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到了吴淞口停了下来，等待领港船前来引航，码头已经遥遥在望。半小时后，船又开了，缓缓驶入黄浦江。西岸是一排码头，其中有一些在租界区里。东岸工厂林立，烟尘满天，这里正是上海的工业集中的区。挂着太阳旗的日本汽艇在江面上来回穿梭，令人望而生厌。
轮机作响，船身摆动，马上就要靠岸了。赵汉业站在餐厅大玻璃窗后，目光在岸上人丛中仔细搜寻，想看看来接自己的到底是谁。岸上有许多人，一时没发现有认识的面孔。先下船再说吧。赵汉业拎着皮箱跟着人流走下舷梯，然后找了个显眼的位置站着。
身后有人高喊一声：“汉业！”
好熟悉的声音，赵汉业一激灵，转过身来。
是分别了两年的张一恒！
两人都是百感交集，一时也不知说什么，紧紧抱在一起。
分开后两人相互仔细打量，张一恒比以前瘦了不少，学生时代的稚气也彻底脱尽，成了一条坚毅勇敢的男子汉。
张一恒也说道：“汉业，你也有了很大变化，跟在学校时比起来完全是判若两人，除了模样还像外其它哪都不像了。”
赵汉业就问他道：“那我以前是什么样的呢？”
张一恒总结道：“嗯，有时候看起来呆兮兮的，一看就是书念的太多了。”
赵汉业笑道：“我怎么不觉得自己呆呢？你肯定是污蔑！”
张一恒也笑道：“跟你说实话你又不肯信。好了，我们不要在这里站着了，边走边说吧。”说着帮赵汉业提起行李，向路边一辆黑色汽车走去。
赵汉业打趣道：“呦，现在混的不错嘛，我在天津只坐黄包车。”
张一恒笑道：“什么啊，这是为了接你区长特批使用的，你还能坐黄包车，平时我连黄包车都坐不上。”
上车后张一恒对司机道：“走吧。”司机也没问地址，开了就走，看样子他也是自己同志。
赵汉业问张一恒：“这两年你都在什么地方？”
张一恒道：“你和张巍走后没几天，我和陆俊就去了青浦训练班。没多久战局就开始恶化，那时国府已经着手组织工厂内迁，由戴老板任总协调员责成此事。后来沪战失利，国军撤出上海，我们两个训练班（青浦和松江训练班）也开始撤退。之前戴老板把船全调去运送机器，赶上我们自己撤退时反而没有船了。四面都是敌人，何芝园赵世瑞两位教官带我们十几个人跑到江边。岸边只有一艘破船，两个敌兵在那看着。幸好赵世瑞教官大奋神威，一个人把两个敌兵同时干掉，我们顺势把船抢了过来。上船一看，全傻眼了，船底有两个洞。后来有人找来许多棉花将两个洞堵上，我们才逃离虎口。”
赵汉业道：“你们也够玄的，陆俊跑出来没有？”
张一恒道：“他不是跟我们一道走的，但也撤出来了。后来两个班的人在祁门汇合。”
赵汉业问道：“你什么时候到祁门的？”
张一恒道：“二十七年12月份，我还见到奋武了，李春他们的事我都知道了。”
赵汉业低下头，两人都好一会没说话。
张一恒道：“我们会给他们报仇的。”
赵汉业叹道：“何止他们三个，这两年所见到的这样的牺牲太多了。”
张一恒道：“就像戴老板说的那句话，我们团体的荣誉是同志们的血汗和泪水写成的。”
赵汉业又问道：“剩下了的人马不是改编成忠救军教一团了吗？你怎么会来上海？”
张一恒道：“今年出来一个什么李士群，原来是共产党，后来投靠了中统那边。抗战之后他做了中统株萍路调统室主任，去年跑到上海，不知道怎么就跟日本人勾结起来，成立了一个特工组织，专跟重庆的人对着干。这个人很厉害，帮助敌人破坏上海区，抓了很多人。剩下的人因为身份暴露无法在上海继续工作，局本部就安排他们跟忠救军干部对调，我和陆俊都被调到上海工作。”
赵汉业闻言大喜：“陆俊也来上海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张一恒摇了摇头：“不知道。我们被分到不同的单位，我在行动第三大队，他好像去了内勤部门。上海区很大，我们跟内勤又不打交道，所以平时根本见不到。”
赵汉业道：“那其他人呢？”
张一恒道：“奋武应该还在忠救军，三个女生就不知道了，有可能去了后方。你这一段时间怎么样？”
赵汉业便将别后经历向他讲了一遍，听起来更加曲折惊险，其实这种经历在战时是再寻常不过的了，尤其是对干特工的人来说，出生入死只是家常便饭。
汽车开到法租界吕班路蒲柏坊五十三号停下来，给赵汉业安排的住处就在这里，几天前已经付过租金。司机帮忙将行李搬上楼后告辞离去。这栋房子共三层，是多人合租的公寓。二楼还住了一户人家，他们姓吴，苏州人，看起来都很和善。给赵汉业租的是三楼的一个大房间，此外还包括二楼半（楼梯转角处）一个小间，这种格局的房子便是上海人所说的“亭子间”。三楼有自己的厕所和浴室，倒是厨房在楼底下，给全体住户公用。赵汉业估计以后不大可能自己做饭，所以对这个倒也无所谓，有一户正儿八经的人家作掩护反而是好事。
周围环境也很理想。因为这里是住宅区，所以这一带行人稀少，显得非常幽静。三楼还有一个小阳台，往这里一站就能观察到左右的动静，闲下来还可以在此凭栏远眺，实在是一处极好的设施。
两人先把床铺安顿好，然后各洗了个澡，赵汉业换了一身衣服。收拾完之后已到了中午，两人出去吃饭。
张一恒执意要去附近一家高档的酒店，说是给老同学兼至友接风洗尘，又点了一大桌子丰盛的酒菜，赵汉业拗不过只好由他。两人的酒量都不怎么样，几杯酒碰下来就带了两分醉意。
张一恒道：“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常到外面下馆子，不过那时候吃的都是什么啊，哪会想到以后能进这种地方消费。”
赵汉业笑道：“现在你算是发大财了。”
张一恒道：“行了，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干这行的哪有什么钱啊，每月薪水不就那么点吗？除非是行动成功了才能得到一笔奖金，那还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拿命换来的。要不是为了招待你我才舍不得来这里吃饭呢。”
赵汉业问道：“等仗打完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啊？”
张一恒道：“没怎么想过，还不知道哪年哪月呢。反正现在跟学校的关系是断掉了，到时继续干这个吧。干这行就有一点好，不会失业，不是说终生不许退出吗。汉业你呢？”
赵汉业道：“我倒是想继续完成学业。”
张一恒道：“如果仗打个十年八年的你都多大了。”
赵汉业沉默了，过了一会又问道：“上海这边情况怎么样？来之后有过什么行动吗？”
张一恒道：“刺杀陈箓之后就没有过大行动。我们来之后到处一片混乱，今年夏天王天木又投敌了，情况更是雪上加霜，直到陈区长（指陈恭澍）来了之后情况才慢慢好转。没想到我们这边刚稳定下来你们那边就出事了，不过把你调过来也好，我还能见到你。”
赵汉业问道：“知道对我工作怎么安排吗？”
张一恒道：“人事上的事我们外勤哪知道啊。因为我们是同学所以上面才安排我来接船，其他的一概没告诉我。不过以你的经历我估计会去搞行动，这两天可能就会有人来找你，交待工作安排。”
赵汉业又问他：“那你在哪住？”
张一恒有点犹豫，按照规定特工人员是不允许横向发生联系的，每个人的住处更是应该严格保密，只能掌握在直属上级手里，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分危险。其实赵汉业也知道规矩，但此时如果不问，等他走后两人就等于又失去联系了，在感情上实在接受不了。
张一恒笑了一下道：“麦阳路五十三号。”
第三天上午才有人来找赵汉业。赵汉业调沪一事是由重庆局本部决定的，然后发电报通知上海区，该员抵沪后的工作安排由上海区自行决定，并告知船到的日期。上海区收到电报后按照日期安排人去接，然后再根据情况安排他到某个单位。这一切工作结束之后，区本部再通过外交通站通知赵汉业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前去联络他。外交通员很辛苦，各外勤单位跑下来有时需要花上一整天。单是传达命令这个环节就耽搁了一天时间，所以
来人首先自我介绍，说自己叫蒋安华，是上海区行动第三大队，然后通知赵汉业区本部已将他编入三大队，归自己领导。赵汉业一听大喜过望，没想到正好跟张一恒分在一个单位。
其实这不完全是巧合，而是因为陈恭澍区长正在大力发展第三大队。上海区一共有八个行动大队，其中第八大队是他抵沪后才建立的。剩下的七个大队中，表现比较出色的是二、三、六三队。赵圣（真名吉震苍）的第二队比较特殊，他们多系杜月笙门徒，这个队算是杜月笙先生跟戴笠合作的一项产物。他们的独立性很强，只是按月从上海区领取“生活活动费”，在用人方面有绝对的自主权，据说一旦需要，他们可以从社会上动员很多潜在力量。其它方面上海区也不加干涉，甚至连他们的背景陈恭澍都不太清楚；第六大队虽然也有很多成绩，但大队长潘绍岳跟区本部联系不多；而三大队队长蒋安华与陈恭澍是黄埔同学，私下接触最多，不仅经常会晤，而且很多问题都是当面商讨，因此只有三大队用起来最顺手。陈恭澍便在人事上对三大队有所倾斜，预备把他们培养成上海区的行动主力。在他眼中张一恒赵汉业都是爱国学生，政治上相对来说可靠的多，而且都有过作战的经验，属于精兵强将，因此把他们都补充到了第三队。
随后蒋安华向赵汉业交待工作。平时他要呆在住处，尽量不要与工作之外的人发生经常性的密切接触；不得去社会上工作；也不得擅自行动，如有行动计划必须先上报，批准后才可执行；每月的工资会由队长按时发放；如有行动，队长会亲自来通知并发给枪械。因为赵汉业刚来，暂时先这样安排。但这样单身一个人住在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时间一长容易让人起疑，以后等条件成熟可以由队里在社会上一份职业作为掩护。蒋安华是贵州人，黄埔六期生，已经来上海多年，社会关系相当牢固。第三大队只有五十多人，在各行动大队中算比较少的了，但队员素质比较平均，而且都很有政治水准，总体上要精干得多。这个队成立编组已有三年，取得过相当多的成绩。
赵汉业在心中不禁将上海区与天津站做了比较。相比起来，天津站不仅人数少得多，而且组织管理杂乱无章，平时只有抗团比较活跃，但抗团是一个半公开的松散团体，团员来去自由，团员之间也是自由交往，行动的时候甚至公开打出抗团的名号。这样的团体安全性很成问题，只要有一人被捕，其他人就有暴露的危险，容易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前不久天津站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就是血淋淋的例证。
上海区的组织架构则合理明确，一共有八个行动大队，相互之间从不联系。就算其中一个全被破获，其它队也不会受到牵连，上海区还可以继续进行制裁行动。更加难得的是，上海区人数极其庞大，一共有一千多人，在各外勤单位中是绝无仅有的。甚至上海区的一个组都比南京区人数还要多。在敌后维持一支如此庞大的力量，在常人眼中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如果没有正确的领导、合理的规划、严密的工作纪律根本是办不到的。但上海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上海区总会计在报账的时候，一定要写明事项、人名、时间、地址的原始单据，一旦这些单据落到敌人手里，其结果不难想象。区领导曾经多次商讨，陈恭澍建议取消这一做法。但总会计是独立作业的，不归上海区管，他们强调必须要原始单据才能报账，否则容易出现冒领贪污等现象。尽管会计部门后来也做了一些改进，在名称、数字的登录技巧上做文章，但这些单据仍然有很大危险性，无异于埋在上海区的一颗定时重磅炸弹。
军统上海区主要对手是日本特务机关、上海日本宪兵队和李士群的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日本在华一共有“竹”、“松”、“梅”、“兰”四大特务机关，分别专司对重庆、华北、汪伪、西南（桂系、滇系等地方势力）的工作。“竹”机关工作重心主要在前线，占领区的治安维持则靠日本宪兵队。而日本宪兵队虽然最凶残，但不熟悉当地情况，对重庆潜伏人员的破坏力很有限，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抓人或者审讯。后来他们和七十六号有个协定，其所捕获的“抗日分子”一律解送到七十六号关押。
七十六号则是专与军统作对。李士群及特工总部主任丁默邨两个以前都有中统背景，可能是因为以前大家都是熟人或者是两人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对抓获的CC（中统）人员他们一个不杀，专杀蓝衣社（日本对军统的称呼）的人。两人早年都加入过共产党，因此他们对共产党也是网开一面，不仅仅不得罪还暗中予以资助。中共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潜伏上海时曾经就找过李士群，李士群对其待如上宾，还派曾经也是中共党员的胡钧鹤负责潘的安全。他在苏州的一处住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潘汉年的一个落脚点。此外，他还给苏北的新四军运送过物资。七十六号主力干将、行动股长苏成德跟丁李一样，也是国共两党叛逆，投敌前系中统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股长，早年也有共产党背景，心狠手辣，投靠CC之后经他手杀害的中共人员有数百人之多。而在他投敌当汉奸之后，又对中统苏沪区痛下杀手，将苏沪区所有人员全盘供出，区长徐兆麟仅以身免。中统在沦陷区最大的组织苏沪区因为他的投敌全部瓦解，局长徐恩曾对他恨之入骨，多次严令对他加以制裁，但一直都未得手。
这时上海的地下工作极其复杂，可以说是一个国际情报活动中心。中统和军统在这里都有非常庞大的特工网络，中共的情报人员也非常活跃，此外世界各国在这里都有情报人员活动。重庆方面的力量除军统上海区外还有中统苏沪区、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三青团主要做一些在市区贴标语、印制抗战刊物的工作，力量极为有限；江苏省党部也鲜见有什么活动，能够进行较大行动的只有军统和中统两个单位。上海沦陷之后徐恩曾对上海潜伏工作做了精心的周密安排，停止了以前那种挂起招牌公开办公的方式，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方法：既不撤退，也不挂牌，将原先庞大的办公机构化整为零，分成若干个小单位，可以独立行动。上面设一个区长统帅全局，下面再设置一些忠实可靠的交通员担任联络工作。将一些在上海工作时间较长的人调走，从局本部和南京实验区派人来接替。然而在今年9月份，中统苏沪区连逢厄运，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首先是中统苏沪区兼军统上海区会计王阆仙被七十六号拉下水，供出了大批中统潜伏人员，然后诱杀了中统交通站站长王永盛。徐兆麟得知王阆仙投敌后，决计将其除掉。数天后王阆仙被杀，但为时已晚，日本宪兵已经在到处抓人。他们强行闯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抓走了中统潜伏人员一百多人，其中就有苏成德。苏成德旋即叛变投敌，又引发了新一波的地震，现在的中统苏沪区已损失十之七八，很难再有什么作为了。
蒋队长交待完工作后便准备离开，说自己今天还约了别人，以后有空再聊。赵汉业向他道谢并送出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