然，我叫他舅舅并不怎样合理。他不过比我大五岁。他二十岁，高中毕业，想考地质学院、钢铁学院什么的，却录取在一所幼儿师范。问题极可能出在他女性倾向的名字上——刘方华。难道幼师会录取男生？难道他刘方华填写过那样的志愿？难道……他一笑，也没去“高考办”探究，当然也没去学校报到。两年中，他干过好多行当：漆工、钢筋工、跑运输、养珠蚌……
机帆船神气地驶出小城。河面开阔了，风里有了水腥味。水腥味是什么？是水草的气息，是河泥的气息，是鱼虾的气息……一句话，是大自然的气息。正迎着风走，船头拍打迎头浪，呼呼作响。
这种大暑天在城市里满耳朵是嗡嗡嘤嘤的电扇声，还有卖冷饮小贩的敲打声，哪还有大自然气息什么的？
我一仰身躺到平基板上，眯起眼听那水声，看那天空。天空实在是很有看头的。它空空荡荡又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又空空荡荡。你想什么它就有什么，你不想什么它就什么也没有……
正出哲理呢，没提防大吉来了一句倒胃口的话。他怯怯地看着我，问道：“能靠一下岸吗？我要小便。”
在这野田阔水之间问出这句话来可笑不可笑？
我说：“要我帮你捋裤子吗？”
大吉自己也觉得傻，正要动作，小舅舅却极庄严地来了一句：“有女人！”又惊了大吉一下。
大吉这家伙活了十五年，也并非第一次下乡什么的，他就这个性子——他要做件事非得别人赞同不可。他听我的，无条件服从。对这一点，有时我高兴，有时我讨厌，也就不深谈了。
去小舅舅家所在的大河村的水路我认得，只要顺着这条梅子河一直走，过了一座三拱水泥大桥后就来个左转弯，再走一会儿就到了。这一回，小舅舅没按老路走，把舵一别，打个急弯，把船驶进了一条窄窄的小浜。
我说：“小舅舅，走小浜没劲！”
小舅舅诡谲地说：“不想吃鱼吗？”
什么意思的有？
正惶惑，只听得“噼啪”一声响，船舷外有一条白兮兮的鱼跃出水面，“啪”一声又扎回水里去。
原来，这船在窄浅的小浜驶过就惊动了鱼儿们，那些暴性子鱼就会跃出水面。我领会了，很内行地说：“小舅舅，有捞海吗？”所谓“捞海”不过就是那种拴在竹竿上的小网兜，名字起得狂了点儿就是。
小舅舅稳稳地把舵，打个呼哨，说：“小伙子们，留神了！”他的嗓音不错，像乔榛。
不断有鱼跃水，就是不跳上船来。
可小舅舅有把握，他说根据概率，肯定有鱼会落上船，还打趣：“抓鱼可得当心它撞你裤裆！有个捉鱼老头说大青鱼晓得男人的薄弱环节。”
果然来了！一条白鱼足有尺把长，划出一道漂亮的白弧，呼一声落到船头平基板上，又怒气冲冲地乱蹦乱跳起来。
大吉站得近，望望我：“能捉吗？”
我保证一辈子不会说这种窝囊话。我跃上船头，猛地向那鱼扑去，一下子按住了滑溜溜的鱼身。不料鱼尾在平基板上猛地一击，从我的手下滑脱了出来，“啪”的一声跳到了船舱里。这时大吉一纵身跳下舱，就去扑鱼。那鱼鬼，斜斜跃起，潇潇洒洒地跳回到河里去了。
大吉哪里肯舍，毫不犹豫地也跳下河去。大吉就有这么点蛮性，叫你不忍心骂他窝囊。
小舅舅停了船，把大吉拉上船来，笑道：“下了河，你还抓鱼啊？鱼不抓你就是了！”
大吉水淋淋的，像唐老鸭那样地笑。
小舅舅一拉快挡，船又急驶，一豁亮又出了小浜，到了梅子河。原来船走了个C字。
我说：“走小浜有劲！”
小舅舅说：“看到鱼簖没有？小浜都是人家的养鱼塘。只能闪电战。你们自己逃了鱼，晚上就没鱼吃，怪不得我啦！”
小舅舅突然把机器熄了，压低声音说：“看见了没有？那儿——”鬼鬼地吓人。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看见了一个奇异的景象：五只大小不一的甲鱼，一只压一只，叠成了一座“宝塔”，一动不动。
小舅舅说：“这叫‘叠鳖塔’，可惜船上没有鱼罩子！它们离水近，我们只能各人认准一只同时去捕捉。注意，我捉最下边的大号，双豆捉二号，大吉捉三号，放过上头两只小的。记住，认准一只，别哪只都想捉……”
说话间，小舅舅已把小船撑靠到岸边了。
甲鱼发现了我们，听到撤退令似的，鳖塔一下子崩塌。五只甲鱼向五个方向逃开，只要一入水，人就没奈何了。
我们三个人一跃上了岸，就向各自的目标扑去。
就在扑向甲鱼时，我和大吉互相挤撞了一下，几乎都跌倒了。眼看甲鱼要入水，我不顾一切地扑倒在水边，守门员似的截住了甲鱼入水的通道。甲鱼机灵得可以，返身爬上一个土坡，然后出其不意地一仰身，向下便滚，滴溜溜滚到了大吉脚边。大吉伸手去抓。甲鱼凶狠地张开了很大的嘴。大吉稍一迟疑，甲鱼早“扑通”一声下水去了。
我和大吉立刻争执起来，彼此责怪对方认错了目标。这笔糊涂账是永远争执不清了。
小舅舅一手抓了一只甲鱼，幸灾乐祸地喝笑一声：“啊哈！”又一变脸，说声，“注意，再试试！”忽地把手中的甲鱼一齐抛在堤上，“快抓！”
这下目标分得清，我和大吉急忙去捉。
甲鱼到我脚边时，我的脑子里才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怎么抓？”这问题哪能是这种时候想得的？甲鱼连滚带爬又要入水去了。我急中生智，不顾一切地一脚踩到甲鱼背上。甲鱼伸出长长的头颈，狠狠地咬我脚背，幸好咬住的是我的凉鞋帮子。
小舅舅说：“用力踩！”
我脚下一用力，甲鱼反松了口。小舅舅又说：“放开脚！”等我缩了脚，小舅舅敏捷地用脚尖一挑，把甲鱼翻了个底朝天，然后不慌不忙地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插进甲鱼的两个后脚窝里，抓起了甲鱼。甲鱼愤怒而徒然地划动着四肢。
大吉滚了一身泥也没抓住甲鱼，说：“只差一点点……”
小舅舅说：“甲鱼只要你差一点点。”
想不到小舅舅还真有声有色。
最难的是不笑
当然，我带着那副吊环。一到小舅舅家，我和大吉就忙着找地方安置吊环。偏偏小舅舅家是平顶两层楼，没处安。扫兴！
小舅舅让我们去杀甲鱼。
杀就杀。没想到杀甲鱼不比杀鱼，还挺麻烦。甲鱼把头颈缩在甲壳里死也不伸出来。它的盔甲挺严密，我们一时束手无策。
小舅舅说：“又忘啦？”
这下我想起刚才甲鱼咬我凉鞋的情景，一脚踩住甲鱼背，一用劲，甲鱼头就出来了……
小舅舅说：“还行。接下去开膛。挖出内脏就拿着去后院小屋喂貂去。”
因为肉在骨头里，吃甲鱼竟这么麻烦。
小舅舅家养貂还刚开始，花了420元买了4只种貂，打算逐步繁殖。
我和大吉好不容易挖出甲鱼内脏，急急奔到后院小屋去喂水貂。
貂房里有股子腥臊味。四只铁丝笼子里各关一只水貂。水貂或黑或灰，从外形看跟黄鼠狼差不多。它们在铁丝笼子里来回鼠窜，灵活异常。它们对人怀有仇恨，人走近去，它们就长髭倒竖，把一对凶狠的小眼睛死死地盯住你，立即造成一种紧张的对抗气氛。
我们把甲鱼内脏平均分到四只笼子里。其中两只贪婪地一下就吃掉了。最文雅的是其中一只豁耳朵貂，它津津有味地吃完后，舔舔嘴唇，向我们鞠了个躬。唯独四眼（它的眼睛上各有一个小白点子）装腔作势，横嗅竖嗅，好像在鉴别什么，最后很勉强地舔了一舔才走开。
我很不满意，心想你不吃我就让别的貂来吃！我把豁耳朵和四眼的两只笼门对合起来，然后拉起门，把两只笼子连通了起来。豁耳朵老实不客气地蹿进了四眼的笼子，就要去代吃那份鲜物。后来才知道我这是犯了一个大错：成年貂无论雌雄都须单独关养，否则它们就会拼个你死我活。四眼对豁耳朵的入侵怒不可遏，嘶叫一声，向豁耳朵扑去。两只貂立即厮打成一团，难分难解，看那架势不咬死对方不会罢休。
我和大吉慌了手脚，不知怎么办才好。
更严重的情况发生了！由于激烈的搏斗，两只门对门的笼子分开了。我们还来不及反应过来，只见黑影一闪，两只貂都出了笼子，又一闪，两只水貂就无影无踪了。这个过程至多只有零点几秒，连眼珠也来不及转一转。
一只种貂值一百多元！这可怎么办？
没办法，好汉做事好汉当。
小舅舅这时正在大门口把吊环安置在皂荚树上。这更能够使我内心过意不去。
他听完我的报告，竟没停下手里的活，问：“是逃的哪两只？”
我觉得嘴唇像秤砣一样重：“一只是豁耳朵，一只是四眼——眼睛上有白点的。”
小舅舅说：“这么说，我的貂房里要实行一夫一妻制啦：你放生放得巧，刚好留下一雌一雄。”他还想逗我笑。可我笑不出来。他这么轻松，太轻松了，是不是装出来的？
我说：“要多少钱？以后我赔你。”
小舅舅看了我一眼，说：“好吧，那就以后再说吧。现在我们先来试试这吊环装得怎么样，谁先上？”
刚闯了大祸，我和大吉全无兴致。情绪不好时可千万不能上吊环。
小舅舅把外衣一甩，说：“我试试！”一纵身上了吊环，浅握，引体，直角，水平，倒立，旋，十字悬垂……
他的动作完成得很圆满。有情绪的人决计做不出这么协调的动作。
我服了他，暗暗赞一句：大将风度！
吃晚饭时，小舅舅开了一瓶“味美思”。若不是甲鱼事件和水貂事件，我准会学靳开来来一句：“娘们儿喝的，咱不喝！”可我在小舅舅面前全没了这个勇气。
小舅舅呷了一口味美思，说：“好酒！”
这一下子，在我眼中刚刚站起来的他的形象一下子黯淡了不少。
这时小舅舅的父亲、我的舅公公回来了。
我们是在阳台上吃晚饭，舅公公老远就看见我了，大声咋呼着：“双豆你这小豆子真有口福！今天舅公公三网捞起半斤青虾，我请你吃酒呛虾！吵坯，下乡还带两个铁圈挂树上玩……”
我这个舅公公开口就骂人。你可别在意，他越喜欢你就越骂得凶。小时候，他常骂我“馋痨坯”，这一回又想出个“吵坯”来了。
舅公公把青虾放进一只大海碗里，灌下些“洋河大曲”，赶忙把另一只碗反扣上。听得里头啪啪一阵响，揭开时，那些青虾全变成了红虾。
舅公公用筷子夹起一只虾，蘸蘸酱油，一口吞了，喊道：“好鲜！来，尝尝！双豆，大吉，敢不敢吃？”
怎么不敢吃？
虾浸过烈酒，那酒味凶得不得了，满嘴满鼻子像着了一蓬火，还滋溜溜一条线似的往肚子里蹿。我和大吉都咳起来，此起彼伏没个完。
他们父子得意地笑起来。
舅公公又想出一个“坯”来，骂道：“嫩坯子！嫩坯子！”
笑声惊动了隔壁何家。何家的阳台上出现了一个神气的高个子青年，他的声音浑厚：“三伯，有我的份没有？”
舅公公戏谑道：“鸭尾巴，没你的份头！”
两家的阳台只隔着一道齐腰的花墙，高个子青年一偏腿就过来了。他和小舅舅差不多年纪，比小舅舅高大许多。眉是浓浓的，往上挑，挑出几分英气。粗犷地光着肌肉绽绽的上身，大腿上、小腿上黑毛茸茸。因为他留着鸭尾巴似的长发，所以舅公公就骂他鸭尾巴。
“双豆，怎么不认识我了？”他说，捉住我的肩膀用力地摇摇。
我认出来了。他叫何德龙，前几年我来小舅舅家，他还教过我游泳。分别几年，他长成一条汉子了。那时候，他嘴唇上的汗毛还淡淡的，大腿上也没这么黑的毛。他的名字不错，使人想起史泰龙或者阿兰·德龙什么的。
一桌子围坐了五个男子汉。我觉得很兴奋，使劲想着，想说几句有气派的话。
何德龙说：“嘿，味美思？娘们儿喝的！”想不到由他说出了我想说却没敢说的话。
小舅舅说：“德龙，你这话哪儿学来的？”
“《花环》里有这句话。那解放军‘啪’一掌敲掉了瓶颈。”
小舅舅说：“《第二滴血》里也有这句话。你知道《第二滴血》吗？”
何德龙自作聪明，说：“那不是《第一滴血》的续篇吗？”
小舅舅用筷子虚点着他的鼻子开心地大笑起来。何德龙上了他的当，抓了两只酒呛虾，跳过花墙去了。他的房间里，费翔在唱着“一把火”。
我问舅公公这虾怎么个捞法。
舅公公说那便当：一个人，一口网，一个湖。
我说：“有意思。和海明威写得差不多：一个老人，一条小船，一个海。”
小舅舅说：“你读过海明威？”
我以为海明威只写过《老人与海》，就说：“当然读过。他专写硬汉子，从不写女人。”
小舅舅摇摇头，说：“不对，《老人与海》里就有一个女的。”
我可不会上他当，那小说我认真读过，小说里只有一个老头，还有一条鱼——雄鱼，对了，还有梦里的雄狮。
小舅舅转向大吉：“大吉，你说那小说里有没有女的？”
大吉回答得快而且坚决：“没有！”他无条件地信我。
小舅舅说：“你们都错了！那里有一个伟大的女性——大海！海明威笔下的海全是女性的，全用女字旁的‘她’来称呼海，英文就是she。”
舅公公说：“什么希？”他把she听成“希”。
我打趣说：“就是米希米希的‘希’。”
舅公公说：“那我懂的。是日本话，‘米希’就是‘吃’。”
我们忍不住笑起来，笑得小肚子发酸。
不笑真难。
最累的是说谎
第二天一大早，小舅舅就把我和大吉叫醒。他要请我们去吃陆家臭豆腐。石桥镇的陆家臭豆腐是远近闻名的。陆家臭豆腐做工考究，风味独特，虽然销路好，可店主陆阿四怪气，每天只卖180块豆腐，不肯多卖一块，迟到者只好“明日请早”，说是物以稀为贵。
豆腐而又“臭”，不会好吃到哪儿的，不过我很想去看看那个怪人陆阿四——不如叫他“阿屈西”。“阿屈西”是句上海话，洋盘加傻瓜的意思。
老远地，我就闻到了一种“臭得极香”“香得发臭”的说不上来的气味。这味的穿透性强得很，一下子就渗入了人的五脏六腑，让人管食欲的那部分神经和器官一阵阵地战栗。
坐进陆阿四店堂，我立刻改变了对他的看法。除了卖臭豆腐，他还卖其他点心。由于那个“只卖180”，吃客到得早，他开市也比别的店早。这个“只卖l80”实在是一个创名牌、吸引吃客的极妙手段。陆阿四不是“阿屈西”，是个极精明的人。
我们在陆家小店遇上了何德龙。他本来坐在旮旯那张桌子上，见到我们，便移到了我们一起。
四盘臭豆腐端上来了。再不端上来我简直有点受不住了。豆腐被炸成金黄色，香得人耳朵根那块骨头直发痒。桌上有各种调料，何德龙用辣椒油把他那盘豆腐淋得一片红。他那洒辣的动作豪放得像美国西部电影。
“你要不要？”他问我，眼神里有一点揶揄的意味。
鬼使神差似的，我端起辣椒油瓶也把自己那盘淋了个血红，一点也不比何德龙的弱。
大吉当然也照办。
现在想来，我当时是“阿屈西”得可以。那盘到嘴的美味顷刻间成了一个灾难。呵，那份昏天黑地的辣呀！我相信喝硫酸、敌敌畏什么的也没这么灾难。我吞下去的哪是臭豆腐，压根儿就是一个一个烧红的煤球。自然，我还得硬装出满不在乎、津津有味的样子，可恨脑门子上的汗已连成一道线，蠕蠕如蚯蚓在爬。
大吉眼眶发红，可怜巴巴地看了看我，像是一个挨夹棍的囚犯。
我瞪了他一眼：别
包！
可大吉痉挛地咳起来，真是丢人现眼。
小舅舅没放一点辣油，只顾埋头吃他的。
又吃馄饨，什么味也没觉出来。嘴唇、舌头什么的彻底麻木不仁。
这时何德龙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在小舅舅耳边报道一条消息。大概失去味觉后听觉会特别灵，德龙的窃窃低语我全听清楚了：王家村王水林老汉家昨晚被水獭咬死了三只母鸡。德龙说可以断定那“水獭”即是小舅舅家逃走的水貂，要小舅舅千万把逃貂的事保密起来，否则就得对“逃犯”的罪行负责任。
我心里很不好受。想不到丢了水貂还会招来这么多麻烦，这么多后患。
不知什么时候，何德龙走了。
小舅舅见我发呆，晓得我的心思，说：“双豆，听德龙说了吧？那是好消息。至少有一只水貂的踪迹已初步掌握了。我们想办法去追捕它！”
我一下子来了精神：“这事包在我身上。”
小舅舅说：“那好，败在萧何，成亦萧何。”
他这话我没听懂，只是说：“我保证把水貂捉回来。”
大吉也说：“对，抓回来！”
小舅舅说：“走！我们现在去茶馆。”
你猜小舅舅去茶馆干什么？他竟是去找那个王水林。小舅舅挤到一只茶桌上坐了，给桌上的老人们散了香烟，对其中一个老汉说：“水林伯，你昨晚丢了三只鸡？”
水林老汉说：“昨天月光好，听到鸡叫，我从窗子探头一看，看见了那东西。先以为是黄鼠狼，后来那东西扎下河去，连水花也没打一个，是条水獭。”
小舅舅说：“水林伯，我赔你三只鸡，那不是水獭，是水貂。我昨天逃走了两只水貂。”
我暗吃一惊，想：莫非我小舅舅是个阿屈西？以后谁家丢了鸡鸭都上门来索赔怎么得了？
回家的路上，小舅舅问我们：“双豆，大吉，陆家臭豆腐好吃不？”
我说：“不错，名不虚传。”说谎话一要对答迅速不打顿，二要说得坚决。
小舅舅又说：“甜得鲜洁吧？”
我说：“还不错。”
大吉画蛇添足：“甜得老鲜洁！”
小舅舅撑不住大笑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臭豆腐彻底是咸的。
牵老山羊的小姑娘
我们出发到王家村去。白天勘明了地形，晚上好去布置“轧笼”。小舅舅家有几只轧笼，是逮黄鼠狼用的。
这种事对于我和大吉来说是很对胃口的。我们曾对比利时的侦探波洛迷过一阵子。他那撇胡子很有个性。
去王家村的路上遇上了一场阵雨，只得到一个小酒店躲雨。上午下阵雨很少见，可偏在这天下了，还偏叫我们躲进那个野店遇上了一条暧昧的大青鱼。我挺喜欢“暧昧”这个词，用在这儿挺恰当、挺幽默的。
小酒店的老板娘从贸易市场买回一条大青鱼。我们进去躲雨时，她正拾掇那鱼，把菜刀在水缸沿上蹭得嚓嚓响，看她的神色就像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准备动手术。《雅马哈鱼档》那电影里有剖鱼的长镜头，真是莫名其妙，谁看那个？有一次我陪外婆到医院去拔牙。外婆紧张得要命，坐上那把白椅子就紧紧抓住了自己的衣裳角。那医生额上有一块小圆镜子，煤矿工人似的，手里拿了把家伙，软语款言地说：“老太太，手术还要等一会儿才做，我先检查一下……”他边说边在外婆嘴里头搅了几下，说：“老太太，手术完了。”叮一声，白瓷盘里果然有了一颗长牙齿。医生的眼神好得意……
那老板娘刮完鱼鳞，剖开鱼肚皮，忽然尖叫一声：“哎呀！”
原来鱼肚子里有一个卷成香烟状的纸条子，纸条上有字，吃了水有点模糊，可还看得清：“这条鱼有毒，千万不能吃！”
《雅马哈鱼档》里绝没有这么个悬念。想不到还真有鱼雁传书的事。
老板不在家，老板娘全没了主意。只重复一句话：“啥名堂，要死，啥名堂，要死……”十几斤一条青鱼，值几十元钱，就这个名堂。
我们帮老板娘研究这来历不明的条子，可全无结果。说句实话，我们根本没有认真动脑子，全是逢场作戏。说不定这条子也是谁开的玩笑。
小舅舅倒挺认真，问：“你认得卖鱼的人吗？”
老板娘说：“是个男的，戴只草帽……”话没说完，慌忙打起伞就走，临走说，“你们可别走！”看来她要我们作证什么的。
那青鱼躺着，灰白的眼睛圆睁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亲人。柜台底下蜷伏着一只黑猫，眼闭着，耳尖在动，显然是别有用心地装睡。
雨倒歇了，可我们不能走。小舅舅不让我们走，还在研究那张纸条。
老板娘回来了，一副颓丧的样子。那鱼贩子早不见影了。我看她从来没看清那人的脸，最多只看见了那顶草帽。
小舅舅又为她出主意，让她切一片鱼到医院去化验一下。小舅舅说他能断定条子是一个小孩写的，说不定是个玩笑，但也说不定，所以不能马虎了事……
我和大吉走出店去，跨上自行车就走。我们一心想去王家村，对青鱼已没了兴趣。我很嫌小舅舅管闲事，我尝过管闲事的滋味，那真是！
有一回，我见马路上有块石块，来往的自行车都险兮兮地绕开它，便停下车来想搬掉石块做件好事，结果被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埋怨了一通。还有一回更沉痛。那天去开明戏院看戏，我的票是3排10座，进去一看，那位置上坐了个白发老太太。她掏出票让我看，是楼座的3排10座。那老太太太老了，我不忍心再让她奔波，而且凭她昏花老眼，在那么遥远的楼座能看到什么？我二话没说，回头就奔楼座，在心里一个劲儿地表扬自己。不料楼座那个位子上坐着个蛮汉子，偏不肯让，要验我的票。我说了老太太的事，他哪信？龇出一颗金牙笑我阿木林，分不清楼上楼下……更可恨的是旁边还有不少人笑。唉，别提了！我那晚一甩手出了开明戏院，从此就不再那么开明了。
阵雨过后，空气格外清新，太阳还被云遮着，那风就格外地凉爽。天空有一道白云，很规则地卷着，像一个巨大的弹簧。
一辆红色的“嘉陵”神气地驶过，骑车的是个女的。后座上有一筐鱼，都是大青鱼，好像还在摇尾巴。
小舅舅终于骑车赶上来了，在我们后头指挥：“向左拐弯！”
向左拐弯不远就到了一个村子。
没料到这村子不是王家村。原来小舅舅要拜访一位宋老师。更没料到他找宋老师还是为了那个婆婆妈妈的“青鱼传书”事件。
到了宋老师家，小舅舅就把那张很腥的纸条给宋老师看。这纸条是从旧作文本上撕下来的，反面还有一篇作文的最末几句，然后是老师的红笔评语。
∵条子和作文字迹相同，出于一人之手。
∴能断定条子出于一个孩子之手。
又∵认出评语是宋老师出色的书法。
∴……
哎呀，还有个完没有？
偏偏宋老师也认真得要命，特地换了一副眼镜仔细推敲一番，然后断定这条子是他的学生苏小明所写。
小舅舅一声“出发”，我们又骑车上路；又是左转弯，又到了一个村庄——依旧不是王家村。
小舅舅终于在小河边找到了放羊的苏小明。当然不是唱“军港”出名的那个，而是一个大眼睛的瘦瘦的小女孩。她背个草篓子，牵了一只慈祥得不得了的老山羊。
小女孩点头承认条子是她写的，还说这不是恶作剧，那鱼是她后爸用农药毒死的，她后爸凶得很，她只能写了这条子偷偷塞在鱼肚子里……
小女孩说话轻轻的，却分外镇定，没有人会不信她的话。
她说：“叔叔，鱼不能吃，如果你们不信，我可以对证。”
不可思议，她敢和她凶狠的后爸对证！
小舅舅在女孩子面前蹲下来、为她摘掉粘在头发上的一片草叶，说：“小妹妹，你做得对，很对。你放心吧，你爸——你后爸不会晓得你写过条子。”
女孩子没说话，咬着嘴唇点点头。
骑了一段路了，小舅舅还回头去看那女孩子。那女孩子还端端地站在那儿。
大吉的车子和我并行。他想搭我的肩。
我不耐烦地说：“靠边儿！”不知怎的，我这时心里有点乱，容不得大吉的轻骨头。
小舅舅一路无话，吹起口哨，反复吹两句。那是《城南旧事》插曲的前两句，有点凄婉和苍凉，可很动人。
我无端地希望路长一点。那个青鱼的故事，那个好心肠的小女孩，还有这口哨造成了一种神秘的氛围。我觉得这氛围很温暖，很干净，很美。
大弹簧一样的白云变幻成一座山的样子，很重。
看瓜棚一夜
既然我们在王家村村里村外布置了好几个轧笼，就得在王家村住下来。小舅舅安排大吉住在王水林老汉家里，分管村里那几个轧笼；安排我住在王水林老汉的看瓜棚里，分管村外的几个轧笼。小舅舅有事，不能住下。
大吉听说要和我分手，就不高兴。说实话，我也感到不习惯，而且有必要这么分开吗？不料小舅舅说出一句话来：“我相信你们都不是半个男子汉。”
这话有骨头。他故意要拆散我们两个。
我一收小腹，说：“放心！”
大吉打着油腔：“没——事。”
王水林老汉的看瓜棚里本来就有两张竹床，都装备着尼龙蚊帐。他喜欢有人去做伴聊夜。这瓜棚地势高爽，全用油过的船棚片儿搭成，整洁得很，沿墙根还撒了一圈“六六六”粉。
王水林老汉和我舅公公一样豪爽而幽默，他说：“在这里西瓜尽你肚子装就是，就有两个注意事项：一是不许打喷嚏，二是不能放响屁……你别笑，这是正经事，要不震裂了我的西瓜你要赔钱。”
当然，他这是在说趣话。不过，他的西瓜皮特薄倒是真的。小舅舅说王家村西瓜远近闻名，瓜名“怕雷薄”。这瓜名绝了，说是瓜皮薄得经不起雷声震。
老汉一边和我扯谈，一边喝酒。下酒菜只一样：豆腐炖螺蛳。这菜怪气。他说这菜是他的发明，比什么山珍海味都强，还念顺口溜：“啧啧啧，螺蛳熟，里头肉，外头壳，吃它肉，还它壳，一斗螺蛳十升壳……”
跟这么快活的老人在一起挺有劲的。不料那酒厉害，老汉烂醉如泥，往蚊帐里一钻就打起鼾来，看架势地震海啸他全不管了。
黄昏已至，夜色渐浓。
月亮是瘦瘦的，像只香蕉，熟了，黄得很透。小河里也有个月亮，却淡得快白了，且很薄，像用绸缎剪成的，有一点风就起皱。先是看见亮的星，越看越多，那银河彻底就成了一缕白雾。先是听见蛙的鼓噪，后来就听见了远远的狗吠，哑哑的很亲昵；又听见蝈蝈的吟哦，蝙蝠的翼动，小草的呼吸……乡村之夜，实在美得很。可奇怪的是，这么多音响却能创造出一种宁静安逸的气氛来。我家弄堂口那个噪声监测显示仪，咔咔地响，本身也在发出噪声。
西瓜吃得太多了，不断地撒尿。在这儿小便扯下裤子就是。有一回，我们把隔壁弄堂口掉下来的一块搪瓷标志牌钉到我们弄堂口。那牌子上写着“弄内有公厕”。这牌子引了好多外地人寻进弄堂来，却怎么也找不到公厕……
似乎有一种奇怪的声音，留心听又没有了，不留心时又出现了。不知哪儿“哇”的一声叫，不知哪儿“嗡”的一声响。我打手电去照，却发现有一条蛇昂着头在泅水。那河水黑，又稠，不由得生出许多神秘和恐怖。
我觉得自己很脆弱，很希望王老汉醒来。王老汉的鼾声竟成了我这时的精神支柱。我自问：你能一个人在这瓜棚里安睡吗？我忽然领悟到：做个男子汉不容易。我忽然觉得我们几个自封的男子汉的许多举动都很可笑。
我们那个男子汉方程式还得修改，至少得在等式右边加上“大胆”一项……
正胡思乱想，猛听得村子方向传来一个人的呼喊声，且有手电光在那儿晃动。我听出来了，那是大吉在喊我。
帐子里的鼾声忽然变成一句话：“愣什么？快去！”
性急慌忙，不时踩到水田里，等我和大吉相遇时，两人都成了泥猴。
大吉结结巴巴地告诉我，说他已把溜进院子想偷鸡的水貂关在院子里了。
我高兴了，说：“那你还这么急吼吼干什么？”
大吉说：“你不是也看见过的吗？王家院墙上爬着百脚草什么的，我怕水貂会逃跑。”
“那你怎么不把貂赶到屋里去关起来？明天天亮了再想办法擒住它。”
“我也这么想过……”
……
我和大吉跑到王水根家，那水貂已利用围墙上的百脚藤越墙逃走了。王水根家只有王水根的女人在。她是个瘸子，眼睁睁看着水貂逃了。
功亏一篑，太可惜了。
我真想打大吉一个耳刮子。明知道水貂会逃，怎么不把它赶进屋里关起来？
这时，王水根老汉也从瓜棚回来了，一进门，见我们的沮丧样子就明白了，说：“就差一点点，是吗？”
大吉挺委屈地说：“就差多了墙上这点百脚藤。”
老汉摇头道：“不对，不对，是你们嘴唇上少了一点点百脚草。常言道：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我笑不出来。
下半夜，我和大吉睡在瓜棚里。两只竹床格吱吱响。懊恼的情绪使我们难以入睡。可我们谁也不说话。
天亮了。大吉撩开蚊帐第一句话竟是：“双豆，我和你打一架吧。”
我想他可能是气疯了，就说：“好吧，打一架。你先动手。”
他说：“不，你先动手！”
他是从来不违拗我的，看来他真气疯了。我不由得有些害怕，赶紧看他脸上有没有没来由的笑。
他笑了，说：“双豆，算了，不打了。我是试试我能不能说‘不’字。我想了半夜，想了很多事。我以前做每件事都要得到别人的赞成才去做。昨晚上也是这样。我想到了关水貂进屋的办法，可因为没人赞成我……唉，不说了，这是被我父母从小培养成的。”
想不到他思考得这么深。
这瓜棚一夜在大吉的人生历程中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页。
后来小舅舅听了大吉的“反思”，未予评论，讲出一个《抬驴》的故事来。说是有父子两人牵一头驴子上坡，路人说这两人有驴不骑，太憨。于是父亲就骑上驴子。可又有人说这当父亲的太不爱惜儿子，老子赶忙下来让儿子骑驴。又有人说儿子不孝。于是两人一起骑上去。却有人说这两人心肠太狠，非把小驴子骑死才高兴。父子俩没办法了，干脆找根杠子把驴子抬了走路……
听完这故事我和大吉都没笑，胸口沉甸甸的，笑不出来。这个故事以前我们也听过，听过了就笑、笑过了就完了。这一次不同，听过了觉得有不少东西得好好想一想。
“香榭丽舍大街”的吊桥
从王家村到石桥镇，我们走了老半天。我们磨蹭着，尽量让小舅舅迟一点儿听到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
茶馆对面有家照相馆，橱窗里布置着一些彩色大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是一个拉小提琴的女青年，那姿势别扭得要命，倒像是扛着一支鸟铳或正和一只穿山甲搏斗。
我说过了，我们这会儿怕回到大河村，怕见到小舅舅，就想着法子磨时间。
“她绝对不会拉提琴。”我断言。
“不，她会。”大吉反对。这家伙现在老跟我对着干。不过这会儿我希望他有不同观点。
我说：“你再看看清，好不好？拉提琴的能把长头发触在琴上吗？她的左手指根本没按在弦上。”
“那是在拉空弦。”大吉接得很快，而且还加了一句挑衅的话，“她会拉琴，我敢打赌。”
我们三个（他，我，加上孙飞龙），在一起常打赌，可我和大吉却从未打过赌。大吉在瓜棚过了一夜，一下子变了。
我说：“赌什么？”
“输家喝七杯井水。”
再一想，我们没法赌。谁知道照片上那个女青年在哪儿？我们只得罢了。
可无巧不成书。没过几分钟，我们竟在百货店里发现了照片上那个女青年，她是家电柜台的营业员。
大吉用手拢了一下头发，很大方地走上前去，说：“同志，请问这儿有小提琴弦卖吗？”
披肩发的女营业员说：“没有。我们商店不经销乐器。”
大吉搔了一下头皮，说：“呦，这可糟了。”
披肩发还相当热心，说：“买弦得上县城去。”
大吉说：“是这样，我们两个都喜欢拉小提琴，答应为几个朋友表演，可断了一根弦，是，是一根最重要的弦。因为我们在照相馆橱窗里看见你拉琴的照片，所以我们想你一定有琴弦，所以想……”
披肩发明白了，有一点难为情，说：“对不起，我不拉琴，不会拉。那照片是我摆样子照的。”
大吉说：“对不起。”回头朝我挤了挤眼睛。那意思说不清到底是他赌赢了还是我赢了。见鬼！
不过，他这一手倒是我没有料到的。
料不到的事还多着呢。
正在柜台上买东西的一个瘦瘦的男青年侧身道：“朋友，你要小提琴弦吗？”
披肩发女郎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高兴地说：“巧了！阿榜，你有提琴，你给他们解决一下困难吧。”
阿榜说：“走，到我家里去拿。”
见大吉有点着慌，我反来劲了，很大方地说：“那太谢谢你了。”我觉得自己是在演电影。
阿榜说：“没什么，走吧。”他腋下挟着一个紫红色的头盔。
百货店门口停着的那辆红色的“铃木”果然是他的。
在魁梧的“铃木”背上，阿榜显得太瘦小了。那顶头盔也太大了。
我和大吉上了摩托，大吉抱住我的腰，我便抱住阿榜的腰。阿榜回头问：“好了吗？”
他这一回头、一说话很失风度。男子汉之间应当有一种默契。这辆“铃木”若在何德龙胯下就神气了。
“铃木”很稳重地驶出小镇，驶上一条林荫路。这路不过是条煤渣铺成的小道，可就因为路旁有两行生气勃勃的槐树，使人走过时莫名其妙地会想起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正开槐花，那花香清淡，却幽幽地极有穿透力，使人觉得自己的肺腑一下子被洗得十分干净，真是妙不可言。
“铃木”稳稳地停住了。阿榜说：“到了。”又按了一长二短三声喇叭。
和“香榭丽舍大街”并行着一条小河，小河上竟奇迹般架着一座吊桥！
只在电影和连环画上看到过吊桥，想不到和古代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吊桥会出现在八十年代和平的乡村。
吊起桥板一头的是一根钢缆。缆索通过对岸大树上的一个滑轮，通到一座二层楼的阳台上。吊桥那边有高高的围墙，围起一个不小的院子。
这是座疯人院还是麻风病院？而大吉说他当时想到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荒唐。看见吊桥的一霎间，我们就产生了过吊桥、进院子的强烈欲望。
由于那一长两短的喇叭声，阳台上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她说：“来客人啦？”
阿榜打了一个手势。
吊桥放下来了。
阿榜说：“请你们在这儿稍等一会儿，我进去拿弦去。对了，你们缺的是哪根弦？”
这问题很要命。我和大吉谁也没碰过小提琴。
大吉结巴了一下，说：“是最粗的那根。”
“是B弦？”
“不错。是B弦。”大吉见风扯篷。他说他当时想到了B52飞机。
阿榜掏钥匙打开了阳台下面的白铁皮钉成的门。通过这门，我们看见了院子的一角：绿荫婆娑，花草亮眼。里头怕有一件什么文物。
我们走上了吊桥，说：“阿榜哥，我们可以进去吗？”
阿榜说：“那好，你们进门来吧。”
进了门是一间空空的屋子，对放着两张礼拜凳。这儿和院子还隔着一道玻璃门。
阿榜说：“你们在这儿坐一下，我到那边的小楼去取弦。”院子是长方形，围墙的对面那个拐角处还有同样一幢小楼。阿榜推开玻璃门，说：“你们别走出这道玻璃门，否则有危险。这儿原是省蛇类研究所的一个基地，现在由我在这儿承包养蛇。院子里都是毒蛇，千万别进来。”
原来如此。这儿是一个蛇园。可他阿榜怎么像进拙政园似的轻松自如？
我说：“阿榜哥，我们跟着你走一走，参观一下，可以吗？”
阿榜回头看看我，想了一下，还是摇摇头说：“不，有危险。”
大吉说：“那，我们也不借弦了。”
阿榜说：“为啥？”
“你这么走去拿弦不也很危险吗？”大吉扯住我手臂，说，“我们走吧。”
大吉这一手果然有效。阿榜说：“那，好吧。不过，你们千万不能乱走。紧紧跟着我，始终走在这小路的当中。”
说老实话，我们心里是挺紧张的，当然不敢乱走。这是一种很有劲的紧张。
阿榜其实是看透了我们的，反而说：“也不要太紧张了。只要不太接近，蛇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它们其实也怕人。”
院子里有好几个大土堆，每个有一米多高，上面长满了萋萋花草，还有一些紫穗槐。
阿榜说：“这些土堆就是蛇山。”
这山名挺吓人的。我们脚下的碎石路在蛇山之间盘绕。可我们没看见一条蛇。
“看见槐树上的蛇了吗？”
阿榜一说，我们才看清了，那树上盘缠着几条灰黑的蛇，一动也不动，就和树枝差不多。
阿榜说这些是引自渤海湾蛇岛上的蝮蛇。蛇岛的蝮蛇有上树捕鸟的特技，落枝歇脚的麻雀什么的是它们的美餐。几根电线杆上缚着几根茶碗粗的毛竹，上面挖了一个一个洞。这是为了吸引麻雀到这儿来筑巢的。电杆上还垂着电灯泡。晚上电灯一亮，那些趋光而来的蝼蛄等昆虫就是蛇的夜餐。
我说：“就这几条蛇吗？”
阿榜说：“这院子有二百平方米，平均每平方米有三条蛇。现在是十点多钟，已是蛇的午睡时间了。”
原来这时绝大部分的蛇都在土堆下边的地道里。打开一个土堆上的窗，开了地道里的电灯，隔着一层玻璃，我们看见了地道里的蛇。只见里头大蛇、小蛇挤挤压压，盘缠错落，黑压压挤成团。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蛇，不由得毛骨悚然，直恶心。
阿榜让我们注意蝮蛇鼻孔和眼睛之间的凹陷。他说这颊窝可神呢。尤其在晚上，蝮蛇觅食不靠眼睛和耳朵，主要依靠舌头和颊窝。这颊窝里有一层百分之一毫米厚的膜，是十分敏感的热测位器，能在几步之内辨出摄氏千分之二度的温度差。每个动物都向外发射红外线生物电流，一靠近蛇，蛇就感觉出来了。科学家利用这个原理制造出一种空对空导弹，取名叫“响尾蛇导弹”。响尾蛇的颊窝比蝮蛇的还要灵敏。
想不到阿榜讲起蛇来滔滔不绝。
大吉问：“你一定有好蛇药吧？”
阿榜说：“最好的蛇药是掌握蛇的活动规律。”
我说：“你一定赚了很多钱。”
阿榜说：“我做其他工作，可能比干这个更赚钱。不过，我觉得干这个工作挺有意思。”
大吉说：“挺危险，还很累，很脏，常这么干没意思。”大吉说的是实话。
阿榜说：“蛇也是一种宝贵资源。有人说蛇毒是液体黄金。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是在开金矿。危险是有的，可这是有意义的危险。危险里看见男子汉。”
我挺欣赏他最后这句话，问他这是哪位名人的格言，是拿破仑还是恺撒？
他狡黠地一笑，说：“谁的名言？刚才，那人给我们放过吊桥。”
原来是他妻子说的。
阿榜说：“这蛇园是她包下来的，签了字才告诉我。她说她知道我会同意的。就这样，逼上梁山了，不过干了还挺有劲。不是吗？人家不敢干的，我干了，还干得挺好。这个世界上，总得有人站出来干这个，因为世界需要这个工作。”
这个瘦瘦的阿榜还真了不起。当然，他的妻子也了不起，也许比阿榜还了不起。
阿榜的妻子非让我们“共进午餐”才肯放下吊桥。
有一道菜是清蒸黄鳝。我平时很喜欢这道菜，可今天没敢动一筷，彻底没那个胃口。
席间，阿榜的妻子说那句有气魄的格言并非是她的创作，而是出自美国科学家卡尔·施米特博士的遗言。施米特是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动物学家。有一天夜里，他被饲养的南美洲毒蛇咬伤了。那年代他那儿交通不便，保管药品的人恰好不在，起码天亮以后才能赶回来。情况很危险。老科学家知道自己性命难保，就赶紧记录下死亡前的感觉和症状。他认为这对科学有益。四小时以后，施米特耳鼻出血。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最后几行字：疼痛消失了，软弱无力。我想，大脑开始充血了……他死了，在他的症状记录中夹着一些随时想到的话。“危险里看见男子汉”就是其中的一句话。
卡尔·施米特无疑是个男子汉。人们在危险中看见了他的品格，他的气魄。
阿榜的妻子保存着卡尔·施米特的照片。他是一个瘦小的老头儿。
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男子汉方程式”：
男子汉=不避艰险 好心肠 X
X是什么？还待找寻。
红蜻蜓
在蛇园“共进午餐”时，从阿榜那儿得到一个情报：离这儿20里的沙上镇有水貂出没。
那鬼东西走得那么远！是豁耳朵还是四眼？
阿榜挺支持我们的追捕，用“铃木”把我们送到了沙上镇，经过王家村时还捎上了那些轧笼。阿榜说他认识我小舅舅，由他设法把我们的行踪告诉小舅舅。
临别时，我把那根“B弦”还给他，向他彻底坦白了事件的真相。那是一个无聊的打赌。要改变一个习惯可真难啊。
阿榜开心地笑了一会儿，说：“顺便告诉你们，小提琴只有E、A、D、G四根弦，没什么B弦的。”
原来他早看穿了我们的鬼把戏。
嘿，我们算个什么男子汉？冲我们能站着随便撒尿，我们不过还是个男孩子——这是大吉的情绪。
大吉太自卑了。我给了他一拳：“放屁！”
男子汉应当逮住水貂。
一番调查之后，我们又布下了轧笼。
一切忙过之后，我和大吉才发觉我们面临着一个挺严峻的问题：晚饭问题。我们两人身上不名一文，连打个电话的钱也没有。
想不到，这个婆婆妈妈的问题能难住两个小小男子汉。不，应当这么想：难道这个小小的问题能难住两个小小男子汉吗？
我们得想办法挣一点钱。
到哪儿去挣呢？鬼使神差似的，我和大吉沿着河就走出了镇子。我们没什么明确的目的，也许想再遇上一个“叠鳖塔”什么的。甲鱼是挺值钱。
西斜的太阳显出疲倦的样子，带着一圈晕光，仿佛一团熔炼着的铁。
一条白狗用爪子把树干上的知了猴拨落到地上，然后用鼻子嗅，最后装作胃口不好的样子，丢下走了。它这个样子使我想起逃亡的水貂。那“四眼”也是这么装模作样的。
我捡起一块泥团，准确地击中了白狗的屁股。白狗没有叫唤，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很从容地颠颠颠走了。莫非它知道我们两个晚饭没着落？它那眼神挺势利的，像在看一个落魄异乡的流浪汉。这就叫狗眼看人低。
只有被白狗嗅过的知了猴，没有叠鳖塔。河水一漾一漾地激起些不规则的涟漪，像在窃窃地笑。
大吉没出息地哼了一句“阿巴拉古”。我却想讲一个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之类的故事，可一时又记不起具体情节。
到这时，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很无能。我们原来没有挣钱的本事，彻底没有。这使我们威风扫地，使我们悲哀，更使我们震惊。
那个男子汉方程式肯定得修改。
不知怎的，我脑子里老出现我们弄堂口那个卖冰棍儿的小脚老太太。有一回，我向她买一支小雪糕，她得找我一分钱。她在埋头寻找一分硬币，我要看球赛等不及了，就说：“不要了，别找了。”老太太很光火地喊道：“回来！”把一分钱按到我手心里说，“拿着！”……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时，老天爷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赚钱的机会。那样的机会真是百年难遇：我们忽然被一个戴变色镜的电视导演看上了！
一条蓝色的有许多玻璃窗的游艇靠上岸来，然后是那个变色眼镜跳上岸来邀请我们两个临时充当一下群众角色。另外一个中年人说拍过之后当场付给每人五元钱报酬。
我们有点受宠若惊，咚咚地跳上船去。
拍的是一部关于安全用电的教育片。马上要开拍的一个情节是这样的：浓烟扑进房间，甲从睡梦中呛醒，惊恐万状地叫着“妈呀！妈呀！”像没头苍蝇似的在屋里乱撞……这时消防队员乙从窗户跳进来，叫一声：“快趴下！向门口爬！”……
导演让大吉演甲，让我演乙。这很自然，别忘了我有一米七五的个头，而大吉整整矮我十厘米。
我说：“导演，我脸上可以抹些黑吗？”我觉得脸上抹一些黑能更壮烈些、粗犷些，老山英雄都是这样的。
导演说：“可以。别太过分了。”
可是大吉却说：“导演，可以换一个角色吗？”他不愿意扮演那个傻里傻气的孩子。
导演说：“分配定了。快化妆，船到沙上镇就准备开拍。”
大吉说：“我不干。”
我心里很恼火：计较这个干什么？不就是当个群众演员吗？
导演太忙，也没再问原因，就说：“那好吧，就改让船老大扮乙。”指指我，说，“你改演甲。”
让我去扮演那个傻甲？还得惺忪着睡眼叫几声“妈呀”？嘿！太窝囊了！换了个位置，我的观点一下子变了。
我也不干了。
这时小艇离岸头并不远，我向大吉挥一下手，说声：“上！”一纵身上了岸。大吉也上来了。我们谁也没打个趔趄什么的，这一点叫人兴奋。
这一声“上！”，这一次跳跃，使我们痛快了好一会儿。更奇妙的是经过这么一折腾，我们的内心都生出了一种类似悲壮的情绪，什么晚饭之忧，已变得微不足道。
事后小舅舅听了我们这个经历，引出了他的一篇宏论。他说人要有一点“高贵”。他说人本来应当高贵，因为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他说这高贵和钱财、地位什么的没有必然联系。他说十个饿汉面对一盆食物，九个人扑上去撕抢，一个人却不动声色，这一个人就显出了高贵……他说得玄了，后面的话我没能记住，不过那意思我还是约略领会了的。
我说：“那我和大吉都‘高贵’了一次。”
小舅舅哈哈大笑，来了个反白：“莫非电影、戏剧里演反角的都是坏家伙？幼稚！”……
这是后事。我还得说说我们那天的晚饭问题。
从船靠岸后，我们又沿河走了一程，到了河的一个拐弯处，这儿的水面开阔，养了一大片菱角。菱叶铺出一片墨绿，随着水波很抒情地涌动，像在呼吸似的。竟有几个小姑娘划着菱桶（不过是只大的长脚盆）在墨绿间徜徉！还故意穿了鲜艳的衣衫，红的、白的、黄的，灿烂得很，还叽叽咯咯地笑，咿咿呀呀地唱歌。她们唱的是电视剧《红楼梦》里的《枉凝眉》。她们真有本事，那首凄婉的歌被她们歪曲成一首喜气洋洋的歌。
我走到水边，拎起一朵菱头，下边累累坠坠地挂着十几个水淋淋的菱角。我眯起眼逆着夕阳的余晖看那红菱时，隐隐可见得里面黄白的菱肉；红菱的柔润的轮廓就有了一层晕晕的玫红，连滴下的水滴似乎也有一点红色。
每到这儿，你或许会猜想我们那天就用红菱角充了一顿晚饭。这你猜错了。没有，我们连一只菱角也没尝。
我装作很内行地对那些快活的采菱姑娘说：“这菱品种还不错嘛。”
白衣裳小姑娘说：“你尝尝吧。”
我把菱头放回水里，甩甩手上的水，说：“还有点儿嫩，有点儿涩。”
红衣裳小姑娘很厉害，说：“不酸不算杨梅，不涩不算菱藕。阿懂？”
大吉适时地打了一声很响的呼哨。
呼哨惊起远处菱头间的一只翠鸟。那绿色的小鸟“啾”的一声唤，箭似的射向天空去。
有一只红蜻蜓闪着翅停在半空中，像是在侧眼看我。
红蜻蜓能炸了吃吗？
口 哨
那是我们有生以来经历的第一个饥饿的黄昏。当时我觉得我能吃下一头牛，而大吉说他十分怀念蛇园午餐时那盘清蒸鳝鱼。
那天沙上镇剧场里在举行一个青年联欢会。我们饿着肚子进了剧场，希望这个晚会能举行到12点。12点以后我们就去巡视我们布下的轧笼。
想不到这个水乡小镇舞台上的第一个节目是管弦乐，想不到农民管弦乐队演奏的第一个曲子是勃拉姆斯的《平安之夜》。大家的掌声很热烈，好像听懂了似的。以下的节目通俗得多了。我最喜欢的是《金蛇狂舞》。西洋乐器当中突然起了唢呐声。这唢呐倒是最能表现狂舞的金蛇。
大吉突然认出那个吹唢呐的是阿榜。我起先以为大吉想清蒸鳝鱼想出了神，后来，当男人腮帮子恢复常态时我也认出了他——阿榜！
我们很起劲地鼓掌。
接着的几个独唱不怎么样，尤其不能忍受的是一个男青年来了大段的越剧清唱。一声“我的娘子啊”听得人浑身难受。
我打了一声怪气的呼哨以示抗议。大吉也来了一声。当大家回头寻找捣乱者时，我们也回头去寻找。这一套我们玩得挺在行。今天我们打出的呼哨特别响亮，其中包含了因饥饿引起的愤懑和委屈。
接下来一个节目竟是《口哨》。吉他伴奏是阿榜，而吹口哨的竟是我小舅舅！
看见小舅舅时，我的内心生出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感，还奇怪地有点心酸。饥饿使人感情脆弱。
吉他起了。小舅舅吹了一首《啊，朋友再见》。这是电影《桥》的插曲。那电影里有个叫老虎的游击队员是我崇拜的偶像之一。小舅舅吹得很出色，太出色了！从这个时刻起，我再没有胡打呼哨的勇气了。不见高山，哪见平地？我们的那种口哨太拙劣，太丑恶了。
事后，小舅舅说他这个节目是临时加进去的。他来沙上镇是找我们来的（可惜我们去了菱荡），并没有演出的准备。他在场子里听见了我们的口哨，就去后台报了一个节目。这是后事。
小舅舅接着又吹了那首《城南旧事》插曲。这温暖而哀愁的曲子一下子使我想起了那个牵老山羊的小姑娘。那天，小舅舅告别那小姑娘后，在路上也吹过这个曲子。曲子感动了我，我忽然觉得那小姑娘挺了不起。她那个后爸一定凶得很，可她还敢说：“鱼不能吃，如果你们不信，我可以对证。”她说得那么轻轻的，却显出非凡的镇定——对了，显得很“高贵”……
多么明净的曲子。
高尚的人总想把世界打扫干净，可卑劣的人总把世界弄脏……
多么简单，又多么亲切。像在说话，说家常的话。像泥土，像水，像阳光……
面对着那个牵老山羊的小女孩，还有那个甘冒“有意义的危险”的阿榜夫妻，还有主动赔鸡、爱管闲事的小舅舅，就凭我和大吉一声卑劣的呼哨，我们暂时无权侈论关于男子汉的庄严题目。
神秘的小屋
几天以后，那只叫“四眼”的水貂又到王水根家去偷鸡，被王老汉关在了一间小屋里。
消息传来时是大清早，小舅舅出门未归。我和大吉带了一只轧笼合骑一辆自行车，一口气赶到王家村。
王水根老汉在前院拌鸡食，见我们到了，便说：“那水貂贼不改性，又来偷鸡，被我关在后院小屋里了。眼睛上有两点白毛，对吧？”
不错，是“四眼”。
后院有两间新建的小屋，东边一间笼养着一些兔子，西边一间还刚粉刷过，空着未用。“四眼”就被王老汉堵在这西屋里。
王老汉领我们到紧闭的玻璃窗前，指指里边说：“喏，那家伙躲在旮旯里。它精灵得鬼似的，我没敢动它。看你们怎么逮住它。”
小屋里空荡荡的，除了在屋角倚靠着几根做过脚手架的毛竹外，其他一无所有。“四眼”就伏在毛竹后边。
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采用“网开一面，请君入笼”的办法。取掉一片窗玻璃，由大吉把轧笼口对着这个漏洞，又用一块搓衣板堵住了笼口以外的缺口；然后由我进屋去赶四眼，逼它找寻出路。
轧笼布置好之后，我提了一根竹竿，一闪身进了小屋，迅即关上了门，然后一步步向屋角逼去。
“四眼”不动声色。
听舅公公说水貂逃窜常采取“以攻为逃”的策略：猛地向来犯者冲去，等你一愣神，它就从你胯下穿过，逃之夭夭。
我故意把两腿分开些，准备让它蹿过。
我像击剑运动员似的把竹竿刺向那些毛竹……
可是“四眼”居然毫无反应。难道它还有装死之计？
“四眼”真的死了。身体已经僵硬。
我觉得一阵心慌，急忙跑出屋去。
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大吉讨论了一路。是饿死的吗？不是，水貂的肚子处于半饱状态。是闷死的吗？不是，偌大一间空屋，即使完全密封也不会使这小生灵窒息而死。是被别的动物咬死的吗？不是，“四眼”的身上没有伤痕。
那么是中毒而死？
回到小舅舅家，我们剥下了貂皮，又解剖了水貂的胃肠，发现四眼吃的都是蚬肉、螺蛳之类，不大可能有什么毒物。舅公公把四眼的肉喂了狗，那狗一点事也没有。
这件事蹊跷。
小舅舅听了我们的“考察报告”，侃侃讲出一个故事来。
古时候，有一个女婿请丈人上门吃饭。老丈人喝下一杯酒，七窍流血，死了。有人怀疑女婿毒死了丈人，告到县官那里。县官分析不出女婿害人的动机，来到现场考察：坐在老头子喝酒的椅子上，叫人照样斟一杯酒放在前面的桌子上。这一下子，秘密揭开了——原来屋子天花板上有一个洞，上面盘踞着一条大毒蛇。毒蛇闻到酒香，毒唾液就滴下来落在酒杯里……
小舅讲着，一根手指无声地指着屋顶。我和大吉情不自禁惶恐地向上看。小舅舅得意地大笑起来。
大吉说：“那小屋里莫非也有蛇？”
小舅舅说：“不，水貂是要吃蛇的。我讲这个故事是要你们仔细考察考察，靠小聪明不行。”
舅公公岔上来说：“该不是鬼怪作祟吧？”
我说：“怎么会？”
舅公公眯着眼说：“你说怎么不会？”
我说：“老迷信！”
舅公公却准备着那句话，接得好快：“那你给我讲讲科学道理。”
他是激我们呢。
我说：“你等着，我和大吉一定能破这个案。”
舅公公说：“好！破了案，我请你们吃酒呛虾。”他以为世界上最可口的东西就是酒呛虾，殊不知那虾也呛人。
我和大吉吃过饭又赶到王水根家。
那王老汉和舅公公一种腔，半打趣地说：“好，你们先来科学科学，科学不出，我可要烧纸焚香了。”
我们仔细比较了东屋和西屋，竟提出了一个“哥德巴赫猜想”：毒气是从毛竹里跑出来的。两间屋子内唯一不同之处就是西屋有毛竹，而东屋没有。
我们把一节毛竹沉在水里，然后在毛竹的两头各打一个孔。把一个装满水的瓶子倒着对准其中一个孔，然后把毛竹的另一端稍稍抬高一点，竹节里的气体就咕咕咕跑到瓶子里来了。毛竹里有气体，这一点我们以前从未想到过。
我们把一只活麻雀放进“毒气”瓶子，可那麻雀安然无恙。这证明毛竹里的气没有毒。
我们并不灰心。
这天晚上，我们又逮了几只麻雀关进西屋，未装笼子，关了门窗让它们在屋里自由活动。
第二天天没大亮，我们赶到王家，透过玻璃窗往里一看，嗬！那些麻雀都死在了地上！
屋子里死寂死寂的，我轻轻推开门，猛听得屋角“啪”的一声爆响，惊得我和大吉险些魂灵出窍。
王水根老汉走来，神色也蛮紧张，不过他说那一声爆响倒不稀奇，是毛竹爆节。
我们一筹莫展了。我们好不甘心哪！可“不甘”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好伤心，我们使人多失望！
吃午饭时，我们和小舅舅在饭桌上相聚了。小舅舅听了我们的报告竟然毫无兴趣，说：“那只豁耳朵水貂有踪影了，有人看见它出没在野鸭荡芦苇丛中……至于那个小屋，怕是偶然的巧合吧？”
我很着急，说：“不，不是巧合。”
小舅舅说：“那你们接下去打算怎么办呢？”
我和大吉面面相觑。我们没办法了。
小舅舅笑道：“小秀才们，你们总自以为是哩，去王家只看小屋，不问王老汉一句话，莫非没带了嘴去？告诉你们吧，我刚才去水根伯那儿弯了一弯，问了水根伯三句话，答案就找到了——那小屋是用废弃的电石糊代石灰粉抹的墙。电石糊是什么？就是人家电焊筒中用废的乙炔渣。那电石糊还新鲜、还能放出一氧化碳气体。东屋敞着，没事，西屋关上门窗就能把水貂、麻雀窒息死。要是住进去个人怕也有危险呢！”
原来如此。弄清了没啥奇怪，没弄清时就神秘得要命。
小舅舅认真地说：“水根伯十分称赞你们两人，说你们有道行。他说的‘有道行’我看就可以翻译成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凭这点，你们倒是有点男子汉气概呢。”
我说：“不，我没想到这个。我只是为了好奇。”
小舅舅说：“这种事有时分不那么清楚。就说上次那个青鱼传书的事，我看到那个老板娘没办法，团团转，心里就有点可怜她，就想帮她。就是那么一回事。”
舅公公说：“依我看，这叫管闲事。若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了管闲事的人，那就不像样子了，那还是人的世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