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孩提时代，就听大人们讲，我家附近的山上，有一块叫大吉碑的。据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贩私盐的，有一次官兵抓他，他逃到了那座山上，从那块碑上跳下来，藏到茅草丛里，躲过了官兵的追捕。后来，那个贩私盐的发达了，做了什么大王，那块碑因庇护过他，成了吉利的象征，被称之为“大吉碑”。而那座山呢，由于那个大王跳过，便被命名为“跳山”。
出于对那个传说的神往，在我大约十岁的那一年，有一次独自去了跳山，寻找那块神秘莫测的碑。而在此之前，因刚学过课文《人民英雄纪念碑》，以为凡是“碑”必定是高高耸立的，像“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带着那种既定的观念，我踏上了寻访的道路。结果非常显然，我花费了一下午时间，找遍了整座跳山，最终一无所获。
那次寻访无果，泯灭了我的好奇。后来的日子里，再也无暇此事。时光荏苒，过去了十几年。在我二十七岁那年，我已在绍兴城里工作，认识了一个当记者的朋友。有一次，他随我回老家做客，突然提及了那个碑，因为他跑文化线的，对文物古迹兴趣颇浓，说很想见识一下。于是，在我父亲的率领下，我们徒步前往那座山，启动了我第二次寻访之旅。
那次，非常顺利。鉴于父亲对地形的熟稔，我们几乎不费周折，就找到了那块大吉碑。但令我备感失望的是，那块称之为碑的“大吉碑”，跟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相比，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深藏于跳山的半山腰，像一只乌龟般匍匐着，毫无巍峨、雄伟之势，显得那么的不起眼。倘若不是父亲的指点，我会以为是一块普通乌石，就算从它面前无数次路过，也未必会引起丝毫关注。
然而，正是那么一块不显眼的乌石，却蕴含着巨大的价值。根据后来我查资料获知，那块大吉碑为建初买地刻石，隶书阴刻，上列“大吉”两字，“土人传为钱武肃王微时贩盐遇官兵逃避此山，壁上书大吉字”；下列“昆弟六人，共买山地，建初元年，造此冢地，直三万钱”等20字，系买地的券文了。从金石学的意义讲，它是迄今浙江省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摩崖刻石；从经济学的意义讲，它为东汉建初元年土地买卖的实证，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情况的重要史料；从书法史的意义讲，作为东汉流行的主要字体，它的隶书对研究古代书法艺术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也正是那样一块珍贵的石碑，却一直被深藏于那座小山里。直到道光三年（1823）仲夏，山阴金石家杜煦、杜春生兄弟上山寻觅先世葬地，在一处岩石下小憩时，听当地乡民说岩石上有文字，他们扒开岩石上的藤蔓，剔除苔藓，仔细察看，才发现了上述刻石字样。届时，大吉碑作为金石学的意义，终于焕发出了耀眼的光彩。但其经济学和书法史的意义，仍然被深深地遮掩着，直到1963年被公布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公元76年到1963年，经历了漫长的1887年，大吉碑的价值才完整显现。从默默无闻到名满天下，原以为带给它的，除了无限的荣耀，该是至善的保护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在2000年之前，我第二次寻访之时，它依然像以往那般裸在露天，经受着日晒雨淋和风吹霜打。更可怕的是，由于它的闻名遐迩，引来了无数书法爱好者，让它在遍受踩踏之累的同时，深刻遭遇了拓摩之苦。
后来，相关部门意识到长此以往，等待大吉碑的将是消亡，终于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于它的上方建了一个石亭，在石亭四周围起了木栅栏，外围还砌了一个不小的石墙院落。同时，安排业余文保员对其不定期看管。但它的命运，并未因此而改变。担任第二任业余文保员的父亲曾告诉我，因石亭四周的木栅栏太疏，常有书法爱好者钻入盗拓石刻，那扇门根本形同虚设。对此，他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结果全是杳无音信。
而之后不久的2009年春末，大吉碑更是面临了灭顶之灾。跳山西坡的一个村庄，借“平整土地规划”之名，以出售跳山之泥石谋取暴利，西坡已被挖掘机挖掉了大半，且挖掘的边缘正步步紧逼山顶，大吉碑的命运危在旦夕。父亲责任在身心急如焚，频频向相关部门反映，但效果并不明显。后来，跳山东坡的原村民，联合广大网民，借助媒体的力量，打响了一场保卫战，大吉碑才终于得以保全。
可是，逃过一劫的大吉碑，其命运并未一帆风顺。随即，又一场灾难接踵而至。时隔两年的2011年春天，有盗拓者掰断了两根木栅栏，借着石亭倚靠的石头的高度，从空隙内强行钻入了石亭。估计对拓片半懂不懂，他不仅没有盗拓成功，还严重损害了大吉碑——刻石上被覆盖了一层黑布，沾满了类似胶水的东西，牢牢地粘在了刻石上；右侧清朝“吴荣光等获石同观题记”等字上面，也遗留下了黄褐色的污迹。后来，听父亲说，为了修复大吉碑，相关部门花费了很大周折。最终，修复是修复了，但余伤犹在。
大吉碑，那块庇护过吴越国创建者的乌石，它赋予了钱镠吉祥如意，自身命运却如此多舛。它被湮没了1747年，好不容易重见天日，它的金石学意义，它的经济学意义，它的书法史意义，源源不断地给挖掘出来，并被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利用，但面对的却不是重视和保护，而是漠视、践踏、戕害，甚至于灭绝。大吉碑在当前社会所承受的遭遇，不正昭示着中国所有文物的命运？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悲剧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