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三官偷偷坐上了开往省城的班车。之所以用“偷偷”二字，是因为顾三官坐车时，谁也没有告诉，连她老婆也没告诉。他只给负责组织自乐班的那个干瘦老头安顿：“我出门办点事，过几天就回来，茶社从现在起关门歇业，等过几天我回来咱们再开。”说过这些话后，顾三官便迅速关掉手机，然后打的悄悄去了县城北边的汽车站。
车票很顺利地就买到了。时间，八点。目的地，省城。省城在县城的北边，距离正阳约四百公里。平时，顾三官很少去省城，尤其是这样的大忙季节，因而感到陌生、滑稽。班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窗外的景色像扑克牌一样一张一张翻过去。很长时间没有去郊外，没想到田野上的变化如此巨大，麦子黄了，豌豆黄了，胡麻花谢了，洋芋花谢了，长高长大的是一片连一片碧绿的玉米。还有树，一堆一堆的，一堆绿树就是一座村庄。村子里正在搞新农村建设，面向公路的这边，院墙和房子一律用白灰刷了，瓦却是青的，整齐划一地掩映在绿树中间，风景甚是好看。
车子开出去不久，班车里的电视开始播放录像，是一部武打片，车厢里很快就充满了“嘿嘿呀呀”的打杀声。前面座位上有人开始吃东西，煮鸡蛋和炸薯条的味道一下子飘过来，有些令人猝不及防。顾三官赶忙把脸扭向窗外。在渐渐浑浊的空气中，他的心情无端地恶劣起来，突然之间就有了一种顾影自怜的感觉。他想起了老罗，想起了陈望姣，想起了吴常委，最后连二姑和二姑夫都想起来了。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自己在正阳县城度过的所有时光。小的时候，他和伙伴们在县城里玩，那时还没有这么多高楼，横七竖八的巷道里，还铺着大片的青砖。他们到处打架、惹祸，让大人不高兴。快乐的童年似乎一眨眼就过去了。十七八岁，他在父母的奔走下参加了工作，被安排在中山公园门口卖票，那时他嘴唇上的黑毛还没有长齐。仅仅过了五六年光景，他的人生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过山车一样的生活，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公园改制后，他被迫下海，开碰碰车场、健身房、冷饮店、卡拉OK厅，直到最后在公厕收费。收费期间，他深刻反省了自己前半生所有的失败，他把它们归结为轻狂、浮躁和不懂事，后来就有了秦腔茶社。在经营茶社时，他给自己立下了许多的人生规矩，其中包括踏实、勤奋、诚实、守信，等等，但还不到两个月，新的磨难又接踵而至——陈望姣丢了。这孩子一丢，不但意味着自己之前的努力将付诸东流，更重要的是，他再也没有勇气面对以后的人生了。他想用一个词来概括一下自己，但想了半天，觉得哪个也不够准确，不够全面，最后只能用“命该如此”来感叹一番。
“命该如此？对，就是命该如此。”这样想着时，他觉得自己的喉头有些发涩、发哽，一滴不争气的眼泪差一点夺眶而出，掉到地上。
班车继续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两小时以后，窗外的景色渐渐有了变化，树、庄稼、房子、地形地貌，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新鲜而又陌生。他明白，自己已完全走出了他所生活的南部山区，而进入人们常说的北部平原了。他这时突然就有了个清晰而坚决的计划——对，不能草草了事，不能直接去省城，而应该从川区的最南端入手，像披沙拣金一样，一点一点寻找过去，这样才不至于错失或遗漏。
打定这个主意后，他就在附近的一个服务区毅然下了车。服务区的名字叫“小洪沟”，里面停着许多辆车，旁边还有一些卖吃食的小摊。他走近一个胖胖的女人：“妹子，从这儿去宁城，怎么走？”女人看了他一眼，说：“你买根香肠我就告诉你。”女人面前摆着一个烤香肠的炉子。他很快掏钱买了一根。女人笑着用手一指旁边说：“看见了没，那儿停着好几辆货车，正在加油。他们都是赶往宁城的。你只要肯掏钱买一碗凉面，他们谁都有可能拉你。”按照女人的指点，他很快就联系好了一位年轻人。他们每人吃了一碗凉面，喝了一瓶饮料，就和年轻人坐着货车晃晃悠悠上了路。
宁城在黄河边上，号称“中国枸杞之乡”（又是个号称“中国××之乡”的），一路上随处可见关于枸杞的宣传标语和牌告。牌告下果然有枸杞园，一片连着一片，每片都用白色的网子罩着，目的是防止鸟雀侵扰和啄食。还有花，那花像小树一样长在路边，密密地排成两排，花茎大约有一人多高，花骨朵儿一串一串地吊着，有白的、粉的，还有粉红的。花树旁边是垂柳，垂柳背后是大片大片绿得晃眼的稻田。
车到县城时，已是临近中午时分，街道上的阳光晒得人脸疼。高楼很多，有些还挂了大幅的广告，明星们的头像有一座房子那么大。他下了车，找了一家饭馆，流着满头热汗，又吃了一碗红汤揪面片，然后开始沿街找人。在宁城，他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因而寻找便是随意的、盲目的。他几乎逢人便问，问来问去，人们不是说“不知道”，就是用摇头来回答他。他便马上意识到这种问法是徒劳的，甚至是愚蠢的。一个山区的孩子，又是个女孩子，到了一个陌生得连一个人都不认识的城市，她能到哪里去呢？
他站在街边，茫然地朝街上看，街上车流滚滚。由于天气太过炎热，人们大多顺着街边有阴凉的地方走，当然也有打着花伞的女人，则从容地走在太阳底下。空气中流动着那种直扑脸面的热风，风中微含着黄河边上的潮湿和泥腥味。走了一会儿，他的衬衣很快就贴在了后背上。这时他看见前面的一棵大槐树下，几个蹬三轮的，正支开车上的凉棚打扑克。他上前问了一声，其中有个年长的回过头来。听口音便知道他们是山里人。他问他们，这里晚上可有唱秦腔自乐班的。年长些的甩了一张扑克说：“有是有，但不多。”又低下头看手里的牌。这时旁边一个年轻些的说：“你是不是想听秦腔了，想听的话掏五块钱，我立马给你唱一板。”其他的几个人笑。他也跟着笑。最后那个年长些的告诉他，要找唱自乐班的，哪里也不要去，晚上到车站旁边，或广场上找，一找一个准。他听了这个人的话，便在车站旁边一家小旅店住下。
太阳落山后，空气仍然闷热，这点可与他的老家大不相同。他走出小旅店，街边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这时热气似乎从地下开始往上冒，弄得人身上禁不住发潮、发黏。他信步走着，眼睛朝左右两边看。广场上的人渐渐多起来。这些人不是一个一个走过来，或聚拢来的，倒像是从地面忽然一下冒了出来，让人有些猝不及防。广场简直就是个露天的市场，有卖小吃的，卖儿童玩具的，还有卖非常便宜的五颜六色的衣服的。当然，广场上最活跃的还要数那群跳广场舞的大妈，她们迅速占据广场最核心位置，架起音箱，拉开架势，在《最炫民族风》强劲的乐曲声中肆无忌惮地扭腰甩胯。
最后他终于找到几个躲在角落里唱自乐班的人。他们大概不到十人，散乱地攒在一起，有一下没一下地随着胡琴和打板的声音漫唱，由于没有扩音设备，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广场舞的强劲音乐淹没。他在人群里找到一个中年人，中年人像山里人一样半蹲着。他问他：“这里还有自乐班吗？”中年人说：“不知道，可能再没有吧。”他问：“你经常来这里听吗？”中年人说：“我只是偶尔路过，看看热闹，谁经常听这个？”他又问：“你最近见没见过一个山里来的小姑娘，长得好，唱得也挺好。”中年人看了他一眼，忽然加大了音量：“小姑娘都陪别人唱歌挣钱去了，谁来唱这个，到这里来的，全是些老帮子，连我这样年纪的人都很少了。”最后他就和中年人攀谈起来。据中年人讲，这里其实并不时兴唱秦腔，到现在还喜欢且能唱两句的，大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或山里人。他所说的山里人，其实就是指近年从南部山区移民过来的人。中年人告诉他，如果喜欢听秦腔，或找能唱秦腔的人，应该到移民点去。他还告诉他几个移民最集中的地方，如南山台、大战场、北沙窝等。不过最后他强调：“要去你就冬天去，现在是夏天，人们正忙着割麦子、摘枸杞，谁还顾得唱这个？！”
顾三官辗转来到离宁城只有一桥之隔的卫城。卫城是黄河边上比宁城还大的一座城市，近几年以石头缝里种西瓜闻名遐迩。卫城有许多在国内很知名的旅游点，如市区内的高庙，辖区内的沙坡头、通湖草原，还有一座在本地很有名的羚羊寺。这些景点，顾三官原先都没去过，这次为了寻找陈望姣，他几乎一处不落都走了一遍。因为他听说，在这些旅游点上，有许多艺人在演出，其中也许就有唱秦腔的。他每天都起得很早，问好路线，定好车次，然后一站一站找过去。可惜在这些地方，除了每天一身的臭汗，他几乎一无所获。最后他又到过青城、灵城、吴城，还去过专为移民而建的移民点南山台、大战场、北沙窝、黑大堡等。每到一地，他都要去那里的车站、广场以及人群密集的地方，打听看有没有秦腔自乐班，然后按图索骥查找陈望姣。令他失望的是，这些地方很少有唱秦腔的，即使有，也像宁城、卫城一样，只是几个城里的闲散老汉在夏夜纳凉解闷，根本就没有年轻人，更没有什么漂亮得像“天仙妹妹”似的女孩。
最后他就辗转来到楼多得像树林一样的省城。掐指一算，他离开老家已经整整四天了。他偷偷给老罗打去一个电话。老罗说，他这几天也没闲着，也在县城和周边各地四处打听，可惜至今也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值得庆幸的是，二姑没找过他，黄细花也没来闹他。他每天深居简出，活得就像非洲高寒地带的鼹鼠。
顾三官决定在省城仔仔细细找寻一遍。省城南门有个车站，车站旁边有个广场，广场上有个和北京天安门一模一样微缩了的城楼，这几乎就是省城的标志。顾三官知道，这里是外来务工人员和盲流们扎堆的地方，在这里找人问讯，有时真会有出人意料的结果。到省城之后，他顾不得歇缓，立即走进热浪滚滚的南门广场。广场上到处是人，人们扛着大包小包，有些还是拖家带口，他们毫无目的地在车站四周游走，茫然而又匆促。有些人看上去已很累了，走着走着就突然放下铺盖，随便在过道或楼下的阴凉里一躺，不一会儿就会昏昏然睡过去，这时就有无数的脚在他们的头边走过来走过去。凭着对他们相貌和衣着的判断，他知道十之八九都是他的老乡。他走过去，逢人便问，这里有没有秦腔自乐班？如果有，有没有个扎马尾辫的小姑娘近几天来演唱？人们告诉他，他们正忙着在省城找活挣钱呢，谁还有心思去听这个？
好不容易熬到晚上，他终于在灯影憧憧中找到了一个唱秦腔自乐班的。自乐班有六七个人，黑乎乎地缩在广场的一角，有一声没一声地吼着，由于人多声杂，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裹挟在人流里不见了。这时顾三官发现，这几个唱自乐班的，一个拿着筷子打着碗，一个拿根木棍敲着个破旧的脸盆，只有一个年长些的，直起身子坐在路牙子上，操着一把二胡，样子极像演奏过《二泉映月》的瞎子阿炳。
他问了他们一声，没人理他。他又问了他们一声，仍旧没人理。问到第三声时，那个拉胡琴的突然停下来，然后溅着唾沫星子朝他叫起来：“老哥，我们都十天没有找到活干了，刚坐在这里想吼两声，改个心慌，你却在这里叽里呱啦，啰里啰唆，你还让不让我们活？”说完又低头吱吱扭扭拉起来。
随后他又在人堆里找，一共找到三拨。一拨是一个老人，胡子老长，头发都花白了，独自一人坐在过道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拉着胡琴，面前放着一只破碗，碗里放着五角一元不等的钞票，他显然是借着胡琴乞讨的；还有一拨是个中年人，屁股下面垫着个铺盖卷，铺盖大概只有一条褥子，细细的像半截木头滚子，他便坐在上面，眯缝着眼拉胡琴——他大概也是个暂时找不上活来解闷的人，因为他的前面并没有破碗或盆子，当然也更没有什么听众；最后一拨便是几个真正消夏的老汉，他们都坐着小凳，围着一个不大的音箱，有拉的、吹的、弹的、唱的，架势摆得有模有样。找了半夜，竟没有发现一个是有小姑娘的。
当天晚上，顾三官住进广场旁边的一家小旅店。旅店旁边全是小铺面，有饭馆、理发店、便利店、洗浴中心，吵声并不比广场低多少。特别是临街的几个洗头房，许多光腿女人坐成一溜，红红白白，等待着男人们进去“洗头”。
顾三官走进旅店，把手里的包放在柜台上。旅店老板是个中年人，光瓢，胖脸，身上只穿一件大裤衩，胸前戴巴掌大一个玉佛，手里端一只油光锃亮的小茶壶，隔一会儿就“吸溜”一下，另一只手摇一把蒲扇。见他是一个人进来，立即停止了“吸溜”，然后将头凑过来。
“师傅，要不要轻松一下？”他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也回看了他一眼。
光头便笑着说：“就是问你，晚上要不要小姐。”他便知道这里并不是个好地方，遂低下头朝房间走。光头仍不气馁，锲而不舍地鼓动：“大哥，都是南方来的妹子，一个比一个白，一次才一百，两盒中华烟钱。”竖起食指朝他摇了摇。他笑着说：“对不起，我只住店。”光头一下子态度淡漠起来，收了钱，撕了票，隔着桌子把票扔将过来，然后摇着蒲扇，重又“吸溜吸溜”喝着茶看大街去了。
这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加之天热，一夜之间上床下床竟达七八次。早上一照镜子，扁豆大的燎泡水滴一样密密麻麻布了一嘴唇。
洗漱之后，他草草地吃了两根油条、喝了一碗豆浆，之后就坐上了由南门开往西地影城的一辆中巴。听人讲，在省城，唱秦腔自乐班的，除了南门广场外，剩下一个地方就是西地影城。西地影城在一片戈壁滩上，地处城郊西北约四十公里，据说原先拍过许多电影电视，现在却变成了一个供游人消闲的旅游景点。西地影城的初创者是本省的一位大作家，很厉害，以前写过一本关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什么书，一下子轰动了全国，大家争相传阅，顾三官也读过，所以对那位作家的尊崇至今犹在。不过对眼下的顾三官来说，寻找陈望姣远比崇拜一个作家重要得多。
中巴一路西行，没过多久就来到西地影城门口。西地影城是一座经年的土堡，门口布着铜铸的车马和穿着铠甲的列兵，堡墙上遍插各色牙旗，远远一看就是些人造风景。买了票，进了大门，顾三官便随着人流缓缓前行。虽说不是什么节假日，但影城的旅游者依旧络绎不绝。影城分内城外城两部分，外城是原先拍过电影电视的一些遗迹，内城则是根据电影拍摄的需要建造的仿古建筑，包括官衙、官宅、街坊、村落以及大量体现西北民俗的手工作坊，等等。
在内城，也就是那个相对完整的土堡里，顾三官很快就找到了一座像模像样的旧戏楼，而且戏楼上还真有一帮子艺人在演唱。唱的竟然也是秦腔。顾三官听了一会儿，认定他们就是他老家那边的人。于是就很快找到了他们的头头。头头是个身强力壮的中年人，黑脸，络腮胡，一问才知也是近几年搬过来的移民，平时打工种地，闲时就在这儿唱戏挣外快。头头说：“钱没多少，就为图个欢乐。”一笑眼角处皱起许多褶子。
据头头讲，现在正是忙季，大家本该在庄稼地里或建筑工地干活，但老板说，最近影城要搞一个什么活动，很重要，是全国性的，为了营造气氛，特地请他们忙里偷闲唱两天戏。头头说，这两天的待遇可是真好，强过他们在工地上搬砖搬石头。提到顾三官要找的人，中年人头摇得像拨浪鼓，“我们这是自乐班，又不是什么正式剧团，哪有那么攒劲的人来投奔哇。”
听了他对陈望姣的具体描述，头头又立马警觉起来：“老乡呀，不瞒你说，我们这些攒在一起唱自乐班的，都是些上了点年纪的老帮子，在这儿唱，一半是散心，一半是想家怀旧，哪有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唱这个。要是你说的那么能唱，而且人又长得心疼（漂亮），她绝对不会留在咱们这儿。”
顾三官问：“那她会留在什么地方？”头头用手朝省城的方向指了指，轻轻吐出两个字：“歌厅。”顾三官一刹那间觉得头都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