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去美国的一家国际写作坊之前心里很是惴惴的，因为我对这类场所一无所知，只听说这几年国内有的地方作家协会办起了“写作之家”，环境清雅，食宿皆包，邀请的是著名作家去居住写作。但在国外，只有大学才请著名作家去当驻校作家，多是给学校壮门面，也是为了给学生们提供与作家交流的机会，驻校作家往往还要兼点课或开公开讲座，才对得起人家那份讲师级薪水。因此觉得这类地方离我这种主要做文学翻译、只出版过两本小说的人来说有十万八千里，还是不要白费功夫的好。但我的德国出版代理人向那家写作坊推荐了我，如果我打退堂鼓，就很让代理人没有面子。于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寄去了拙作《孽缘千里》的最新德文版样本、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大纲和申请书，但对此并没抱什么希望。过了些天对方回信发来了邀请，为期一个月，包食宿，还精确地告诉我为期一个月的逗留，写作坊为我付出的食宿费是3000美元。我怀疑我值这3000美元吗？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交易吧？
到了那里，才知道，真正的写作之家往往由各种名目的基金会办，请的并非是功成名就的著名作家，往往是成就不大的小作家们，目的是提供一个宽松优雅的写作环境，包吃包住，无忧无虑地安心写上一段时间，但往返交通费要自理。这类写作之家完全是慈善事业，只是扶持他们认为有前途的普通作家，并不需要这些作家壮门面、回报或付出什么劳动，你唯一需要做的是将来出版在此地写成的作品时，书后注明此书曾在这里写作，这全靠自觉，不写也没人查你。所以我宁愿称之为写作坊或作家孵化器。我就这么成了扶持与孵化的对象。
哈德逊峡谷里的这座大农场，山顶上只有三座小楼供大家生活，除此之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白日里站在山顶遥望苍茫的田野，一望无际的森林，风光无限；夜里则方圆几里一片漆黑，四下里蛙鸣虫啼连成一片，时有狐狸松鼠出没。真是任思想自由驰骋的好地方。各国作家各居一室，埋头写作，早中饭到厨房自理，各自用餐时间不一，大家难得相聚。晚餐由厨师料理，是正式的西餐大菜，点上蜡烛，布上杯盘，大家聚在一起边吃边聊天，交流各自的写作情况，往往要到晚上10点左右才各自回房工作。
渐渐地，大家不再惜时如金，晚饭后的聊天时间越来越长了，大家谈兴愈来愈浓，几乎要花去整整一个晚上才散去，白天的时间也不再各自为战，而是聚一起游泳，骑登山车，打网球，开车出去漫游，满山遍野地散步。本意是来隐居写作的，人家赞助我们也是这个意思，要孵化我们的作品，却中途被我们改成度假和聊天了，这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来自十几个国家，从事写作的人聚到一起达一个多月的时间，花费低廉，这种交流效果比花上百十万美元开个国际会议，大家正儿八经地发一通高论要好得多。那种国际会议我开过几回，说是劳民伤财一点不过分，大家集中在富丽堂皇的大会堂里，住在五星级宾馆里，匆匆几日后便作鸟兽散，每人提回一大包发言稿，根本没有心思再去重温，事过境迁，会议内容早忘到爪哇国去了。而现在我们封闭在一个旷野中的小驿站里，朝夕相处，无话不谈，时而各自展现一下自己的厨艺、歌喉、车技和泳姿，这种从生活到艺术各种层面的密切交流真的是难得。德国人的刻板认真，法国人的散漫幽默，北欧人的忧郁内敛，美国人的豪放自大，俄国人的外表谦卑内心傲慢，西班牙人的朴实内秀，菲律宾人对中国有节制的亲近，深深铭刻在心。
当然作为第一个来这里的中国人，我的一举一动都被看作是“代表”中国人的，尽管我一再说中国有13亿人56个民族上百种相互听着像外语的方言，没有谁的行为举止能代表中国人。他们一开始居然把我的籍贯写成了台湾，我问为什么会这样想当然，他们的理由居然是：“你的英语太好，所以你应该是台湾的。”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甚至不屑于了解，这是不能强求他们的。于是我不得不给他们讲中国地理和历史，然后告诉他们真来个台湾的作家，他英语还不见得比我好，你们又会因此把他说成大陆来的吧？
随后几天的饭桌上简直成了咨询会，问我什么问题的都有。因为高行健刚得了诺贝尔奖，他们总算知道中国有作家，但高的作品据说在抢译之中，还没读到。有个西欧人告诉我他们国家的出版社找了四个人在分头翻译，为的是快速出版。我的妈，我忍俊不禁惊叫，那个译法会毁了我们高作家的。我现身说法，告诉他们中国也有五个人集体翻译劳伦斯的，结果是同一个人物在各自翻译的章节里连姓名都译得不一样，一本劳伦斯小说里凭空被译者们创造出好多莫名其妙的新人物，读的人天旋地转，劳伦斯在天有灵也会诅咒这种翻译。我坚持一个人独自翻译劳伦斯，开始是被那种集体抢译的译本抢了市场，拙译几乎难见天日，初版发行量也少，但最终不断再版上市的是我的译本，水准高低暂且不论，至少它风格统一，不让人晕菜，这是翻译最基本的道理。你们的译本非把高作家害了不可，他如果写得好，会让坏译本歪曲；万一不好，也没人明察，因为译本水平太差，让人无法判断。
至于中国还有什么别的作家，他们全然不知。甚至有人毫不客气地问：“你怎么会知道美国有这样的写作坊？你都写过什么？”我告诉他们是我的德国代理人推荐我来的，我的小说都出了德文版，由德国代理人代理，是德国著名出版社出的，不是中国出版社的外文宣传品。在场的德国作家马上问我德国代理人的名字，我报出姓名，居然我和他同由一个代理人代理，“咱们是一伙儿”，我们握手。我不得不回答很多诸如此类ABC的问题，因为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对他们，你不得不从最简单的话题开始普及有关中国的知识。最后这种普及终于戏剧性地演变为一场“恶补”，闹出点“国际冲突”，原因是“9·11”。
在那个让人永远难忘的上午，那个粗声大气的西班牙小说家四处呼叫说世贸大楼被飞机撞着火了，招呼大家去看电视直播。这声招呼把写了半夜尚在床上做梦的我们都惊醒了。等我迷迷瞪瞪进了客厅，正看到第二架飞机冲进大楼。随后就看到两座大楼轰然塌落。
这些来自各国的作家们瞠目结舌——一切都比他们虚构的作品令人胆寒。大家长时间里重复的一个词就是devastated，神经崩溃。
美国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了！
我们都写不下去了，几乎整天聚在电视机前看电视直播，换着台看。看了两天才开始议论点什么，但大都不着边际。因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切身恐怖问题是：这一期写作坊快要到期了，下一批作家要进驻了，我们必须离开腾地方。可纽约机场仍处在半关闭状态，一天飞不走几班，遇上恐怖分子嫌疑就随时关闭。
其实大家盼望的是机场彻底关闭，那样我们就有理由不走，可以安全地躲上一段时间。写作坊的负责人很是体谅民情，告诉我们：下一期的外国作家大都吓破了胆，纷纷推迟来美，反正房子空着，你们就住下去，写作坊照样管吃管住。
可机场不久就正式开放了，我们没有理由不走，唯一不走的理由就是“我害怕”。我们毅然决定如期离开美国，哪怕自己的那架飞机被什么人劫持了自己当了人肉炸弹——不敢想，不敢说，嘴上只是坚定地说走！还互相安慰说，这个时候旅行最安全了，因为美国的安全措施此时最严密，还不如趁早走的好。
这个时候的这些访问作家们似乎每个人都代表着自己的国家，想不代表都不行，因为大家在互相询问各国政府和老百姓的态度，你来自哪个国家，你就成了那个国家的发言人，尽管你宣称那只是你个人的看法。
那天饭桌上人们问起我中国的态度，我说中国政府在事件一发生就谴责了恐怖主义，而且是“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这两天又关闭了中国和阿富汗边界，防止恐怖分子潜逃到中国。
“你说什么，”某诗人不解地问，“中国和阿富汗交界吗？不会吧？”
我说交界，很窄的一段边界。
他怜悯地笑了：“不可能，中国根本不会和阿富汗交界的。那是巴基斯坦。你的消息是假的。”
我有点烦了，只能沉静地说：“肯定交界。”
几个人同时笑了：“不可能。”
“以后查查地图就清楚了。”我说。那时我们还不能随时随地上网，只有一个房间里能上网，我不想立即拉他们去上网查地图，那样过于兴师动众了。我无意再在饭桌上讨论这个荒唐的问题，也不想马上拿地图来让他们没面子，接着吃饭谈笑。
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谈起一些恐怖分子是在德国汉堡受训时，我可能露出了恐怖的表情，或者说了汉堡这下得严加防范了之类的话，否则就成了恐怖分子的基地。一个作家不能容忍我的话，很嘲弄地说：“中国和德国的边界也要关闭了吧？”
我这个马大哈终于听出了弦外之音，怒不可遏，立即要爆发，饭桌上突然紧张起来，大家都看着我。据说活宝类的人发起脾气来最可怕。这时那个好心的西班牙作家笑着递给我酒瓶子说：“你完全可以拿这个砸他。”大家都笑着说对，砸他。那一刻大家觉得这个作家太过分，觉得对一个地理知识差的人也不至于这么穷追猛打。我变得理智，不动声色道：“对，中德边界正好从我家穿过，我太太刚刚关闭了它，德国人不许进我家。”那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堆笑着说：“对不起，我是开玩笑。”
饭后喝咖啡聊天的时候，我回自己宿舍拿来随身带的世界地图，悄声对那个诗人说：“嘿，兄弟，我必须纠正你的错误，看看，中国和阿富汗的边界有多么窄，可能才十米吧，可那也是两国边界，照样能过卡车，别说一个拉登了。”
那骄傲的诗人很尴尬地笑了。西班牙作家哄他：“哦，你错喽。”那诗人还在为自己解嘲，笑嘻嘻地说：“这个地图肯定过时了。”我说：“对，是去年出的，可能今年改了，你回国查完告诉我啊。”一起“公案”就这么了结了。
第二天，那德国作家居然首先跑来告诉我：“我听说了，是他错了，他不懂。”似乎是在向我表示友好。Thanks，that's O. K.，我就那么OK了他。
以后又有几个人对我说是那个诗人错了。他们居然拿这当回事了，似乎还查对了地图，还在背后议论了，这我没想到。
连那个似乎很超然的俄国作家也突然对我说“对不起。”我问为什么。他说他当初虽然没表态，但心里相信诗人是对的，所以对不起我。
再过了两天，写作坊的勤杂人员帮我进城买电话卡，却买了一张只能打美国和欧洲的卡，只好处理掉。问谁需要电话卡，那诗人马上表示他的卡正好打没了，可以买我的卡。当下我没多想，就转卖给了他。但过后我总觉得这个行动说明了什么。当然也许他真的需要电话卡。
随着每个人访问期满，我们依次告别写作坊奔赴纽约肯尼迪机场。每个人的告别都显得沉重无比，因为大家都知道形势叵测，心里都忐忑不安，天知道会不会当了人弹。那几天，每天早晨的告别都很沉重悲凉，大家只有默默拥抱亲吻，只有一句话就是：“到了家来电话。”这是唯一可说的。
我到了伦敦就立即给写作坊打了电话报平安，这是我们那批人不成文的规定，每个平安抵达的电话都能给后出来的人增强信心，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逃走”后，别人总会望着天念叨：谁谁现在正在大西洋上空，上帝保佑他，其实也是在保佑自己。愿上帝保佑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没有悲惨的9·11事件，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各自关在自己屋子里埋头写作的个体，最多晚餐时闲聊几句无关痛痒的话而已。因了9·11，我们有了透视各自心理的机会，在惨剧没有伤害到自己时居然还顾得上闹点儿小小的“国际”冲突，以后又有了相互的理解和牵挂。对同样的历史事件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记忆，大难当头，我在纽约乡下的记忆除了无边的恐惧，竟还有这么鸡毛蒜皮的个人恩怨，真是意想不到。
写作坊如此慷慨大度地招待这些天知道哪辈子才能著名的写手，难道真的无利可图吗？有时我们也会悄声讨论这个“实际”问题。据说提供场地的富人会因此得到一些免税待遇。基金会的捐助人里有各大出版公司，他们可能会偶然在这些被扶助的作家里发现某个写作天才或某部畅销书。但这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大多数人来此纯属蹭个度假，开阔一下视野并结交些各国的同行。据说美国这类写作坊很多，其他西方国家也有少数类似的写作坊，有的还提供往返交通费和少量生活费。有些一辈子也没写成大腕的作家，就靠在各个写作坊转悠，得以衣食无忧地写作，其不畅销的书还能挣到些微薄的版税，不定什么时候大器晚成，被孵化成一个大腕。写不出来也活得不错。这些写作坊真是功不可没。与我同期的“坊友”中有几个已经是“二进宫”了，还有两个是春天刚在另一个写作坊度过了两个月的“坊友”，一个德国翻译家翻译了无数美国作品，这次是奖励性来此度假的，本坊除包食宿，另外奖励她5000美元奖金。与我同期的某国作家就穿梭在各个写作坊里，还要拉我一起去德国的一个写作坊住半年，据说那里费用全包外加少许薪酬，他帮我申请准成。我觉得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闷头写上半年小说，那跟关禁闭差不多，就以不懂德文会闷死在德国为由敬谢不敏了，还是回国来边工作边写吧。
但我由衷地佩服那些在世界各国的写作坊里轮流当食客的职业作家，这些地方并不是靠着一两部小说想申请就能成的，你的写作大纲必须天花乱坠，你还得保持不管畅销不畅销的不断的出版记录，还有那种衣食无忧的寂寞也不是谁都能忍受的。原来职业作家可以这样当，也许哪天我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去当这种食客，说不定就在沉默中爆发，就“写出来”了，就被孵化出来了呢。孵化不出来，就只能叫职业食客了。
由此我想到，如果对中国的企业家们也实行点什么免税之类的政策，让他们办点类似的写作坊，邀请世界各国的作家来，既是做了善事，又创造了就业机会，还为企业添了光彩，应该是件雅事，当然企业别因此强迫人家写什么宣传企业的报告文学——做善事就做到底，不求回报。这和办什么养老院和儿童福利院是一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