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干姊妹
在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拜交”一词。我理解的“拜交”，多指女性间的结拜。京戏《锁麟囊》结局是女主人公跟员外之妻结为“金兰”之好，就是拜为干姊妹了。估计跟男性间“拜把子”弟兄差不多，像《三国演义》中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只不过女性拜交一般就两位，而男性可以更多。也不知我理解的对否。
五十年代的时候，我也有个干姐妹。虽然我们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但也算。我那个干姐妹姓崔，叫富金，小我一岁，跟我是同村。我们拜交时也就十来岁。
富金没在村里长大，她的父亲是南下的干部，她从小跟着父母住在长沙，上小学后才回村来。当时，她扎着两条齐肩的短辫儿，圆脸儿，皮肤白皙，有一双大眼睛，挺洋气，她还会唱歌，会跳舞。我们俩投缘儿，见面后玩得很好。她时常来叫我一起上学，下学后我也去她家玩。我们俩用树棒当香插在香炉里，跪拜磕头，就算“拜交”了。其实，论街坊辈儿，我该叫富金姑姑，可拜交后，她得叫我姐姐，富金说没关系。两家大人都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大概觉得反正是小孩子一起玩儿。
可是“拜交”后，富金再来我家时，一进门就喊我娘：“娘！”原来叫大嫂，却改成叫“娘”，而且喊得那么真切，响亮，我娘不好答应，又不好不答应，又见富金一脸的认真，没有丝毫含糊和拘谨，我娘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可是我去她家时，一进院儿，富金就提醒我“喊娘！喊哪！”可我怎么也喊不出口，我如实说给了富金，她略有不高兴地说：“看你……”
富金比我低一年级，可我们都是学校舞蹈队的，当时富金教我们跳乌克兰舞。我们还时常到外村参加表演和比赛，每到那时，我们最高兴，我们十名小队员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由老师带领，排在队伍的最前头，后边跟着的是浩浩荡荡两排长队，挺神气，这让没参加舞蹈队的同学很是羡慕。
可是有一次外出表演时，我出了个小意外：那天，我们是到离我村（前齐庄）五里远的杨桥去参演，据说有十几个村的小学都去展示自己学校的舞蹈。一大早，我们都兴奋不已，十名小队员头上扎着不同颜色的花布条儿，涂上红脸蛋儿，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把学校配备的各种颜色的彩绸系在腰上，制成十字披红，“武装”停当后，由杨老师带队，出发了。
就在快到杨桥村的时候，我的彩绸开了，把我绊倒，我便下意识地伸出双手。谁知就那么巧，就在我伸手处，有一堆儿牛粪（乡间路上来往牛车是常事儿），不远不近，弄了我满手，我哭了……
杨老师急忙过来扶起我，一边催促同学别掉队（也是不让同学围观吧——我现在想），一边背起我去找水，当我洗干净手时，才发现富金一直跟着我，她还鼓励我一定要好好跳舞。还好，没耽误时间，没影响跳舞。
第二天，杨老师表扬我们跳得好，说还评上了一个奖，每人发了一支铅笔。可是我心里一直为前天的事儿难为情，生怕别人再提起，也不敢多说话。可是上自习时，有个男同学走过来，说外边有人找我，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就跟着他出来了，走到院里，他笑着指指站在一边的两个男同学对我说：“哎！有人给你要粪叉子钱呢！”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还傻乎乎地问他：“啥粪叉子钱呐？”只见他跟那两个男同学一挥手，笑着跑了，我才意识到——怕啥来啥。
富金找到杨老师，说明情况，杨老师批评了那位同学，还让他给我道了歉……若干年后，我见到富金时还说到这事，笑得我俩眼泪都出来了。
我跟富金先后考入杨桥中学，后来富金也考入县第一中学（高中），她高中毕业考入天津财经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外贸进出口公司。其实，我比富金早一年考取了县一中（高中），只因经济条件和交通因素，我没有去上，而是直接参加了医务工作。工作期间，我跟富金偶尔见面，有时她去参加广交会时，会顺道来县医院看我。第一次是她的姐姐富蓝（中学老师）领着富金来的，一见面，我和富金喜极而泣，半天谁也没说出话来……
她从广交会上给我买了一件很漂亮的，胸前绣花儿的白色短袖衫。有一年冬天，她从天津还给我买了一件当时很时髦儿的深蓝色灰领半大棉衣。
一九八八年之后，我的俩儿子都在天津上大学时（晓彤在南开大学，晓红在财经大学），曾去家里看过她，她的丈夫是南开区武装部部长，他们有个女儿也在上学，我让我的儿子带去了我的问候和祝福。
如今，富金也已退休，现在联系方便，前不久，她还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天津住几日，当然，我也邀她来北京玩几天。
干姊妹终究不一样，每次放下电话，心情总是难以平静，儿时的那一幕幕，在我脑海中不时闪现，很美妙，仿佛我又回到了童年……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
（二）唱大戏
五十年代，我们的老家（大名县前齐庄村），一旦遇上月明星稀的晚上，那是我们小孩子最高兴的事。那时我不知道电灯为何物，没有月亮的晚上，到处黑灯瞎火，没处玩。每月盼着月明晴天的日子，我和几个小朋友去香梅家玩，做些简单、有趣却没有任何玩具的游戏，比如藏母儿（捉迷藏），杀羊羔儿（老鹰抓小鸡）等等，当然，我们也“唱大戏”。
说起唱大戏，不能不说我们唱大戏的台子，就在香梅家。她家的院子挺大，而且有两道门，两个院子。第一道门是两扇大门，虽然有点旧可又高（约两米）又宽（一米多），大门里是一个大院子，靠东边有三棵槐树，靠西边近墙处是个大柴火垛，那儿就是我们的“戏台子”。再朝里走，还有一道小一些的黑门，小门里的院子内有三座房（北屋、东屋和西屋）。过去，香梅家应该是比较好过的人家。因为她的父亲有两个妻子。为此，还弄过一次笑话儿：那一次我去她家玩，看见她的炕头儿上坐着一位老婆婆，头上戴着《红楼梦》里贾母戴的那种头箍儿，她指点着要吃什么饭菜，香梅递给她一个窝头和一盘儿辣椒，她吃了一口，怕是挺辣，我看见她张开嘴哈气，还用手在嘴前扇风儿。我忍不住对香梅说：“看辣得你奶奶。”她看了我一眼说：“不是的，那是俺娘。”我搞不懂，明明知道那位显年轻很多，头发很黑很密，脑后梳着大髻的妇女是她娘，怎么她有俩娘？我回家问我娘咋回事？我娘对我说，她爹有俩妻子，可人家全家人都善性，人缘挺好，家庭又和睦，大家都愿意让他家保持这种状态，别家有这种情况的都是只剩一个。“啊！是这样。”
我知道她的父亲是个文化人，会打算盘，会写毛笔字，而且我们几个人去她家玩，他都显得很和气。可是有一次还是被人误会了：不是他家前院有个“大舞台”吗（柴火垛），我们在有月亮的晚上时常在上面唱大戏，说是唱大戏，其实连唱词儿也没有，只是依依呀呀地比划着。有一次，我们几个正在上面唱，香梅她爹拿着小木杈儿走过来，说要把白天摊开的一些柴火再堆上，要我们“停演”一会儿，先下来。我们呢？舍不得月明好时光，直管在上面唱，他说：“快下来吧！不然小杈子会扎着你们的。”结果不知怎么被在门外玩耍的几个男孩子知道了，误认为他在赶我们下台，还给我们取了名儿，叫“小杈子”的戏，并编了顺口溜儿：“小杈子的戏，是好戏，没人请，自己去。”弄得香梅挺没面子。但是，很快我们就忘了，依然不请自到，依然登台唱大戏……好像我们来这儿，就会把不开心的事都能忘记。
可是有一次，我却一直在台下，任她们怎么叫都不上去。因为那天，我闯了祸。那天，因我家修整堂屋房，我娘忙着给干活儿的人做晚饭，就让我领着不满一岁的弟弟出去玩，我背着弟弟去一位二伯家，他家的院子不算大，可光光的像个场（秋麦存放收回庄稼的地方），我把弟弟放在院子里让他爬着玩，他也挺高兴。二伯家有几个老太太围成一圈儿摸纸牌，其中有位因诈赢被发现，就吵吵起来，我就去看，结果我弟弟爬到一个大背篓旁边，他当成抓缸沿儿一样抓住背篓沿儿，背篓倒了，弟弟摔了，他那声嘶力竭的一声哭，撕碎了我的心——他那一口气半天没缓过来，已见他面青唇紫。我不知所措……好像先是跑出街门，也不知道跑了多远，似乎平静了点儿，又跑回来，在街门外站了一会儿，才过来冒头儿朝院里看，谢天谢地，原来当牌的本家奶奶正抱着我弟弟继续当牌，我弟弟还伸手抓奶奶手里的牌呢。不担心我弟弟有什么事儿了，却又怕我娘吵我。你想啊，我娘三十三岁生我，四十三岁生我弟弟，一个比弟弟大整整十岁的姐姐，竟没能保护好弟弟，自己也觉得失职。我一口气跑到香梅家，大戏台上已经有几个小孩子在那儿玩，见我来了都喊我，可我只是站在那儿，不说话，她们叫我，我不去，问我也不吭，直到我娘来叫我。我娘没生气，说奶奶已把我弟弟送回家，啥事儿也没有，说叫我回家吃面条儿，还有炖鸡。听我娘一说，我彻底踏实了，一高兴，却对我娘说：我想跟她们再玩一会儿，她们也都过来了，说一会儿送我回家，我娘答应了……
这些事儿，有时想来，好像还没几天，而实际上，已经过去五十多年。原来的玩伴中，除了富金我们一直有联系，像香梅和连书，我只知道她们后来都当了小学教师，淑云去了北京。就听说淑云有个姑姑在北京，姑父是个干部，可是他夫妇没有孩子（淑云姊妹好几个），姑姑又特别喜欢长得乖巧漂亮的淑云，就让她跟去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和她们没见过面，在这里，我祝她们一切都好。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