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我一直耻于谈回家，因为欠家里的实在太多，无法面对突发脑血栓住院数月后又步履蹒跚重新学步也咿咿呀呀重新学语的父亲和瘦弱的满头银发的母亲。
回家是四十多年来我唯一的渴望与企求。
这个长假因参加一个公共管理培训班，我滞留在了上海的大学校园里。我一个接近五十岁的人，本打算七天时间安排自己上北京看读大学的女儿并一块回石家庄探望父母。可临时班主任宣布，长假只休息三天，其余四天上课。
我从小就是乖孩子，老师安排怎样就只能遵命了。这倒不是一点私心也没有，我也摸着胸脯算了算账，三天时间确实太紧张，即便是做夜班火车上北京找到女儿再倒车去石家庄，等真的到家已经是一身疲惫，肯定倒头就睡，还搞得两位老人颤颤巍巍地为我们晚辈跑上跑下，问寒嘘暖。待我一觉睡醒，揉着惺忪的睡眼，吃着父母做得香喷喷的饭菜时，却发现时间已到，我和女儿都该返校了。
权衡往往是痛苦的。我选择了滞留上海。可心里不免有些遗憾。妻子在遥远的新疆家中留守，女儿在北京加码苦读，而我将要在上海的学生宿舍看仅有四个频道又没意思的电视，很不是滋味。于是，我出门了，坐轻轨倒地铁去了浦东和南京路。人山人海，无论东方明珠、金茂大厦还是正大广场抑或南京路步行街，到处是攒动的人头和窸窸窣窣的人流。
我突然觉得我就像游荡在人流中的一只孤独的蚂蚁。
回家，对我这样一个有着一定经历的成年人来说，应该不是什么不能承受的问题，可今天我却格外伤感。细细想来，我已参加工作三十多年。三十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可对一个人来说，它就十分的漫长了。可偏偏这三十年，我居然没有回家与父母过过一次春节。
早先因为年轻，刚工作总要卖力苦干，那时兴过革命化的节日，不是安排挖厕所就是上农场修大渠或者下车间搞翻砂。后来就是节日值班。那时没有什么长假，要从我工作的城市回一次河北老家，路上单程至少七天，而来回就得十四天，现在想来真是太可怕了。
父亲母亲总是说，你工作忙，不用想我们，我们一切都好。他们这样说，看似很平淡也很随意，但我还是感觉到了他们盼子回家的急切心情。我甚至能想象出他们心底是如何埋怨我作为长子长期不回家却总以工作为借口来搪塞的失望神情。
现在，我常常会做一种怪梦，我梦见与父母在一起吃饺子，而那饭桌却是我小时候依偎过多年的木制小圆桌。
小时候回家是一种快乐，一种向往，一种实实在在的依恋。
我的小学分别是在四个不同的地方上完的。“文革”期间由于这种三换两换的折腾，我的小学满打满算只上了五年。等上中学时，我小学的同学都变成了比我低一级的小字辈。
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我八岁。那时父亲是新疆解放军一个野战部队的团职军官。是的，军队也是社会，军人也要有家庭有老婆有孩子。大约那时军队规定连级干部可以有随军家属。于是每个野战军的团部所在地，都会有几十个或更多一些年龄不等的孩子。
于是我们团下一帮孩子，就统一被卡车拉到了200公里外师部军人子弟学校上学。在孩子们眼里，那种集体生活如同天堂一般。我们团下住校的孩子大约有数百人之多。试想，一帮不懂事的孩子吃住玩都在一起，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观？我们八个人一个宿舍，都是八九岁的样子。一到晚上总会有脑瓜灵嘴巧的家伙弄出些吊死鬼、梅花党或给你手纸之类的恐怖段子，吓得大家不寒而栗，总觉得后窗有一个长舌黑影在低沉地喊叫你的名字。当然，这帮孩子还会讲父辈们在甘肃临夏剿匪或者追捕乌斯曼匪徒的故事细节，讲得津津有味时，还手舞足蹈地做骑马追捕的动作，仿佛那追捕者就是他们自己。
欢乐归欢乐，可总是要放假回家的，尤其是冬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冬季似乎非常的寒冷，北疆的冬天零下三十度是常有的事。那年冬天回家，我们三十多个孩子拥挤在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上，走了近十七八个小时的路程。棉衣就像薄纸一样，接我们的司务长还带了十几件军大衣，让我们两人一件裹上，仍然冻得浑身发抖。所有的女孩子都冻哭了。没办法，司务长在半路的乌苏买了几双毡筒(新疆一种用羊毛羊绒做成的长靴子)发给年龄小的孩子，并找来许多棉花塞进鞋里。就这样，当我们在迷蒙的深夜回到家时，已经在车厢里不能动了，全是被大人们一个一个地抱下车的。即便这样，我还是冻坏了脚和耳朵。以后许多年，每到冬天，我的脚与耳朵都会不听使唤地被冻伤，仿佛是一个约定。
1970年春天，我上中学，十二岁。依然在离家160公里以外的地方上学，并且住校。这时住校的条件就远远不如在部队子弟学校了。所有衣食住行要靠自己照顾。这时“文革”还没有结束，革委会成立不久，学校虽然喊着复课闹革命，但却没有更多的课程。我就被安排去挖防空洞。那时候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年龄小，青春期发育似乎还没有起步，身体瘦弱，说话童音，自然不像现在这么五大三粗，但抡十字镐、推小车或开卷扬机之类，我都不甘示弱。
可过了两个月，我就犯难了。
我想回家。难点有二：一是我要找老师请三天假，感觉张不开嘴，我从小胆小，怕老师批评。其实我想错了，女班主任很通情达理。二是要坐车，可哪里有车呢？那时不像现在交通发达，到车站买票就走。那时新疆的小地方根本没有班车，也没有车站。我于是就去路口，自己挡车。
那年五月一日，天还没有亮我就去路口搭车，待回到家时，竟然已是第二天金红的太阳缓缓地跃出地平线，大地被洒得一片彤红的那一刻。
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经历。那一天，十二岁的我为了回部队的家，居然分别搭乘过三辆卡车、一辆拖拉机并且摸黑在洪荒可怖的戈壁行走了二十多公里路，经历了漫长、恐惧、痛苦、饥饿和悲哀，也经历了一次凄凉的人生五味俱全的滋味，才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家。它在我十二岁的心灵里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
那天早上，在许多车从我身边一擦而过之后，有一辆老式嘎斯车停了下来。我看见是一位很瘦的中年男人，这与我印象中的司机反差很大。我谨小慎微地说：叔叔，我搭车。
你去哪？司机严肃地说，并露出一口黄牙。
我去那个古尔图。我如实地说。
古尔图是天山以北，准噶尔盆地边缘一个荒野上的小小绿洲。一个人迹罕至的小村庄。我父亲的部队和我的家就驻扎在那个小村庄。
不去！司机又说。
叔叔带我一段路嘛。说着，我急了，居然眼泪流了出来。我知道，搭停一辆车实在太难了，我不能放过一点机会。我于是就抢先爬到了驾驶室司机旁的空位上。
捎你到九公里吧。司机叔叔显得有些无奈。
九公里其实只是一个岔路口。那里有几间简陋的土房子和五六户人家。在新疆，像这种岔路口很多。作家张承志先生就写过一个类似这种岔路口的散文叫《汉家寨》。那大约是吐鲁番附近通往南疆的一个三岔口。他写出了那个三岔口的苍凉寂寞。我知道，新疆至少有三四处叫九公里的岔路口。它们都像荒野上的顽石一样，孤零零地承载着戈壁灼热的骄阳和冬日的奇冷，期待着每一个过往的行人留给它们坚守的雨露和温暖的阳光。
那里毕竟是岔路口，各种过往车辆会增加许多。但事实并不乐观。大约焦灼地期盼了两小时以后，我仍然一无所获。在我非常懊恼地在一间小泥屋拐角处解手时，竟也有一位肤色黑红的胖司机停车解手。我于是向胖子发起进攻。
我眼泪汪汪地说：叔叔，我要回家。
那黑胖子没有尿完，就心软了。
他答应拉我到四棵树煤矿拐弯处。他要去山里拉煤。
我简直高兴得要疯了，因为从这个九公里到四棵树煤矿拐弯处要六七十公里，那就意味着我回家的路程减少了一半。
过半，就是成功的前兆，就是你有了绝对的控制权和拍板权。当今社会，你只要占有公司51%的股份，你就是当然的董事长，你就可随心所欲地主宰你公司的一切。
在四棵树煤矿拐弯处下车后，我又孤独了。空旷的铁青色戈壁滩上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个人影。唯一能看到的，就是遥远的地平线上偶尔隐隐约约显现的一辆踽踽独行的车影。车影又在溟蒙的蜃气中颤抖着。
当空旷死寂般的世界面对你时，当未来在一片充满希冀又充满忐忑不安的狂躁中煎熬时，它在一个十二岁孩子的灵魂深处埋下了不满，也埋下了凝固的哀怨，它像一尊蛰伏的怪兽，时而腾跃起来企图撕咬世界，时而又软弱无力而笨拙地瘫倒在地上粗粗地喘息。它留下的是那种近乎原始状态的狭隘的悲愤。
我开始往公路上扔大小石头子。那自然是用来拦路的。如果是现在，我可能就会扔三角铁钉，专门扎汽车轮胎。
不知等了多长时间，天空阴沉了，大片大片的黑云低低地压了过来。下雨了。那天我幸好带了一件父亲给的军用绒衣。本来感觉天气渐热，绒衣已没有用处，准备拿回家的，没想到却用做了雨伞。
我顶着草绿绒衣，冒雨开始沿着公路往自认为是家的方向前进。途中，碰到过几辆过往的车，却没有停。我想，也许别人以为你在走路，就不停了，也许司机还认为你家就在附近呢？想着，想着我也就释然了。
滂沱大雨过后，天空一片蔚蓝。路上出现了一座大桥。天山北麓经常能看见这种从山谷里冲刷而下的季节河。每当天山的雪水融化时，就有奔腾的雪浪裹着沙石，一路狂泻而下，漂流在准噶尔盆地的腹地，被柔软的沙粒和梭梭红柳植被吸收而消失。
这是一座超过百米的大桥。桥下奔流着浑浊的雪水。流量虽然不大，但水势湍急。我灵机一动，决定在这里等待。
汽车会喝水的，我想。我曾经多次见过司机们屁颠屁颠在荒野戈壁找水的情景。
不多时，来了一辆老解放车，它拉了满满一车煤，还挂了一个拖挂，行动起来就像笨拙的老牛，步履蹒跚并且干号着。
我暗暗地喊：停、停、停。
果然，它停了下来，一个维吾尔族司机下车，并提了一个方铁桶来取水。
我迅速迎了上去：叔叔，我帮你打水。就抢过水桶跑下大堤，由于激动过度，我被石块绊住了脚，狠狠地摔了一跤。我被摔得鼻青脸肿，鼻血四溅。可我仍然提了满满一桶水上来。
我的举动征服了维吾尔族司机，他说可以带我到高泉。我知道，高泉有不少店铺，并且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团场。
高泉下车后，太阳已经西斜。我感到胃里一阵怪叫，饥饿感猛然袭来。是的，我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我从书包里取出来一个苞谷面烤发糕啃了起来。这是前一天为了出发专门在食堂多买了四块烤发糕，备作干粮。那时出门都是自带干粮的。如果你想买着吃，恐怕也找不到饭馆。
多少年以后，我听过一个著名经济学家的讲座，他说：计划经济，就是短缺经济。我联想到了高泉。高泉虽然有几间小商店和买西瓜的草棚，但却没有一个饭馆。我那时就坐在一块被许多屁股磨得十分光滑的深灰色大鹅卵石上，吃着烤发糕，喝着自带的军用行军壶里的水。我显得十分沮丧。
2002年夏天，我女儿考上大学，我们全家去了一趟伊犁，游玩了西天山美丽的草原那拉提，途中路过高泉时，我居然不认识了，一问才说是高泉。现在的高泉，公路两旁盖满了造型新颖的小饭馆和小商店，外表还装潢了瓷砖，与城市街道两旁的建筑已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缺少的就是喧闹和嘈杂。
吃完干粮，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
回家，就如一个缥缈的梦，想时很近，摸时又异常的遥远。
由于气愤，还由于童孩片面的认知社会的能力，我又开始骂过往的汽车。每过一辆汽车如果不停，我就骂一句脏话，而且尽量不重复骂过的语言。待可骂的话语用完了，就改用方言或者半生不熟的维吾尔语骂，最后全都用完了，再重复最先的语言。现在想来，这是一种愚昧的自暴自弃心态。精神物质的匮乏，竟然造就了我这个年仅十二岁的孩子用一种古怪的颇有些下流的方式回报社会。
由于多年住校，我们一帮来自五湖四海的孩子们，整天混迹在各种方言的围剿之中，真正的方言没学到，却把那些土得掉渣的陕西、陕北、河南、四川、甘肃抑或是东北的骂人话学了不少，以至于可以串联起来骂人。这似乎也变成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种新疆独有的地域文化了，只要你走进这类杂居的移民城镇，就能看到这种奇怪的现象。随着普通话的日益推广，今天已经很难见到这种奇特景观了，历史将把它们长久地掩埋。
在我骂到七十一辆车时，停下一辆带拖斗的拖拉机。这是一种据说是从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进口的拖拉机，在当时的兵团农场经常看见。我们十分羡慕能坐这种拖拉机上下班的兵团农工。拖拉机上下来几个叽叽喳喳扛铁锨的中年妇女，下车时，能隐约看见她们浑圆屁股的补疤上沾着许多泥土。
趁拖拉机手去小卖部买烟时，我爬上了拖斗。
一位上海口音的大姐问我：你上哪儿？
我说去古尔图。她说她们去黑水渠农场。
那我在路口下来行吗？我用一种近乎企求地口吻说。
她说：好吧。
在那辆罗马尼亚出产的拖拉机拖斗里，伴着轰鸣的发动机声音，我居然像婴儿一样靠在这位上海女知青的身上睡着了。还是女知青在黑水渠农场路口推醒了我，让我下的车。
荒凉凄冷又黑的夜，四野里一片死寂。
我在极度的恐惧中开始了独自的行走。我知道这里距离我的家还有二十公里的路程。我的眼泪终于簌簌流了下来。我不知道这是恐惧的眼泪还是哀伤的眼泪，但我知道，在漆黑而幽深的荒野上，我的眼泪和哭声就像无助的小草，得不到丝毫的怜悯和同情。起初，我听到的是自己单调而孤独的脚步声，接着，我又听到了一种来自冥冥天庭的嚓嚓声，再接着，就感到有一个异样的声音在尾随着自己。我的心脏咚咚地狂跳着。但我还是屏住呼吸佯装听不见，继续前行。我真害怕在我转过身体的一瞬间，会出现更加可怖而又求助无援的一幕。
我从小养成了坐车记路的习惯，因此我能摸清哪里拐弯、哪里有深涧、哪里又有沙丘阻挡的细枝末节。最初的恐惧过去之后，我就像一只孤独的黄羊，只知道疯狂不停地向前奔跑。大约行走了数小时之后，我清晰地看到了两座硕大的土堆。于是我靠在一座较大的土堆上休息起来。我感觉恐惧已被远远抛在了脑后。这座硕大的土堆就是我的后盾，我想。
这时，我看见了两样东西。一堆骷髅状骨骼的散乱骨架和一对幽亮的发着绿光的眼睛。我静静地盯着它们，许久许久，没有一点恐惧。我仿佛已与杳无人迹的夜晚融为了一体。我甚至觉得它们是怕我的。后来，那对幽幽的眼睛就消失了。我分析，我的胜利多半来自我背后那两座硕大的土堆。
以后，每每回忆这次独旅，都感觉异常的后怕。亘古荒漠，恶狼、惶悚、陌生感、阴森。似乎那十二岁的我只是别人的装饰物。
多年之后，我偶然在乌鲁木齐南门书店里转悠时，看到一本由王明哲、王炳华先生合著的《乌孙研究》的书，竟然惊愕地发现，书中附图中的第一幅照片，就是我在十二岁那个夜晚神情木然背靠着歇息的那个荒野上熟悉的土堆。我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那书上说，这座硕大的土堆是古代乌孙民族上层贵族的墓冢，距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在新疆天山以北的古尔图附近。我翻着那本书，眼前掠过一组身穿铠甲的乌孙精兵镇压奴隶劳作的场面。我似乎看见那闪着幽光的冷兵器，在杀戮着一个个体魄健壮的身躯，幻化出一股股令人生畏的寒气。书本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这里曾经是尸横遍野的古战场。我倒抽了一口凉气。我为自己有一次沧桑千年的经历而深沉了很久。
天蒙蒙亮时，我终于疲惫不堪地倒在了古尔图部队自家门口。当我的母亲惊异地看见我血肉模糊又脏兮兮的脸的一刹那，她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成年以后回家，是一种温馨，是一隅感情的寄托，更是一泊停靠港湾的期待。
1982年春天，我父亲转业回到了河北石家庄老家。父亲是解放战争时参加革命的，曾是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的部下，参加过解放西安、兰州的战役，后编为第一野战军第六军，1949年随王震司令员在罗元发军长的带领下，进入北疆的伊犁地区。在清代非常著名的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惠远，我作为军人子弟，在部队的大院里出生并且渐渐长大。我父亲在当兵整整三十四年之后，重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而我就被留在了新疆。
多年来，我一直试图写出一点关于我父亲作为一个个体革命者革命历程或者是生存经历的得与失。但每每问及父亲时，我都觉得我的设想过于幼稚，过于浅薄，过于苍白无力。父亲抑扬顿挫的讲述，常常会蕴涵着精深的哲理，总是一次次击碎我天真烂漫的梦想。
新疆是一个奇异的地方，它荒凉的大漠和美丽的草原是两种极致的美，它莽莽苍苍的昆仑和嵯峨峻拔的天山又是两种极致的美，它夏天的酷热与冬天的奇寒还是两种极致的美。新疆，当我在呱呱坠地的一瞬间，就注定了我的生命将与它发生长久地纠葛，就注定了我将在我的父辈们的第二故乡我的第一故乡繁衍生息。
我有家了。我有妻子和女儿了。我只能留在新疆。我得独立谋生，还得精心呵护和潜心营造自己的小家。
于是回老家于我就成了一种渴求，一种奢望。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这种渴求与奢望就变得氤氲和具有了象征意味。
1989年冬天，我到山东东营胜利油田参加了一个小说笔会。一帮来自全国各大油田的文学作家们像相识多年的老友一样，不停地交流着由于文学而带给他们的郁闷和烦恼，几乎没有人说到喜悦和欢乐。那天，我从新疆到这个黄河三角洲的全国第二大油田，竟然走了整整八天。当著名作家陈建功先生听说我用这么长时间才赶到时，眼睛怪异地放着光，连连说：辛苦、辛苦哇！
后来，在蒲松龄故居参观时，那张蒲先生曾用过的破旧斑驳的桌子，蓦然勾起了我马上回家的欲望。
于是当天晚上我就从东营赶到了济南，婉言谢绝了文友们邀请一起去泰山极顶远眺的计划，独自买了去石家庄的车票，一路狂奔地回家了。
六十岁的父亲显然比先前老了和行动迟缓了许多，而母亲的头发也开始花白了。早先在新疆时，父亲是威武高大的军官形象，走路时腰板笔挺，双臂甩动有力，现在显然已今非昔比。父亲平静地说，我今年满六十了，已经退居二线了，不用每天忙着骑自行车上班了。父亲还说，近来血压很高，血糖也都很高，需要好好休整一下啦。
母亲虽然清瘦，但身子骨还很硬朗。她曾当过军人家属队多年的队长，带领着几十名家属阿姨下大田、种菜种粮，曾经红极过一时，人称“铁娘子”，并参加过全师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那张她保存多年的大会合影照片，就只有她一位是女性，也只有她一位是不穿军装的“老百姓”。可自从1982年回到老家以后，母亲就再也没工作了。她于是就自作主张地在每年夏季去批发冰棍，然后背着一个木箱子在国道的车站零售冰棍。她的执拗，让一起随父母回家并长大成人的小弟痛苦了很久。我回家探望父母时，母亲已经卖了五年冰棍。当我看到她那堆放在墙角里的木箱，看着她眼角的皱纹和满头的银发，联想到她在过往的中巴车上叫卖的情景，就不禁一阵阵心酸。母亲啊母亲，你是一个老党员啊，你还是一个曾经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工作过二十多年的老先进工作者，可是在回老家后，你没了工作，但你却没有任何的埋怨。
你要自立，你还要自己养活自己。呵，这就是我高尚的母亲啊。
我苦口婆心地向母亲讲述了许多反对她继续卖冰棍的想法和道理，母亲默默地听着，并不反驳。我想，她总算默认了。可是，第二年夏天，她依旧不知疲倦地背着木箱出去了。她还用那永远不变的浓郁的河北方言说：可不，我不能没事做。
是的，家就是一个你永远惦念的地方。是你在迷茫、绝望、孤独、懊恼、沮丧或是欢乐、高兴、大喜后最想放松歇息的地方。它不是因为那间房子如何豪华如何宽敞而倾心，它是因为那里有你最最亲的亲人，当然，它还会跟随着亲人的搬迁而搬迁，跟随着亲人的跌宕起伏而起伏。
我在父母身边只待了五天，就准备回我新疆的家。
父亲为了让我顺利回家，在三天前一个漆黑的早晨，悄悄地只身去市里给我排队买回新疆的卧铺车票。他用一个年迈父亲平淡真挚的形象和深藏不露的人格魅力感动与激励着我。我在他那宽厚的胸膛里永远是一个稚嫩的婴儿。虽然我比他高出一大截。他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多少年来，父亲就一直这样默默地毫无声息地保护着爱抚着我们，从每一点每一滴到每一隅每一角都浸透着他深厚的永远不用回报的真情。
我焦灼地赶到石家庄火车站售票口，我看到我父亲已满头大汗地从长蛇一样队伍里出来了，他一只手正用手帕擦着脸上的汗水，另一只手就捏着那张T69次列车的卧铺车票。
父亲看见我，高兴地说，你跑来干啥？票已经买上了。他看我用埋怨目光看着他，并不回答，知道我是对他独自来买票有意见，就岔开话题说：我来时天还黑着，没什么人排队，一不留神排了这么一大溜，中国人就是多啊。
就是这一年，我攥着父亲买的火车票从乌鲁木齐下火车后，又重温了一次十二岁时走路回家的经历，这倒不是我有意逞强，而是那辆从乌鲁木齐发往我所在城市的班车，到站时已经很晚了，所有换乘的班车最后一班也已停发。那时，我们这座城市还没有出租车。我推算了一下，于是就决定提前在九公里下车。当然，这九公里，并不是我十二岁时那个挡车的九公里。我说过，在新疆叫九公里这个地名的有好几处。我想，走路回家是我的特长，走八九公里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于是当我扛着大包在深夜两点钟敲开自家的门时，我妻子顿时眼泪就流了出来。她一边哭一边还嘟哝着说，你怎么这么傻这么木呀，住一夜就住一夜嘛，非要走这么远的路，出事了可怎么办？！
妻子很快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说：吃吧，饿坏了吧！
我嬉皮笑脸地搂住妻子说：回家的感觉真好！
1996年夏天回石家庄父母家，是让我最难受的一次。那次是我与妻子女儿一起回家的。
这年我女儿小学毕业，我们趁放假回了一趟老家。我们一路上坐飞机到成都乘轮船走三峡（那时还没有建大坝），游南京玩上海过青岛北京，最后才回石家庄，而且当我们打出租车从火车站回到父母家时，天色已蒙蒙黑了。
我几乎惊厥了过去。
房子没有开灯，模模糊糊中，我看见我母亲扶着一个蹒跚的老头，颤颤巍巍地向我们走来。这老人面部表情似笑非笑，嘴里说着吱吱呜呜的语言，我一句也听不懂。
这人就是我的父亲。
我母亲眼泪汪汪地告诉我：你爸爸半年前突然得了脑血栓，从二楼楼梯上摔了下去，差一点没有抢救过来……住了几个月院，这才刚出院不久。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态弄懵了。我的父亲得了大病，我这个当长子的却丝毫不知。
母亲说，你爸不叫我告诉你们，怕影响你们工作，耽误你们上班。新疆那么远，回来一趟不容易。
我仔细地打量着病后的父亲。他的确比过去老多了，虽然头发并没有花白，但一眼就看出是个病人，尤其那木然的神情与喝醉酒一样失语的状态，还有那一厘米一厘米艰难的挪步。即便是这种艰难的挪步，也要有人牵引着搀扶着，不然就没法行动。
我上前扶着父亲，企图让他坐下休息。可父亲坚决不肯，他执意让我搀扶他继续在房间里行走。嘴里还不住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
母亲说，你爸说要多活动，争取早日恢复，不然就是等死。
死是我们常人最忌讳说出的字。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我母亲说出这样的话，那肯定不是戏说。那是因为我父亲与我母亲已经经历过这样一次死一般的洗礼。他们觉得死其实是很容易的事，但他们同时又知道，当你经历过之后，死其实又是一件不像常人想象的那么可怕的事。
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慢慢地适应回家后的新感觉和新气息。
我觉得我的家，准确说是我父母的家，缺乏一种勃勃向上的气息，这气息来自于我这个不孝之子，来自于我这个自私自利的后代。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尽到责任，我更无颜面对年迈的父母。
这一刻，我忽然觉得我不能失去这个家。当今社会已非昔日了，只要有一双手，只要有一个智慧的大脑，只要有真诚和勤奋，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呢？难道我就不能换一种生活或生存方式来照顾一下年迈的父母，照顾一下这个因我而欠账太多的温馨的家吗？！
割舍其实是很痛苦的事。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经常陷入这种割舍的矛盾之中。我异常地痛苦，但我的痛苦又是那样软弱无力。
父亲已经不能自理了。他的起居、穿衣、吃饭、喝水、解手、行走、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人照顾。我母亲已变成了他的一切。母亲是父亲的手，是父亲的车，是父亲的耳朵，是父亲的眼睛。
有时我看着母亲搀扶父亲在楼梯上一脚一脚地挪步，感觉母亲那弱小的身躯，有一种似乎很难支撑下去也很难扛起这沉甸甸的家的心痛。
我的眼睛模糊了。妻子更是每日以泪洗面。妻子不停地为父母做这做那，无论做饭、洗衣、买菜、擦地全包了。妻子的新疆拉面、大盘鸡、酸菜鱼做得奇好。父亲母亲赞叹的表情可以看出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早先父母就喜欢吃拉面，这与他们在新疆几十年有关。母亲总是和不好面，总也拉不出合适的粗细，每次吃饭吃得总是不舒服，于是就不再做拉面了。离开新疆这么多年，每每想吃拉面，也只是在电话里说说。于是，每次回家妻子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展示一下她的拉面水平。
父亲其实什么都明白，他的思维非常清晰。虽然说话与表情都有些滞后，但并不影响他向我们表达他的意愿。他说，你们回新疆吧，我没有问题，慢慢就会恢复正常，医生说了，我这病再活二十年没有问题。他说着，就古怪地笑了起来。在这古怪的氛围中，我听出了先前那熟悉的爽朗的笑。
2002年女儿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我们又一起回家了。
送女儿，回家，两全其美。
父亲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
说话虽不是字正腔圆，但已吐字十分清晰，快慢适中；走路虽不是威武勇猛，但依然能看出早年军人的遗韵。母亲高兴地说，你爸爸两年前就能骑着三轮车，满街到处乱跑，甚至家里装修房子，拉东西，搬家具，他都能帮着干了。现在的三轮车，是你小弟刚买的，前些年骑的那辆已经骑坏了。
我又一次仔细端详起父亲。我发现父亲的精神果然很抖擞，满面红光，比六年前简直不知要好多少倍。我为父亲的毅力和耐力折服了，同时也被母亲的坚韧所倾倒了。
妻子在一边打趣说，爸都七十多岁的人了，看起来比你都年轻，脸上没有皱纹，你看你，眼角皱纹一层套一层，又老气横秋的像个小老头。
女儿也凑过来用手指摸着我的眼角皱纹，说：爸，你真的老了，赶快去做美容吧！
这个长假，我滞留在上海一所大学的阶梯教室里，想起了回家。
家是什么地方？家是你家人走到哪里，哪里就蓬荜生辉，哪里就充满悠悠深情、充满活力的地方。
我想，我还有两个心愿抑或叫两个遗憾要弥补。一是估摸着在下一个春节，与妻子女儿一起回家和父母过团圆年；二是争取近年接父亲、母亲回新疆一趟，让他们感受一下曾经生活过地方的变化，感受一下新疆的家。
补记：四年多前（2007年6月），我写完这篇文章，还没有将它寄出，我父亲突然于2007年12月11日去世。我悲痛无比。我的人生大墙崩溃了。我的两个心愿抑或两个遗憾变成了永远的遗憾。在此我补记几句，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因为工作，我没能回河北石家庄老家见父亲最后一面。这是我这个不孝之子的最大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