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避讳成癖也成灾的国度，这一点，可以说赶得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都不是很多。史学家陈垣先生对中国的避讳有十分精到的研究，曾经写过一部书，描述数千年来中国各色各等各样的避讳，但他也并未完全解决问题，尤其对于现时存在的更加纷繁复杂的避讳，这部书更显得无能为力。当然，这不是说陈垣先生无能，而是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太快特别是人心的变化太快太惊人。
中国现时到底有哪些避讳？在下不才，只能简单列举几种。
中国的失业不叫失业，叫待业，或者叫下岗。何谓失业？此问题不难明白，说得简单一些，即失去或者得不到工作，没有收入或者收入不固定，生活缺乏可靠的保障。失业这种现象，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不多见，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也不是很多，主要发生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国家中，比如马克思在他的鸿篇巨制《资本论》中，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初期的失业状况就有十分细致而精彩的描述。我国的近代史书中，对于1949年10月以前的失业状况也有详备的记载，比如“毕业即失业”的断语，比如对工人不断遭解雇，劳动者无活可干、无饭可吃状况的揭露，我们都很熟悉。可我们有许多的误区，以为失业现象只有西方才有，旧中国才有，现在绝不存在，也不可能出现。这种认识是不太正确的，甚至是大错特错的。其实呢，新中国的失业现象出现得也不算晚，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就有几百万人被请出工人队伍，几千万人被下放农村。这从一方面看不是失业，这些人还可以去“修理地球”，但从另一方面看毕竟也是一种失业。六十年代中后期，成百万成千万的初中生高中生无法安排工作，也很无奈地尝到了“毕业即失业”的滋味。幸亏想出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绝招，才算稀里糊涂、马马虎虎地暂时解决了问题，可也深深地埋下了隐患。后来的返城浪潮、“孽债现象”“伤痕文学”等等，都是那时埋下的伏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有了令世人震惊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是令谁也不能抹煞的事实。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失业现象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有上升的趋势。失业，是今后几十年困扰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一味回避“失业”两字，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
中国的落后不叫落后，叫“发展中”。这句话特别在国际交往国际事务中运用得最多。面对别人人均一万多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面对人家较高的文明程度，我们不称自己以及与我们比肩而立和等而下之的穷国为落后国家，而用美妙的“发展中”来掩饰。当然，相对于某些大步倒退了的国家，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可世界之大，几百个国家，倒退的毕竟少而又少，谁不在积极发展自己。即以西方发达国家论，人家也未睡觉，未锁定，也未倒退，人家也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所谓的发展中，其实是自己找的下台阶梯，或者说是一块遮羞布。中国人避讳“落后”，意思不大，不如就叫“落后国家”，知耻而后勇，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中国的失误不叫失误，叫“交学费”。反右中为收拾九十六个右派，结果裹进了五十五万人以及他们无以数计的亲朋；“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使中国停滞甚至倒退了几十年，失去了一次又一次极好的发展机会；大跃进中砸锅炼铁，砍树炼钢，损失惨重。这一切，被有些人统统称之为交学费。可这学费，实在等于抽干了母亲的血换几枚铜板替子女交的学费，其代价是多么的惨痛！不很好地总结经验，不对错误进行彻底清算，不制定今后不犯或少犯错误的方略，这种学费还是要不断交下去的。果真这样，那是中国人民的重大不幸。
中国的避讳还有许多，比如饿死几千万人被说成“甚至饿死了人”，比如劳动力市场被称为劳务市场，比如毁灭性的十年浩劫被叫做“文化革命”等等，这里就不一一描述与分析了。
避讳一方面看是聪明之策，另一方面看又是蠢笨之举，是自欺欺人。因此，窃以为，在现代的中国，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用避讳的好。实事求是，任何时候都是有益的。
1997.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