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家中药店在一条老街的深处。从外面看，巍巍的料是三层楼，进门才知道是两层。店堂端的高敞，光线却柔和，因为临街没有花哨的橱窗，只有一个用三条花岗条石构成的石库门。门楣上三个端庄的颜体字：澍德堂。字是石青，左下角灿然一方朱红印章，是古篆，识不出是什么字。
一进店堂，猛地发现门外的世界原来太喧嚣。店堂里弥漫着一种香味，沁人心脾，如一掬名泉的水。让人觉得自己化作了一张宣纸，一下子就被这“泉水”晕晕地洇透了。
迎面是深棕色的柜台。柜台上有几盆状似兰草的植物，给店堂添了翠翠的生气。那是备用的一种药，名谓鲜石斛，常列入利肝明目的方剂。柜上有一大一小两个“舂筒”，黄铜铸成，茶杯那么大小，厚重，有盖，盖上有孔，孔里插一根铜杵。有些药要临时砸碎或脱壳的，就放进舂筒去“舂”。
柜台后面是一壁格斗橱。那么多的格斗竟无一标记、铭牌。只备一截三级的矮梯子帮助人够到举手不及的格斗。橱顶上坐一排青花瓷坛，居高临下，庄严得要命。
几个店员在撮药，都拥有一种和乐亲仁的怡然神情。其中一个最年长的尤其引人注目，瘦，清癯得感人，简直有仙风道骨。看一眼药方，眉头稍动，好像已会意医生的意图，就用小手指去拉格斗，就计较地用厘戥称药，然后把药匀在铺开的三张包药纸上。药在纸上不混放，一味味排开，包药之前还要用手指点着一一和药方复核……
这时有人动用舂筒，铜杵起落，一片响亮，使人悚然一惊，精神为之一振。猛抬头，又见一幅松鹤中堂画，配联云：花发东垣开仲景，水流河间接丹溪。
仲景，张仲景，丹溪，朱丹溪，都是古时名医，都有高尚的医德。
仿佛听得松涛鹤唳，无端记起一首古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心绪由此变得出奇的宁静，对这个古风皇皇的药店生出一种信赖，一种神秘。
我爷爷说：“如果可能，当让病人自己来点药。”
细细一想，爷爷的这一句话当是对药店的最高褒扬了。
爷爷喜欢常熟城，因为常熟有这个古风犹存的中药店。爷爷常带我去澍德堂，不是去撮药，只是去那儿默默地坐坐。
我爷爷是一个退了休的著名中医。可他喜欢澍德堂又不仅仅因为他是个中医。
我想我描述了澍德堂之后就不必再介绍我爷爷的品性了。
这个杂货店真杂透了。
红塔山，绿牡丹，虾米扁尖大头菜，月季卫生纸，威化巧克力，麦氏三合一，零拷绍兴酒，雷达杀虫剂，滴水瓷观音，石膏维纳斯……日常东西，南北土产，生老病死，古今中外，天上人间无不涉及。一台录音机一天工作六小时，轮番轰炸张学友、邓丽君、徐玉兰、王文娟，还有那个齐什么的哭喊《北方的狼》。那首歌苍凉野性，听得人尾骨那儿一麻一麻的，叫人担心会长出尾巴来。
这是我妈妈经营的小杂货铺。
我妈出身农家，上过几年小学。若干年前我爸光荣插队在我妈那个村庄，就此千里姻缘一线牵。对那个村庄，我并不熟悉，因为我一断奶就离开那儿生活在爷爷奶奶身边了。
吃饭是家人聚集的时候。奶奶不在了，爸爸常常不在家，饭桌上就只有三个人：爷爷，妈妈，我。
妈妈一拿起筷子就有几个习惯动作：先将筷子在桌子上一拄，再用左手捋一把筷头。含着饭讲话，呛得咳，咳也不及时转过身去。有时还用一只筷子剔牙。我受不了的就是这个，就说：“哎呀，妈——”
爷爷向我递个眼色，意思是：你又来啦。
妈妈并没觉察：“啥？”
我赌气：“啥？没啥！”
事后，爷爷怪我：“孩子家，怎么这样和长辈说话？这里不好说文明不文明的，不过是个习惯。一个人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是难改的。各个家庭有各个家庭的习惯。”
爷爷说得非常柔和，非常自然，绝不是虚情假意，他确实从不要求他的媳妇迁就这个书香之家。
杂货店是去年把我家沿街的围墙拆了盖的。妈妈请爷爷起个名号。
爷爷沉吟一会儿，说：“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妈妈说：“想到两个，一个叫便利，一个叫顺风。”
我立即反对：“俗不可耐！”
妈妈不懂“俗不可耐”是什么意思：“你说啥？”
爷爷笑呵呵地说：“两个名都不错，所以我想在两个名中各取一个字，就叫‘顺便’，怎么样？”
这么一拆装，不算太妙，却通俗，不庸俗，而且实在，这么个没个性的小店确实不会有人特地寻上门来的。
不料，却时时有人老远地寻到“顺便”来，当然不是来买东西的。来人每在小店门口迷惘困惑，反复核对门牌号后问：“请问曾老先生住这儿吧？”
我妈忙说：“是的。不过他老人家年岁大了，是不轻易会客的，有事由我转告好了。我是他儿媳。”
来人说是远道来求医的，不好转告，还求一见。
到最后，我妈会给来人一个机会，上午来的就约下午，下午来的就约次日上午。叮嘱一句：“老先生是不会收诊金的。不收钱。”
我后来慢慢品出了这叮嘱是不无微妙的。求诊人几乎都在此后带来了各种的“谢意”，大多是好烟名酒。
妈妈表现出为难：“哎哟，你这么拎进去……我公公他老先生会……哎哟……”
听懂的人就请妈妈转交。没听懂的人拎进去，后来又原样拎出来让妈妈转交。我爷爷是不肯收人“谢意”的。我妈是不会把收礼的事告诉爷爷的。
茅台，西凤，五粮液；白健，摩尔，万宝路……这些名牌烟酒就这样灿烂地出现在顺便杂货店简陋的柜台内，使人瞠目。
“顺便”的名气渐渐响起来。遇上家里到了贵客，不少人就远远地赶到“顺便”来采办。这儿的名牌货品种多，价格公道，没有“大兴”货。
妈妈说：“看病收费，天经地义，请一工木匠也要二十五元哩！”
退休医生为人治病适当收取酬劳也是可以的，当然，我更敬佩不收费的医生，例如我爷爷。我厌恶我妈的是背着爷爷的鬼头鬼脑的举止。那些不明真相的病家必定会在心里暗暗咒骂我爷爷：这老头，收就收呗，何必这么假正经！
面对爷爷书房里的那副对联，我常会生出愧疚和惶恐——我是我妈妈的帮凶吗？对联是爷爷手书的：“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妈妈的所为是对爷爷和我们这个书香门第的一种报复。
我在内心不断积累着对妈妈的愤懑。我想我的这种不断积累的愤懑总有一天会爆发。
一天早晨，小店里来了一个肿眼泡的中年妇女。她是来投医的，向我妈妈打听爷爷。
妈目光散漫地说：“你家老刘没来？”
那人一怔，仔细打量，认出我妈，脸刷地红了；干咽两口，退出店去，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她慌乱什么呢？
不一会儿，那妇人又回来了。这一次由她的丈夫陪着。那男人是个白了了的瘦子。
男人叫得出我妈的名字，一进门就谦和地打招呼，打招呼之后又想说什么，嗫嚅着只说了“那时候”三个字，就支吾着没词了。
妈妈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说：“是孙英要找我家老先生看病吧？进去好了，我公公在里头。没什么，他老人家是绝不会计较以前的事的。进去吧，请。”
那对夫妻进去了，穿过院子，走进我爷爷住的小楼。
爷爷、妈妈与这对夫妻之间一定发生过一些故事。看这两人对我妈万分抱歉的样子，我猜出了点什么。“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我爷爷曾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
妈妈不肯说什么，神秘兮兮地说：“小孩子家，别问这些事。”神气得不得了。
好一会儿，两个人出来了。那女的是如释重负的样子。那老刘的神情很难形容，太阳穴那儿暴出蚯蚓似的几条棱。他把一沓钞票塞在我妈手里，说：“曾先生不肯收，可我们真的太过意不去，求你帮个忙代他老先生收下吧，不然我们下次就不好意思再来麻烦了。”
妈妈说：“不，我们曾家算个书香门第，老人家不收，我们小辈哪敢收的？老刘，没啥，要来你尽管来。钱嘛，你拿回去，否则，他老人家会发脾气。”妈妈的声音不高，却坚决得不得了。她的眼睛里放射出一种难以描写的光彩。只有心胸坦荡、精神优越的人才有这种光彩。
妈妈并不是我想象得那么简单。这一次，她毫不犹豫地维护了爷爷的清名。对了，还有那个含意不明的“书香门第”。
妈妈只上过几年小学，从她口中听到“书香门第”这个词总有一点儿不自在。
我家靠近体育场。如果有什么体育赛事，我家小店的生意自然会激增。
得知次日要举行全市甲级篮球赛的决赛消息，我妈兴奋起来，急慌慌地要我陪她去果品交易市场进货。她是从不许我介入小店事务的，这一次却破了例。到了果品交易市场，我才明白妈妈破例的缘由：那儿的货主大多来自山东、苏北，妈妈带我去是让我当她的翻译。她一听普通话就会晕头转向。
那天，我们进了不少苹果，归途中经过烟酒公司又捎带了几箱汽水和啤酒。货物把妈妈的黄鱼车载得满满的。她不会骑自行车，只会骑黄鱼车；我会骑自行车，却不会骑黄鱼车。
我说：“妈，货太满了吧？”
妈说：“没事。妈从小做惯的，有的是力气。力气是没办法存的，不用白不用。”
可我认定她踩车踩得挺费劲。
妈说：“儿子，你骑自行车在前头开道。”我听出她在努力掩饰她的气喘。她让我走在前面是不让我看到她的艰难。
前头有桥，要上坡。我跳下车来帮着推车。
还没走完引桥，妈就把黄鱼车靠在了路边的树荫里，说：“儿子，我们吸管烟。”所谓的“吸管烟”是农民的说法，就是“休息片刻”的意思，并非真的吸烟。妈从车上挖出一个“红富士”，用衣襟仔细地擦过，递给我：“儿子，吃哇。”
我说：“回家洗了吃。”不接。
妈笑笑，含意不明地说：“嗬，你们啊。”说完，换了一个有疵的“烟台”苹果，用手掌象征性地抹一抹，咔嚓一声咬了一大口。
黄鱼车下桥拐弯时出了事。
超载的车倒了。苹果滚得欢天喜地。我妈跌倒在啤酒、汽水制造的泡沫里。
我扶住妈，妈撒开我的手：“快捡苹果！”
回到家，妈来不及换衣裳就去井台上洗弄脏的苹果。她说：“没啥，砸了二十三瓶啤酒，十七瓶汽水，明天生意一上，一转身就弥补了损失。”
吃晚饭时，爷爷问我：“文儿，你明天有空吧？有空就帮爷爷晒书。我听电台预报了，明天是晒书的好天气。”
爷爷非常珍爱他的藏书，每年要精心挑选干爽有微风的好天气来翻晒书籍。晒书在我们家称得上一件大事，每次都是全家动手，认真对待的。
妈妈看我做犹疑状，抢着说：“明天天气好，不能错过。我吃过饭就去邮局打个电话给他爸爸。”
爷爷说：“不要，文儿他爸爸出差了。”
第二天，天气果然好。篮球赛撞上了好天气，助阵看球的会更多。
杂货店在体育场还未开门时打了烊。妈妈和我在院子里架起了晒书床。
所谓的晒书床是这样的：用凳子架空平行的竹竿，然后在竹竿上铺席子，再在席子上铺上干净的布单。
晒空床一个小时后，书才能上床。搬书之前必须仔细地把手洗净。
妈妈不让爷爷动手，搬只藤椅在廊下让爷爷坐着督战。我把书按秩序从楼上书房搬下来，妈妈在廊上爷爷面前把书接过，小心翼翼地排在书床上。等书排上书床，再蒙盖上干净的布单，不让阳光直射到书上。
整个过程就像一个庄重的仪式，人须屏声静气，举止轻缓，尤其不可大声谈笑。唾沫星子落在书上是严重的事情。
爷爷的藏书不少，有不少是线装本。一个个藏青色的硬书套谨慎、严肃地把几本、十几本不等的书构成一部部的书：《本草纲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医者绪余》《素问》《内外伤辨惑论》《金匮要略》《十四经发挥》……
爷爷洗过手，戴顶草帽，去书床边逐本地翻检，看看有没有霉点蛀孔，有没有蠹虫的踪影。如果是套装书，那就拔去骨制的“销子”，打开硬封套逐本翻检，然后重新装套翻个身再晒。
以往，翻检的工作是不让我插手的。这次，爷爷把我叫上了。
妈妈兴奋地随在我身后，看我像模像样的动作。爷爷中途离开时，妈妈轻声问我：“儿子，这么多书中有我们家的书吗？”
我说：“这些书都是我们家的，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妈说：“不是问这个，我是说，有我们家的人写的书吗？”
我说：“没有，还没有。爷爷说过，我们家祖上都忙于临床……”
“‘临床’，什么叫‘临床’？”
“临床就是给人看病……”
见爷爷回来了，妈妈立即用手势打断了我的话。
翻检完毕，三个人在廊下坐。
爷爷靠坐在藤椅里，面对着一院子的医药书，微眯眼睛，久久无言。
我感觉到了一种情调——对了，类似澍德堂药店的那种情调。
爷爷的长长的眉梢在微微地动。我在爷爷的眉宇间、眼睛里读到了一种“苍凉味儿”。有一种东西感动了我。
我们曾家七代行医，一脉相传。爷爷珍视这些书，除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之外，也许还有另一层的意思在。对了，不是可以把这些不断散失、不断充实的藏书看作一个代代相承的象征吗？
爷爷的悲凉是不是因为我父亲的未能从医呢？也许是，也许不是，不！一定是。
我的脑子里闪亮了一下。我忽然明白了爷爷常领我去澍德堂药店的用意。我忽然领悟到我的一个责任……
隐隐传来体育场的喧嚣声。
妈妈有滋有味地喝着凉开水。她真的忘了那些苹果，那些汽水和啤酒了吗？
风悄悄地把覆盖着书的白布掀开了一角。妈妈连忙放下茶杯赶去摆弄妥当。
一丝欣慰出现在爷爷脸上。他轻轻摇动芭蕉扇，说：“嗬，这些书几经乱世，侥幸存世，一代一代地传哇。文儿，你爸爸是用不到这些书了。因为‘文革’，他没机会从医，当了个临时筑路工，现在成了工程师，他也不容易。”
妈妈走近来，说：“爹，没啥，儿子没接上，还有孙子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响。有一层纸，被妈妈捅破了。
我从小喜欢拉二胡。不久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向我表达了破格接纳我的意向。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连翻了两个虎跳。我太喜欢音乐，太喜欢二胡了。
妈妈逼着我说：“儿子，你怎么不说话？”
喉咙里被一团乱丝堵着，我说不出话来。
爷爷说：“差不多了，我们把书收起来吧。”
爷爷接待了一位来自北京的客人。客人是一家出版社的主编。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是，客人给爷爷带来的是一个坏消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爷爷的一本著作《曾氏妇科千方》难于出版。
那主编先是愧意千丈，接着愤愤不平，说到后来竟伤感起来，反而要爷爷来劝慰他了。
送走客人，爷爷在书房里独坐半天。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才敢轻轻地推开书房门。
爷爷坐在藤椅里，在窗前宁静成一座雕塑。只有他的白发在晚风里微微荡漾，晕化成一朵白云。
我想说宽慰的话，却说不出有力量的话，傻里吧唧地说：“爷爷，我爸爸也知道了。”我希望多一个亲人来分担爷爷所承担的那一份沉重。
爷爷转过身来，竟是一脸恬静的笑容：“傻孩子，少打扰你爸爸，他太忙。”
这时，爸爸和妈妈突然出现在书房门口。这么看来，爸爸一接到妈妈的电话就迅速赶回来了。
爸爸说：“爸，儿子回来了。出书的事我们已经商量妥了，就是说，就是说……”
妈妈急夺过话头：“还是我来说得好。爹，小店的生意不错，很好。听说出版社要出我们家的书，要两万元的事……”
“等一等。”爷爷打断了我妈的话，“你是说，我……们……家……的……书？”
妈说：“是啊，我们家的书！”
爷爷嗫嚅着，眼圈红了。
是的，此情此景，从妈妈嘴里听到“我们家的书”这五个字，心里会涌上说不出来的滋味。我觉得喉咙里热热地哽着，鼻子里一紧一紧地酸着。我断定我们家的全体成员都被一种东西哽住了。这种滋味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述的。
屋子里窒息般地静寂了一会儿。
还是妈妈先缓过来，说：“爹，我们商量好了，我们自家拿出两万元钱来。书是一定要出的。”
爸爸说：“是的，是这样。王主编住哪个旅馆，我马上去找他，把事情定下来。”
爷爷把目光转向妈妈：“不，琴芬，我清楚，你开小店也辛苦，不容易。出书的事，我再另想办法，出版社多得很。”
妈妈又恢复了大大咧咧的样子，大声说：“爹，你别复杂了，不是说过的吗，出的是我们家的书。我们曾家应当出好多书的。”妈妈的眼睛里又出现了那种光彩，那种只有心胸坦荡、精神优越的人才有的那种光彩。
我们祖上七世从医，名医迭出，却每一代总因忙于临床、家境清贫而没有成书传世，使人非常遗憾。我深知爷爷这部著作的分量。我同时又深知妈妈得钱的不易。妈妈跌倒在啤酒白沫里的画面使我难于忘怀。她瞒着爷爷搞的一些小动作，我厌恶过，可从她说出“我们家的书”这句话之后，我宽容了她——不，应当说是理解了她。我忽然记起她常在私下里嘀咕的一句话：“唉，没法想。我是孔夫子派来帮助这一家书呆子的。”
我冲动地拉住妈妈的手，说：“妈，你真不愧是孔夫子派来的。”
爷爷没听懂这话，问爸爸：“什么，他说什么？”我爸爸知道这句话的出典，却装糊涂：“他说什么啦？什么孔夫子。”
我和妈妈哈哈大笑起来。
几天以后，我从文化馆回到家，妈妈就挺严重地告诉我，说爷爷一个人去了常熟城。以前，爷爷去常熟总是和我结伴的。
在妈妈的催促声中，我急急搭车去常熟城。进城之后，我当然直奔澍德堂。
爷爷果然在那儿。
我见爷爷正入神呢，也不招呼他，悄悄地坐在爷爷的旁边。
店堂里那一壁格斗似乎有点异样，仔细一看，是了——每个格斗上都有了一个写着药名的铭牌。
原来是新来了一个女药剂员，铭牌是为了她见习而设的。她太漂亮，太青春，似乎和这个老店不那么协调，可看她抽动格斗（用她的小指），撮药，司戥秤的动作已是得心应手的样子了，而且开始有了那一种谨慎而果断、自信而平和的韵致。
我爷爷看得入神，挂了一脸安详的微笑。
我在爷爷安详的微笑背后，看到了一丝一缕的悲凉，我又被他深深地感动了。爷爷太爱他的事业。我站起来，轻轻地唤了一声：“爷爷。”
爷爷有些诧异：“是文儿，你，你怎么来啦？”
我说：“爷爷，应当我来问你的：你怎么丢下我，一个人来了？”
……
我们爷孙俩走在一条清静的、长长的小巷里。
爷爷说：“傻小子，你知道爷爷为啥老拉着你来澍德堂？爷爷有爷爷的私心，爷爷是希望你喜欢上中医。”
我说：“你成功了，我喜欢。”
爷爷看了看我的眼睛，摇摇头：“不，你更喜欢二胡，你迷上了。我说，孩子，你不要轻易地放弃你的选择。如果，为了我去放弃你的选择，那我就有罪过了。不，那太委屈了，这不公平。你那天的表演我看到了，我很高兴，你在音乐方面是真有天赋的。真的，那天听你拉琴，我很感动。那天上电视，你拉的是《秋意》吧？电视导演还配上了一些很好的外景，画面太美了。是一条秋天的小溪吧？在一个宁静的山谷里，红色的树叶，白色的鸟……”
我说：“我拉《秋意》从没想到过电视上的那些红叶白鸟。我脑海里出现的就是澍德堂药店。一种宁静，一种关切人的情意。”
爷爷站住了，认真地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了：“这么说来，说不准是我成功了，还是你成功了，是吗？”轻轻地喟叹一声，又说，“是啊，人世间，好多东西都是相通着的。”
我们走出小巷。
世界很广阔，很滋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