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使许多立宪派分子大失所望。1911年10月，武昌的革命派发动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各地立宪派或者依附革命派，或者独自打起独立旗帜。在此前后，京、津、保地区的革命者相继组织了共和会、铁血团、克复学会等革命团体，经与武汉方面派来的人员及同盟会在北方活动的部分会员联络，成立了北方革命协会。在该会的组织下，1912年年初，驻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部分官兵发动武装起义，于1月3日建立北方革命军政府。由原该镇第79标二营营长王金铭担任大都督，三营营长张建功为副都督，一营营长施从云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清政府立即派出曹锟率新军第三镇会同镇守通永镇的王怀庆前往进剿。起义军英勇抵抗，但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等惨遭杀害。
滦州起义组织者中有一重要人物白毓昆，曾是李大钊所在法政学堂的地理教师。
白毓昆字雅雨，江苏通州人，祖父和父亲是读书人，家贫而有大志。他在执教法政学堂时，经常在课余讲演天下大势，很得学生信任。他已料到学生请愿召开国会是“与虎谋皮”，劝大家“留热血以供后日用”，自己则开始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他以“拿破仑谓‘英雄字典中无难字’”之语鼓动同志发起响应。滦州起义时，他以赴汤蹈火之心前往参加，被任命为北方革命军政府的参谋部长。被捕后，他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吾既为我主义而来，吾自当为我主义而死。”“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遂壮烈牺牲。
清廷宣布退位后，北洋法政学校（宣统三年八月改为此名）为白毓昆举行了追悼大会。他的事迹被刊登在法政学会的刊物《言治》月刊第1期上。作为北洋法政学会成员和编辑部部长之一的李大钊对白毓昆老师和滦州起义一事印象颇深。以后，每乘火车路过滦州，他都情不自禁想起当年起义时牺牲的烈士。他曾想：为后人纪念先烈事迹，“应于此处建一祠宇或数铜像以表彰之”。尽管这个愿望在他有生之年没能实现，但毫无疑问，白毓昆等烈士的壮烈形象在李大钊心底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15年之后，当李大钊从容面对北洋军阀的绞刑架时，谁能肯定他的心中除了对正在蓬勃发展的国民革命胜利的期望和对共产主义美好事业的憧憬之外，没有回顾那一幕幕难以忘怀的往事？他的脑海中没有浮现白毓昆老师那昂然挺立的身躯？他的耳际没有回响起白毓昆老师那“为我主义而来”、“为我主义而死”的豪言壮语呢
初发政见
1911年和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改朝换代”的年代。
建立于1644年的清王朝，经历了“康乾盛世”的辉煌，到了嘉、道年间，开始走向衰落。鸦片战争后经过半个多世纪内外交困风风雨雨吹打，进入20世纪又经“国会请愿”、“保路”风潮冲击，早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
1911年10月10日驻守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程定国、熊炳坤打响了起义第一枪。到11月9日仅仅一个月，全国已有13个省及若干州县响应起义或宣布独立。惊慌失措的清政府不得不召请内外推重，“欲振国维，舍是莫属”的“强人”袁世凯复任，以挽颓局。老谋深算的袁世凯看到满清王朝气数已尽，一面索要重权，一面对革命党打压加谈判。企图一箭双雕，既压服起义者，又迫清廷就范。
由于发动革命的同盟会组织涣散，领导人不成熟，起义军力量弱，由各省代表联合会选举，于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的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答应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迫使清室退位，就拥立他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2月12日，在袁世凯部将段祺瑞等46人以兵相见威逼之下，清室接受了南京临时政府提出的“优待条例”，宣布退位。15日，经孙中山推荐，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举行就职仪式。孙中山则在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后，于4月1日解除了总统职务。
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同，辛亥革命要以民主共和的“民国”取代一家一姓的朝廷。这个转变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冲击中国古老文明的结果，是中国人在对西方强盛于中国的对比中认识到民主制度优越，又在清政府不能抵御外侮，迟滞和阻碍改革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
民国代替皇朝，意味着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将全部，至少大部不再适用，代之以西方现代政治原则和政府组织形式。其中主要内容是民选组织的国家政府代替封建朝廷，议会主权制取代皇帝主权制，平等选举代替皇位继承、实行现代官僚选拔任用制度，以宪法和法律为政治根本原则，法治取代人治，以立法、司法、行政权力的分立制衡，以及多党制、地方自治、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取代皇权一统，舆论一律的独裁专制。
在这旧制即废，新制初建之际，对于政治与法律理论及其实践的可行性论证的需求为学习法政的学生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由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生组成的北洋法政学会应运而生。
北洋法政学会成立于1912年秋，先后加入该会的250余人。学会设立评议、调查、编辑、庶务4个部，其中编辑部人数最多，达52人。李大钊由于才思敏捷，文章出众，被推举同郁嶷一道担任编辑部长。
编辑部的责任是编辑会刊《言治》，1913年4月1日出版第一期，其后半年多时间里共出6期。杂志为大32开本，中设通论、专论、杂论、译述、纪事、谈丛、史传、文苑、法令等众多栏目。
郁嶷撰写的《言治宣言书》说：东西各国历史表明，一国学术、政术不发达，与该国政治的“统一”专制相关。然而，民国成立以来，共和政治已成时尚，而“政不加进，真理日晦”，却是“政党之流毒”造成的。他认为政党是以党见号召天下的团体。应当说，不同政见互相论辩，取长补短，加以折衷，正是国强民富所需。但是“党人”对自己所持的主义，“言其利而讳其弊……不惜强聒而诡护之，而真理之在天壤于是焉尽矣”。这样一来，过去由于君主专制，真理受到压抑而不能昌明，如今在共和制度的所谓“舆论政治”下，“党人类挟其自私，簧鼓天下”，真理陷于混乱的程度，更严重数倍。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其为不党乎”？
他说，北洋法政学会的组织只是为了“群居研学”，而不是组党。《言治》月刊的宗旨也是如此。不持党见便不拘泥于成见。他人意见如有正确之处，不会因与己意不合而拒绝采纳。凡事“但取决于真理”，除去感情束缚，根绝私人意气。“当仁不让，视敌如友。”“凡所论列”，一概是同人自由研究的结果。只要言之有理，“则兼收而并包”，绝不排斥。
郁嶷这些话既表达了法政学会成员的基本政治观点——反对“党争”。同时，也反映了他们追求融会传统儒家仁爱、基督教爱人和19世纪西方自由主义宽容理念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在很长时间里深深影响了李大钊。
但是，中华民国的建立毕竟是革命派、立宪派与表面上赞同共和，实质上仍代表旧势力，有明显专制倾向，习惯于旧式皇朝统治方式的袁世凯相妥协的结果。民国成立前后革命派与袁世凯之间始终存在争取民主与压制民主的斗争。这一斗争表面关乎建都地点、总统与国会、内阁权限、地方与中央权限，实质是新派与旧派之间权力之争。宋教仁被暗杀，革命派发动“二次革命”，国会开除国民党籍议员，国民党被宣布为非法……反映了斗争的激烈。
由于北洋法政学校接受革命思潮影响较晚，程度较轻，而受立宪思潮影响大，并且它同颁令建校的袁世凯之间又有一层微妙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北洋法政学会不可能站在同盟会暨国民党立场，与袁世凯的专制倾向做斗争，而很大程度持维护中央政府即拥袁立场，替袁世凯“统一”国家作理论论证和舆论宣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大钊开始发表政见。
李大钊最早写下的两篇分别以“隐忧”和“大哀”为标题的文章可以说是他的政见宣言书。他在脱稿于1912年6月的《隐忧篇》中写道：
国基未固，百制抢攘，自统一政府成立以迄今日，凡百士夫，心怀兢惕，殷殷冀当世贤豪，血心毅力，除意见，群策力，一力进于建设，隆我国运，俾巩固于金瓯，撼此大难，肩此巨艰，斯固未可以简易视之。而决未意其扶摇飘荡，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荡激，尺移寸度，原望其有彼岸之可达，乃迟迟数月，固犹在惶恐滩中也。
蒙藏离异，外敌伺隙，领土削蹙，立召瓜分，边患一也；军兴以来，广征厚募，集易解难，饷糈罔措，兵忧二也；雀罗鼠掘，财源既竭，外债危险，废食咽以，财困三也；连年水旱，江南河北，庚癸之呼，不绝于耳，食艰四也；工困于市，农叹于野，生之者敝，百业雕蹶，业敝五也；顽梗未净，政俗难革，事繁人乏，青黄不接，才难六也。凡此种种，足以牵滞民国建设之进行，矧在来兹，隐忧潜伏，创国伊始，不早为之所，其贻民国忧者正巨也。
他在发表于《言治》月刊第1年第1期的《大哀篇》写道：
嗟呼！斯民何辜！天胡厄之数千年而至今犹未苏也！暴秦以降，民贼迭起，虐焰日腾，陵轧黔首，残毁学术，范于一尊，护持元恶，抑塞士气，摧折人权，莫敢谁何！口谤腹非，诛夷立至，侧身天地，荆棘如林，以暴易暴，传袭至今。噫嘻！悲哉！此君祸也，吾言之有余痛矣。然自满清之际，仁人义士，痛吾民之憔悴于异族专制之下，相率奔驰，昭揭真理之帜，以号召俦类，言之者奕口哓音，行之者断头绝脰，掷无量之头颅、骸骨、心思、脑血，夙兴夜寐，无时不与此贼民之徒，相激战于黯黯冤愁之天地中，以获今日之所谓共和者又何如也？吾殉国成仁杀身救民之先烈，所以舍生命以赴之者，亦曰：“是固为斯民易共和幸福也。”吾民感先烈之义，诚铭骨镌心，志兹硕德，亦欣欣以祝之曰：“是固为吾民易共和幸福也。”而骄横豪暴之流，乃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且悍然号于众曰：“吾固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呜呼！吾先烈死矣！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矣。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前一篇是为国家面临的困境而忧；后一篇是为人民大众痛苦的命运而哀。
同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有志知识分子一样，国事民瘼成为李大钊最为关心的问题；国家安宁和人民幸福，是他论政的出发点。这种爱国爱民精神，部分来自读史受到的一个个为国舍身、为民请命杰出志士形象的激励、鼓舞，部分来自“四书五经”中孔孟的齐家、治国和仁政、爱民、民本思想的启发和影响。
然而，生活在新的时代，受到新思潮影响，使他的爱国、爱民有新的含义。
他痛斥秦始皇以来的君主为“民贼”，认为其施暴政，压迫人民，罢黜百家，以至阻碍学术发展；独尊儒术，使其成为维护专制君主的恶政、压抑士人思想、破坏自由权利的工具，造成荆棘如林、文字狱盛行、人人自危的社会；而一代又一代君主以新的残暴代替旧的残暴，演为数千年专制的历史。
这种对封建时代社会政治和历史的观察，毫无疑问是接受了自严复、谭嗣同到梁启超，又到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的民主观念的结果。
民主思想同儒家思想中的忠君观念是水火不相容的。有坚定的民主意识，忠君便成为耻辱。李大钊继承屈原、岳飞的爱国精神，却不像他们那样忠君。他所担忧的国家也已不是君主专制国家，而是人民的国家、民主的国家。
尽管他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对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深入探讨，对国家的认识还有些抽象，有些朦胧，但他显然把人民幸福与痛苦作为衡量国家政治善恶良否的根本标准。他为国家担忧实质上是为人民的疾苦担忧，国家与人民在他的心目中成为不可分离的整体。
对他来说，不仅压迫人民的君主专制暴政可恶至极，即便推翻了君主，建立形式上的共和，国家不得安宁，反而陷入混乱和危险的境地，人民得不到渴望中的幸福，反而遭到更大痛苦，那也是不可容忍的。
在法政学会同人中，多数人著文“拘挛法理糟粕之学”，唯有李大钊“振翰荦荦，发为感慨悲歌之篇，其造意树义，一以民生为念”。
对人民群众和国家命运的密切关注和不拘泥于“法理糟粕之学”，反映了李大钊论政立意之高大、目光之宏远、眼界之开阔。正在这样的基点上，他尖锐指出了国家与社会当时存在的“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人才难得）6个问题。
然而，相对于“党争”和“省私”来说，其他只是次要枝节。
民主国家以多党制为其特征之一。辛亥革命后短时期内出现近二百个政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章炳麟、张謇等组织的统一党，由统一党和民社（黎元洪、孙武等发起）、国民协进会（范源濂、籍忠寅等发起）、民国公会（陈敬第、黄群发起）、国民党同志会（潘昌煦、朱寿朋等发起）联合组成的共和党，由共和统一会（景耀月、陈其美等发起）、国民共进会（褚辅成、殷汝骊、沈钧儒等发起）、政治谈话会（刘彦发起）等联合组成的统一共和党，由国民协会（张嘉璈等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孙洪伊、汤化龙等发起）合并组成的民主党，以及同盟会改组之后，联合统一共和党、上海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团体成立的国民党等等。
这些政党的成立无不是为争夺国会议席和政府官职，其实质是争夺政权。为达到争权目的，各政党不惜拉大旗做虎皮，虚张声势，互相攻击，甚至搞阴谋、造谣言……
应当说，这种现象是多党政治制度之下不可避免的，只不过在当时中国政党制初兴，有关法律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已。
从书本和课堂上得来的西方近代政治发展历史常识告诉李大钊：政党是立宪政治的产物，体现立宪国的政治精神。因此，他也和郁嶷一样认为：政党竞争用之得当，不但无害于国家，反而有助于国之昌盛。同时，他看到当时的党争“争意见，不争政见”，“且多假军势以自固”，尤其一些“骄横豪暴之流”借结社自由之便，“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或则诩为稳健，或则夸为急进，或则矫其偏，而自矜为折衷。要皆拥戴一二旧时党人、首义之士，标为自党历史之光荣。实则所谓稳健者，狡狯万恶之官僚也；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而折其衷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
他也和郁嶷一样对当时政党竞争大生疑虑，认为这类政党，“以言党纲，有一主政，亦足以强吾国而福吾民。以言党德，有一得志，吾国必亡，吾民无噍类矣”。
他进一步揭露说，这些政党口口声声说为人民作代表，为人民解除痛苦，但他们华衣美食、花天酒地，坐拥千金，以贿买选票，挥霍的都是人民膏血，故“今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他虽没有像郁嶷那样提出取消政党，然而这样的政党继续存在对于国家人民有害无益，其意不言自明。
所谓“省私”，在李大钊的意思是各省都督称雄地方，以权谋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