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城沙滩有一座红砖楼房矗立在五四大街街北。在四周林立的现代化建筑物映衬下，它已显得有些陈旧。然而这样看上去更加古朴、凝重和庄严。两扇漆成红色的对开的旧式楼门，似乎是中西式建筑风格的混杂。院墙外左侧灰色的墙壁上留有以北京市学联和北京大学学生会名义镌刻的“说明”，上面写道：
红楼是北京大学旧址的一部分，是五四运动重要的活动地点之一。李大钊、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工作……
那些来往匆匆的电车汽车桑塔纳夏利里面乘坐的，和那些来往匆匆或信步走过的人们几乎没有谁留意这栋红楼和院门墙壁上的说明。尽管他们中很多人知道发生在90年前的五四运动、北京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游行、火烧赵家楼，也知道李大钊……
生活是现实的。芸芸众生之中，很少有人不为自己的衣食饱暖奔波。现实是实在的。即使是关心国事民瘼的知识分子，也无不同国家各级部门的领导干部，以及普通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一样，立足于现实，为解决国家的、社会的和自己的现实问题，去从事各自的工作。
然而，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应该忘记历史。一个温饱需求得到满足的，愿意使自己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的人应当了解历史。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了解现实。了解历史的人才更懂得怎样生活。
今天的中国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继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28年艰苦卓绝斗争的结果。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与李大钊，这位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分不开。
90年前，在刚刚落成的北大红楼里，正是他，一位中等身材，穿着蓝布袍子黑马褂，留着两撇黑胡，戴一副银丝眼镜，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的年约30岁上下的人，写下一篇篇欢呼俄国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字。宛如一位撞钟人撞响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黎明的晨钟。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最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曾经写道：
如何而后可以为真人物？必其生平言论行事，皆影响于全社会，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甚者全世界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现以前与既出现以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若是者庶可谓之人物也。
同为人物，有“先时之人物”，有“应时之人物”。
应时而生者，则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复尊荣安富，名誉洋溢。先时而生者，其所志无一不拂戾，其所事无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复穷愁潦倒，奇险殊辱，举国欲杀，千夫唾骂，甚乃身死绝域，血溅市朝……
按照梁启超的标准，李大钊或许不应算是“先时之人物”，他的志向并非“无一不拂戾”；他的事业并非“无一不挫折”。他似乎也不算“应时之人物”，他没有见到自己所献身的事业成功；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虽然得到尊敬，却没有享受过荣华富贵甚至安宁。
然而，他既可以说是“应时之人物”，也可以称“先时之人物”。他敏锐地感受到时代潮流的变化，走在时代潮流最前面，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20世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序言和第一乐章。
出生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头。
这年2月26日（阴历正月二十七日）是已垂帘听政28年的慈禧太后预定的皇帝亲政的日子。
这一天，紫禁城内悬旗奏乐，王公大臣毕集太和殿。刚于正月里举行过大婚的光绪皇帝满面春风地坐在大殿正中的黄缎宝座上。俯视脚下跪拜着的文武群臣，听着响彻大殿的山呼万岁的声音，这位4岁承继大统，如今尚不满19岁的大清国皇帝心中的自得之感是可以想见的。
此时的他虽然已经了解国家自鸦片战争以来近50年间迭经外患内忧的历史，但或许不会想到，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大清王朝已经无可挽回地走近了自己生命的尽头；5年之后，大清的军队将在与东瀛蕞尔小国日本军队的水陆交战中遭到惨败，他将被迫同意与侵略者签订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耻辱的不平等条约。他尤其不会想到，9年之后他会被扶持自己坐上皇位的慈禧太后囚禁瀛台，而20年后他会不明不白地死在太后身前。
好像上天有意在光绪大喜和最得意的日子里给他悲剧的一生降下一些预兆：在他亲政典礼的几个月前，太和门突遭大火；大婚前不久，靖远、皋兰发生地震。他亲政后半年，天坛祈年殿又遭火灾。也就在那几年，各地水灾、旱灾、地震、河道决口、瘟疫等事不断发生。
灾害对于住在北京城里的统治者来说，仅仅是添一点烦恼或费神之劳。耗资颇大的颐和园停建几天无伤大雅；御旨令拨的有限的赈灾粮银即使通过各层官僚的盘剥，送到灾民手里，却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对于普通老百姓，灾害意味着财产的损失和疾病、痛苦，乃至生命的丧失。
1888年6月从华北到东北一带发生的大地震，对居住于直隶省永平府乐亭县大黑坨村的青年农民李任荣来说，就是一场灾难。
乐亭县紧靠渤海湾东北海岸，南临渤海，北面与滦县、昌黎县交界。境内800多平方公里，地势平坦，水源丰富，但在当时肥沃之地不多。清顺治年间，较好的土地大多被旗人圈占，剩下的水洼沙滩之地，虽勤劳耕作，“亩获不过斗余”。汉民多要靠租种旗地，丰年交租外勉强糊口，灾荒之年，所收不够交租。由于不讲水利，靠天吃饭，雨季常有水灾，旱年头有时又闹蝗虫，加上地主利用“压租”、“借租”名义提前收租，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为了谋生，农闲之时，不少人家女纺男织，因而土布成为本县特产，自用以外，十之八九卖到外地，特别是卖到东北一带，换回粮食以补贴生活。一来二去，乐亭的经商之风渐盛。乾隆朝以后，到东北经商的人愈来愈多，有人竟由此发达起来。
大黑坨村地处乐亭县东北境，靠近东滦河的西南岸。这里西距县城不到15公里，东南距海岸10公里。村庄建于明代永乐“靖难之役”之后，到光绪年间，经过470多年的繁衍生息，已成为一个大村子。李家是当年建村时由外地奉召迁来的老住户，村里的五大姓之一。
李任荣的祖父李为模（1801～1872年）青年时就是家族里的主事之人。他曾倡议序列族谱、修建祖茔、添置祭田，重兴祖祭。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如珍，老二如珠，老三如璧。任荣是李如珠的次子，因大伯家没有男孩，过继为子。
李如珍一心想把任荣培养成知书达理的人。任荣读书非常刻苦，写得一手漂亮字。他15岁时娶了外村姑娘周氏为妻。周氏比任荣大两岁。她孝敬公婆、知情达理，心灵手巧，体贴丈夫。夫妻俩相敬如宾，恩恩爱爱。美中不足的是任荣身体不好，患有肺病。当时的医疗条件差，肺病又被称作“富贵病”，无药可治，只能靠调养，不能劳累，又要营养保障。
不幸任荣21岁时，家乡发生地震灾害。这次地震波及京师、山东、奉天（辽宁）大片地区，震中大抵距乐亭不远。传说当时“地全震裂了，顺着地缝往上翻黑水，翻了黑水又冒白沙……许多房屋都塌坍了”。
地震发生当晚，从睡梦里惊醒的李任荣想起自己亲生母亲可能有危险，急忙奔出门外，一口气跑回家，把母亲背出屋门，没想到他自己连劳累带惊吓，加重了病情。第二年，正是在光绪帝亲政大典后的一个月里，这位年仅22岁的青年竟与世长辞了。
悲痛欲绝的周氏在丈夫病逝时已身怀有孕。她不敢怨天尤人，只能暗自哀叹自己和腹中小生命的命运不好。在痛苦与伤感中好不容易熬过了剩余7个月的妊娠期。这年十月初六（1889年10月29日），在大黑坨村东街李家宅院中院东厢房李任荣生前与妻子居住的北屋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
这个婴孩就是30年后在北京大学红楼撞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晨钟的李大钊。
命运之神对于那些非凡人物的一生往往十分苛刻。故尔两千多年以前孟夫子就说出那句二千多年来不知鼓舞过多少命运多舛的仁人志士的名言：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举了古代圣君舜、商代贤相傅说、周文王的贤臣胶鬲、春秋齐国名相管仲、楚国贤相孙叔敖、秦国名大夫百里奚。这些人有的在乡间当过农夫，有的曾是从事版筑的奴隶、鱼店的小贩、狱中的囚徒、海边或牲口市场的隐者。他们早年经受了人间的饥饿劳累之苦，而后成为大人物。孟子没有说那些人是否也有过自小失去亲人的经历。但无疑后面这种痛苦比起饥饿、劳苦、困顿来，更令人难以忍受。
望着哇哇啼哭的婴儿，母亲的心中悲喜交集。悲的是，孩子刚刚出生，和他那早逝的父亲便已是生死两界之人，喜的是自己终于为李家留下了一棵根苗，一个可以承继香火的后代。
此时哇哇啼哭的婴儿当然不会知道母亲心中的苦痛，更不可能想到，仅仅一年多后，他的这位苦命母亲也不堪精神重负而去世。没有亲生父母的那种痛苦感受只有到他童年时期寻求父母之爱时，才能强烈地产生。
小孙子的诞生冲淡了因儿子逝去而生的伤感。年已60多岁的李如珍爱不释手地抱着婴儿，用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庞亲着孩子的小脸蛋，轻轻地叫了一声：“憨头！”孩子有了自己第一个名字。
祖父
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字怀瑾，生于道光七年（1827年），逝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抚养李大钊达18年之久，对李大钊幼年时期性格的形成、兴趣与摄取知识方式，以及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初步确立等给予了重要影响。
李如珍是兄弟3个中最有能耐的人。青年时期他曾同本乡别的不甘窘困于贫瘠土地上的人一样，外出“闯关东”，到长春、万宝山一带经商。
那时，乐亭县外出跑买卖的人大体分为两种：“出口贸易挟赀营运谓之财主，代人持筹谓之伙计。”李如珍既不像财主，也不像伙计，他开了一个杂货铺，倒也赚了一些钱，后来年纪渐长，担心遭“胡子”（东北称土匪为“胡子”）抢劫，回到家乡。
农民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买地造房。李如珍陆续购置了90多亩地，并将老屋拆掉，另建一套像样的宅院。
这套新宅院南北长50多米，东西宽18米，总面积1000平方米有余。宅院四周是一丈高的青砖墙。院门口是高高的台阶。高大宽敞的黑大车门旁边立着一个拴马石桩。前后三进院落，共有房屋21间。房屋全部为砖木结构，比起周围人家的房子都要高。据说全院布局由李如珍一手设计。他没有照本地旧式房屋的规矩格式，而是设计成门与门错落有致，东西厢房各具风格，门窗的“上亮”形状样式各异。
他给自己的屋子起了个“怀德堂”的堂号，又把宅院叫做“鸳鸯宅”。这一对庄重别致名字的结合，以及那古朴的建筑新型的样式里别具的匠心，反映了隐隐变化着的时代中有了一段商人经历，吸收了些商业气息的农民的审美意识。
同自己的父亲李为模一样，李如珍也是一个急公好义之人。
大黑坨村的农民为了求神保佑风调雨顺，烧香拜佛之外，每年夏天都要搭台唱戏。但是，一直找不到一个宽敞的场所。李如珍决定为村里解决这一困难。他用了六七年时间，先后募集铜钱1200余吊，自家捐献460余吊，分数次将本村华严寺门前约10亩左右的土地买下来，作为“香火地”献给村民。
光绪十三年（1887年），李如珍终于完成了这桩心事。由昌黎县增广生赵辉斗撰文，当时尚在世的李如珍的儿子李任荣书写，一块“华严寺前置买香火地基碑”树在了华严寺前那块“福地”上。
成童之后的李大钊会不止一次地跟着祖父来到这块“福地”，观看他那从未见过面的父亲的隽秀笔迹，同时从碑文落款最上面“督办人从九品 李如珍”一行字里体会着祖父在村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从九品”，是清代官僚18等品级中最低的一等，大抵相当于乡官。
皇权时代的国家，皇帝“奉天承运”、大权独揽、发号施令。从中央到地方一大群官僚利用威权实现皇朝意志，收敛赋税，既是压迫者，又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国家法律的代言人、公众事业的组织者。
官职、官品是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谁想有所作为，无论为国效力、为民谋福，还是谋求显位、光宗耀祖，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都要做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