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官妓包括教坊的歌妓、中央及各地方官署的歌妓。其来源不同于汉唐时主要由犯罪者家属籍没入官，因为宋代对士大夫极其爱护，籍没者寥寥可数，所以其主要来源便是由官府指派或选定民间私妓色艺俱佳者强令其加入乐籍。如南宋临川私妓仪珏因事便“使预乐部”（《夷坚志三补》）；宋理宗“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内，有唐安安者歌舞绝伦，帝爱幸之”（《西湖游览志》卷二），遂由“平康诸坊”的名妓（《武林旧事》卷六）而成为官妓（《梦粱录》卷二十）。官妓选自私妓，这样可能保持官妓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唐代地方官妓聚居于乐营集中练习歌舞（任半塘《教坊记笺订》第27页，中华书局，1962年。），宋代相沿也称地方官妓为营妓，“命伶魁为乐营将”（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二引《演繁露》。）。营妓绝不是“古代军中官妓”（见《辞源》第1959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也不是在军营中活动的娼妓（萧文苑《唐诗与娼妓》：“在军营中也常有娼妓活动……‘美人’就是指‘营妓’。”见《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1期。）。宋人朱彧说：“娼妇，州郡隶狱官以伴女囚，近世择姿容、习歌舞，迎送使客，侍宴好谓之弟子，其魁谓之行首。”（《萍洲可谈》卷三）营妓实指地方官妓，例如：
赵不他为汀州员外税官，留家邵武而独往，寓城内开元寺，与官妓一人相往来，时时取入寺宿。一夕五鼓，方酣寝，妓父呼于外曰：“判官诞日，亟起贺。”仓黄而出，赵心眷眷未已。妓复还曰：“我谕吾父，持数百钱赂营将，不必往。”遂复就枕。（《夷坚乙志》卷十八）
可见地方官妓须受营将管束，以钱赂之，可得自便。再如：
苏子瞻守钱塘，有官妓秀兰天性黠慧，善于应对。湖中有宴会，群妓毕至，惟秀兰不来。遣人督之，须臾方至。子瞻问其故，具以发结沐浴，不觉困睡，忽有人叩门声，急起而问之，乃乐营将催督之，非敢怠忽，谨以实告。子瞻亦恕之。（《古今词话》）
这里明言乐营将催督官妓秀兰。以上两例皆记地方官妓之事，可知地方官妓住于乐营，并受乐营将管束，故有时称地方官妓为营妓。汉代官署中有官婢侍直的规定，《汉旧仪》卷下载“省中侍使令者皆官婢，择年八岁以上衣绿曰宦人，不得出省门。置都监。老者曰婢，婢教宦人给使。尚书侍中皆使官婢，不得使宦人”；但又禁止官吏与官婢私通（《癸巳类稿》卷十二）。宋代大约是上承古制，规定“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如果有违反者将受到朝廷处分，而首先是考询官妓，如：“熙宁中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薜希涛通，为王安石所执。希涛考笞至死，不肯承伏。”（《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一）朝廷官员与官妓私通谓之“逾滥”，如果因而被弹劾则会受到处分。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规定：职官磨勘转官，若“曾犯逾滥，若只因宴饮伎乐祗应，偶有逾滥，须经十年以上后来不曾更犯罪并与引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十一之十二）。景祐间右正言刘涣“监并州诸仓，多作违非，颇为逾滥”，被罢职（同上书职官六四之三二）。淳熙九年（1182）太府少卿王晓，因“任州郡亵狎营妓，縻耗公帑”（上书职官七二之五），受到很重处分。当然也有官吏做得很秘密，虽有逾滥之嫌而未被弹劾的。例如：
张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籍娼陈凤仪。后数年王懿敏仲仪出守蜀，安道祝仲仪，致书与之。仲仪至郡，呼凤仪曰：“张尚书顷与汝留情乎？”凤仪泣下。仲仪曰：“亦尝遗尺牍，今且存否？”曰：“迨今蓄之。”仲仪云：“尚书有信致汝，可尽索旧帖，吾欲观之，不可隐也。”遂悉取呈，韬于锦囊甚密。仲仪谓曰：“尚书以刚劲立朝，少与多仇，汝毋以此黩公。”乃取书付凤仪，并囊尽焚之。后语安道，张甚感之。王、张，姻家也。（《墨庄漫录》卷一）
从一般情况而言，中央和各地方官署宴会时，官妓们歌舞侑觞是为朝廷允许和鼓励的，而且认为是一种升平气象。例如：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从官，呼左右军妓，置会午夜。台官论之。杨文公（亿）以告王文正（旦）。文正不答，退朝以红笺书小诗遗和文，且以不得与会为恨。明日，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尝知之，亦遗其诗，恨不得往也。太平无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释。（《厚德录》）
宋代地方官府每有宾客或达官过境，都得开宴合乐，命官妓歌词侑觞。若“郡守新到，营妓皆出境而迎；即出，犹得以鳞鸿往返”（《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二）。在这些侍宴侑觞或送往迎来的场合中，官妓稍不如官府之意便会遭到严厉和残酷的处治。例如：“刘相沆镇陈州日，郑獬经由，丞相为启宴，使妓乐迎引至通衢，有朱衣乐人误旨；公性卞急，遂杖于马前”（《东轩笔录》卷十二）。又如：“杨诚斋为监司时，巡历一郡，二守宴之。官妓歌《贺新郎》词以送酒，其间有‘万里云帆何日到’之句，诚斋遽曰：‘万里昨日到。’（杨诚斋名万里）守大惭，监系此妓”（《贵耳集》卷下）。可见，官妓同其他奴婢贱民一样，她们的人格是受不到尊重的，官员们可以对她们肆意凌辱，所以她们总是时常盼望脱离官府的羁绊——落籍或从良。然而落籍得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批准，而准与不准又系于太守一时之喜怒。如：
子瞻通判钱塘，尝权领州事。新太守将至，营妓呈状，以年老乞出籍从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艺为一州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其敏捷善谑如此。（《渑水燕谈录》卷十）
又如：
杨诚斋帅某处，有教授狎一官妓。诚斋怒，黥妓之面，将遣之。教授酌酒与妓作别，赋《眼儿媚》云：“髻边一点似飞鸦，莫把翠钿遮。三年两载，千百就，今日天涯。杨花又逐东风去，随分落谁家。若还忘得，除非睡起，不照菱花。”诚斋得词，方知教授是文士，即举妓送之。（《贵耳集》卷下）
官妓中谁要是侥幸落籍，同伴们既羡慕又祝贺。例如：
杭州营籍周韶，多蓄奇茗，尝与君谟（蔡襄）斗，胜之。韶又知作诗。子容（苏颂）过杭，述古（陈襄）饮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绝。”韶援笔立成曰：“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韶时有服，衣白。一座嗟叹，遂落籍。同辈皆有诗送之。（《侯鲭录》卷七）
（二）封建贵族及士大夫之家养着许多擅长歌舞的美女，她们既非妾而又不同于一般的奴婢，被称为“家妓”。东晋以来士族豪侈，纵情声色，蓄养家妓之风遂盛（参见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第67页，商务印书馆，1928年。）。宋代贵族及士大夫政余之时往往让家妓歌词侑觞，这成为具有时代风气的主要娱乐，因而宋代家妓之盛足可与唐代相侔或者甚之。宋仁宗时一位宫人就说：“两府（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制（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曲洧旧闻》卷一）至于一般贵族与士大夫之家蓄妓之风更是极普遍的，如高怀德“声伎之妙，冠于当时，法部中精绝者，殆不过之”（《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八）；欧阳修家有妙龄歌妓“八九姝”（《韵语阳秋》卷十五）；韩琦“家有女乐二十余辈”（《宋朝事实类苑》卷八）；韩绛有“家妓十余人”（《侯鲭录》卷四）；苏轼“有歌舞妓数人”（《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卷八二四）；王黼有“家姬十数人”（《玉照新志》卷三）；驸马杨震“有十姬”（《尧山堂外纪》卷六十）；张镃有“名妓数十辈”（《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宋代“士大夫欲永保富贵，动有禁忌，尤讳言死；独溺于声色，一切无所顾避”（《清波杂志》卷三）。在这种世风之下，家妓的身价甚高。“京师买妾，每五千钱名一个，美者售钱三五十个。近岁贵人务以声色为得意，妾价腾贵至五千缗，不复论个数。既成券，父母亲属又诛求，谓之遍手钱。”（《萍洲可谈》卷一）家妓主要来自民间穷苦人家女子。穷苦人家或因官府税役钱逼迫，或因欠租负债，或遇天灾人祸，往往卖女为奴。还有一些歹徒们收养这些女孩子，教以歌舞，然后再出卖。甚至在宋代都城也有中等以下人家将女子卖入富家的。廖莹中说：
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如捧璧擎珠。甫成长，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拾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级，截乎不紊。就中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富贵人家不可用。（《江行杂录》）
“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梦粱录》卷十九）便是以引卖奴婢为职业的，而且还看人论价，买卖成交之后，得经官府立市券，有的是终身奴婢，有的是几年为限。南宋时韩子师家之善歌者莺莺，就属于定期赁买的，“券满已去”（《范石湖诗集》卷十四）。富豪之家往往不遵券约，或逾期而不送归，或色衰而被遣逐。袁寀曾对这种恶劣世风深表不满。他说：“以人之妻为婢，年满而送还其夫；以人之女为婢，年满而送还其乡，此风俗最近厚者，浙东士大夫多行之。有不还其夫而擅嫁他人者，有不还其父母而擅嫁与人，皆兴讼之端。”（《世范》卷三）士大夫及文人往往在家宴中与家妓有种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如下面两例，便可见出宋代士大夫及文人的私人生活场景：
（杨）绘性少慎，无检操；居荆南，日事游宴，往往与小人接。一日，出家妓筵客夜饮，有选人胡师文预会。师文本鄂州豪民子，及第为荆南府学教授，尤少士检。半醉，狎侮绘之家妓，无所不至。（《东轩笔录》卷七）
韩康公绛子华，谢事后，自颍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会从官九人，皆门生故吏，尽一时名德，如傅钦之、胡完夫、钱穆父、东坡、刘贡父、顾子敦皆在坐。钱穆父知府至晚，子华不悦。坡云：“今日为本殿烧香人多留住”（讥其九子）。坐客大笑。方坐。出家妓十余人。中宴后，子华新宠鲁生舞罢，为游蜂所螫。子华意不甚怿，久之，呼出持白团扇，从东坡乞诗。坡书云：“窗摇细浪鱼吹日，舞罢花枝蜂绕衣。不觉南风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归。”上句记姓，下句书蜂事。康公大喜。坡云：“惟恐他姬厮赖故云耳。”客皆大笑。（《侯鲭录》卷四）
从上例可见，家妓是被当作遣兴娱宾工具的。大多数家妓在这些主家往往遭到暴虐的摧残，有的令人惨不忍闻，如：
江东兵马钤辖王瑜……婢妾少不承意，辄褫其衣，缚于树，削蝶梅枝条鞭之，从背至踵，动以数百；或施薄板，置两颊而加讯杖；或专捶足指，皆滴血堕落；每坐之鸡笼中压以重石，暑则炽炭其旁，寒则汲水淋灌，无有不死，前后甚众，悉埋之园中。（《夷坚志支乙》卷九）
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对家妓奴婢的暴虐是与其残忍的阶级性分不开的，体现了封建社会中一种阶级压迫。作为主家奢侈装饰品的家妓，虽然身着绮罗，生活较其他奴婢优厚，她们的精神生活却是极痛苦的。例如：
观察使张渊，绍兴中为江东副总管，居建康。每以高价往都城买佳妾，列屋二十人，而御之甚严，小过必挞。尝盛具延客，皆环侍执乐，歌舞精妙，一坐尽倾。妾兢兢自持，不敢游目窥视，无论言谈也。中席，渊起更衣。坐客叶晦叔之侧一姝最丽，乘间语之曰：“恭人在太尉左右，想大有乐处。”姝惨容不答，但举手指筵上烛云：“绛蜡分明会得。”（《夷坚三志辛》卷一）
绛蜡是伴人流泪到天明的，这位家妓的精神生活可想而知了。家妓在主家是没有自由和独立人格的，家主可以随意将她们赠送与别人。例如：
（辛弃疾）在上饶，属其室病，呼医对脉。吹笛婢名整整者侍侧，乃指以谓医曰：“老妻病安，以此人为赠。”不数日，果勿药，乃践前约。整整既去，因口占《好事近》云：“医者索酬劳，即得许多钱物。只有一个整整，也盒盘盛得。下官歌舞转凄惶，剩得几枝笛。觑着这般火色，告妈妈将息。”（《清波别志》卷下）
家妓被无理地遣逐是常有的事，家主们并不把这类事看得怎么重要。例如：
晏元献为京兆，辟张先为通判。新得一侍，公甚属意。每张来，令侍儿歌子野（张先）词。其后王夫人浸不容，出之。一日子野至，公与之饮，子野作词（《碧牡丹·晏同叔出姬》）令营妓歌之，末句云：“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公闻之怃然曰：“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亟命于宅库支钱，复取前所出侍儿。（《道山清话》）
晏殊的这种态度在宋人中是有代表性的。
（三）私妓指市井妓女。私妓中有以卖淫为主的，而其中之歌妓则以卖艺为主也兼卖淫。名噪一时的李师师、唐安安等便是这种私妓。她们“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大多数是误入娼籍的。南宋初年金盈之著的《新编醉翁谈录》记述北宋东京之事颇详，其中的《平康巷陌记》虽然掇拾唐人的《北里志》，但实为记北宋私妓之事。金盈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