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疏影》词序：
辛卯北归，与西湖诸友，夜酌有感，书于水竹清隐。（《百家词》本）
辛卯北归，与西湖诸友夜酌。（水竹居抄本）
余于庚寅岁北归，与西湖诸友夜酌，因有感于旧游，寄周草窗。（龚翔麟本）
余于辛卯岁北归。与西湖诸友夜酌，因有感于旧游，寄周草窗。（江昱本）
江昱按云：“‘庚寅’宜从别本作‘辛卯’。”《词综》未收此词，两种明抄本均作“辛卯”，这与《甘州》词序所记北归时间相同。从明抄本比勘《甘州》与《疏影》两词序的情形来看，江昱的校改是有根据的。据此，则张炎北归时间应是至元二十八年辛卯。这样，他自至元十七年北游，至元二十八年北归，留寓燕蓟的时间为十一年。
张炎《湘月》词序云：
余载书往来山阴道中，每以事夺，不能尽兴。戊子冬晚，与徐平野、王中仙曳舟溪上，天空水寒，古意萧飒。中仙有词雅丽，平野作《晋雪图》，亦清逸可观；余述此词，盖白石《念奴娇》鬲指声也。
戊子为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若张炎至元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在燕蓟，便不可能于至元二十五年冬又在山阴（浙江绍兴）与王沂孙（中仙）等友人游。因此清代张惠言怀疑“戊子”有误，特批校云：“玉田以庚辰入都，庚寅归渐，戊子不得在山阴，盖当作‘戊戌’之误。”（转引自吴刚虞校《山中白云词》第38页。）据词序谓王沂孙“有词雅丽”记述此游，但今本《花外集》内此词已佚。宋德祐二年（1276）即元至元十三年二月元军占领南宋都城临安，宋亡后，遗民王沂孙、张炎等曾聚会于山阴参加《乐府补题》的咏物活动。张炎北归时王沂孙已经下世，而北游十一年间又不可能有山阴之行；因此，其《湘月·序》当作于宋亡之初与王沂孙在山阴咏物唱和之时，肯定不会作于“戊子”。张惠言以为是“戊戌”，也不可能。戊戌为元大德二年（1298），这时王沂孙已下世多年了。明抄《唐宋名贤百家词》和水竹居本《湘月·序》与龚本大致相同，但“戊子”却作“一日”，无纪年，可知此词不一定就是“戊子”所作。根据张炎与王沂孙交游活动来看，应是宋祥兴元年戊寅即至元十五年（1278）宋亡后于山阴作的。“戊子”当是“戊寅”之误。
从宋亡后到至元二十八年辛卯的十一年间，张炎无江浙等处行迹，可考的只有十余首北游期间的作品。他后来在词里回忆北游时曾说：“十年孤剑万里，又何似畦分抱瓮泉”（《瑶台聚八仙》），“万里舟车，十年书剑，此意青天识”（《壶中天》）。从张炎生平活动来看，这时期“十年”（实为十一年，此举其整数）、行程“万里”，正是指其北游，并与其词序所纪北游时间相符，绝非指中年以后飘零往返江浙的某十年。同时北游的友人曾遇，后来回忆也说“万里归来家四壁，沙鸥笑人空役役”（《大观录》卷十五）。可见“万里”都是他们用以特指北游行程的。
元初统治阶级大力宣扬佛教文化，建造佛寺和翻译刻写佛经盛极一时。至元十四年（1277）翻刻《藏经》迄至元二十七年（1290）春告竣，计一千四百二十二部，六千一十七卷，后世称为“元藏”。在翻刻《大藏经》的十三年之间又同时进行了以金泥抄写金字《藏经》的工作。元上都和大都等处的重要寺院都得庋《金字大藏经》一部。这样需许多的书法精善的儒生文士参加抄写工作，成为一时的写经之役。赵孟于“大德丁酉（1297）除太原路汾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未上。召金书《藏经》，许举能书者自随；书毕所举廿余人皆受赐得官”（杨载《赵公行状》，《松雪斋文集》后附）。由此可知，当时参加写经须由大官员举荐善书者，写经者于写经毕事后可以受赐得官。元初最高统治者之所以发动写经之役还不仅仅为了弘扬佛法，乃企图以此作为笼络与强迫江南士人入仕的手段，使他们通过写经而接受新王朝的赐官。据释氏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帝（元世祖）命写《金字藏经》。……帝以金为泥，命僧儒缮写《大藏经》一藏，贮以七宝琅函，流传万世。”（《大藏经》卷四十九，二〇三六）这次写经之役为时甚久，完成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以前。据《元史》卷十六，至元二十七年六月“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这说明此次写经完成的时间及用金之数目。清人赵翼谈到“元时崇奉佛教之滥”时也是这样理解的，他说：“至元二十七年缮写《金字藏经》成，凡用金三千二百余两。”《陔余丛考》卷十八）可见不能据《元史》所载而误认为至元二十七年才开始发起写经之役。其友人也含糊地说他“尝以艺北游”（戴表元《送张叔夏西游序》），或言其“夜攀雪柳蹈河冰，竟上燕台论得失”（袁桷《赠张玉田诗》）。清人吴升辑的《大观录》卷十五《温日观墨葡萄画卷》题跋后附张炎《甘州·题曾心传藏温日观墨葡萄画卷》为《山中白云词》所未收。这提供了张炎参加写经之役的线索。同时参加写经之役的沈钦和词《甘州·序》云：“心传（曾遇）索词屡矣，久以缮金字之冗，未暇填缀。玉田生乃歌白雪（指《甘州》）之章，汴沈钦就用其韵。”刘沆也有和词。沈钦、刘沆、张炎都是参加写经之役的，这次唱和表示了他们决定不接受赐官而准备北归的愿望。唱和的起因是曾遇客边所携藏的温日观画卷。曾遇字心传，华亭（上海松江）人，博学而尤工书法，他于至元二十七年被选入京书写《金字藏经》。他所珍藏的温日观画卷有一段不寻常的来历，其中还有深刻的政治寓意。后来曾遇为此画作的跋语云：
至元庚寅，以写经之役，自杭起驿入京。濒行之际，先一日过灵隐别虎岩长老，出至廊庑。一老僧素昧平生，闻余华亭音，迎揖而笑，握手归房，叱其使令于方丈索酒果款洽；执缣素者填咽其门，皆拒而不纳。问之，甫知其为温日观也。以（曾）遇将有行役，引墨作葡萄二纸，一寄子昂（赵孟）学士，一以见赠，且以荣名相期。此意厚甚。别后留燕，书经讫事，将得官，而轰荐福之雷此纸偶留。集贤翰林诸老处，多蒙著语，大为归装之光。……曾遇自叙，大德改元，书于学古家塾。（《大观录》卷十五）
温日观，字仲言，号知归子，作水墨葡萄自成一家法。他是很有民族气节的士人，宋亡后出家于杭州玛瑙寺为僧。因与曾遇同乡，得知曾遇将北赴写经之役，特画墨葡萄以赠，“且以荣名相期”。意为勉励曾遇保持民族气节，勿屈辱受官，保住“荣名”。所以当曾遇、张炎、沈钦、刘沆等人书写《金字藏经》完毕，按规定“将得官”，他们展玩温日观的画卷时，它竟成为轰荐福碑之雷，使他们得以保全“荣名”。张炎《甘州》词云：
想不劳、添竹引龙须，断梗忽传芳。记珠悬润碧，飘飘秋影，曾印禅窗。诗外片云落莫，错认是花光。无色空尘眼，雾老烟荒。一剪静中生意，任前看冷淡，真味深长。有清风如许，吹断万红香。且休教夜深人见，怕误他、看月上银床。凝眸久，却愁卷去，难博西凉。
词的上阕赞美温日观墨葡萄之墨妙，描述其枝梗藤叶，浓淡间发，点染有灵趣。下阕借物寄意。这一枝墨葡萄，甚是平淡，以前未发现其“真味”；现在临到这几位遗民将接受新王朝赐官时，他们由此想起了温日观“以荣名相期”的深意。于是它有如一阵清风，吹断繁盛的“万红”春梦。作者最后表示，愿将画卷珍藏，不愿为人轻易换取或出售，寄寓不接受赐官而归隐江南之意。刘沆的词表示赞同张炎之意：“珍重好，卷藏归去，枕屏间、偏称道人床。江南路，后会重见，同话凄凉。”终于他们为温日观的民族气节与所寓深意感动了，抄写《金字藏经》毕事之后便亟亟北归了。
赵孟时在元大都仕为集贤直学士奉议大夫。他为曾遇所藏温日观画卷作有跋语：
去冬曾君自吴来燕，辱以一纸见寄，相望数千里不遐遗，乃尔展转把玩，因想胜风。欲相从西湖山水间，何可得也。因曾君出示此卷，敬书其后而归之。辛卯二月廿一日，吴兴赵孟。
此跋亦收入《大观录》卷十五，跋后即附有张炎、刘沆、沈钦三首《甘州》词。赵跋所谓“辱以一纸见寄”即温日观托曾遇寄赠的另一纸墨葡萄，它引动了赵孟相从湖山之念。跋是为曾遇画卷题的，作于辛卯二月，张炎等唱和的词附后。张炎作《甘州》当在同时，可证他辛卯春尚在燕蓟，旋即北归。这与张炎后来作的《甘州》《疏影》词序所言辛卯北归相符，进一步证实他确于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北归的。
从张炎的身世及其北游的有关文献所提供的线索来看，他的北游是蕴藏着难言的辛酸和痛苦的，因而他与友人都避免具体谈到。邓牧的《张叔夏词集序》云：“中间落落不偶，北上燕南，留宿海上，憔悴见颜色。”“留宿海上”是用西汉时苏武被匈奴拘留北海，牧羊自食之事。这暗示了张炎的北游是具强迫性质的。舒岳祥《赠玉田序》云：“宋南渡勋王之裔子玉田张君，自社稷变置，凌烟废堕，落魄纵饮，北游燕蓟，上公车、登承明有日矣。一日，思江南菰米莼丝，慨然襆被而归。”有学者据这段文字而认为张炎“甫得官，辄为人所阻”，或以为“张炎是准备向新王朝屈膝的，虽然他事实上没有做新王朝的官”，这属于误解。“社稷变置”谓南宋的灭亡与元政权的建立；“凌烟废堕”谓南宋凌烟阁毁坏，意指功臣贵胄没落衰败；“承明”用曹植诗“谒帝承明庐”，谓皇帝诏见。舒岳祥之意为，张炎在宋亡后，家遭变故，失意落魄，北游燕蓟时有了登上官车而接受皇帝诏见的希望，然而他却慨然回到江南了。他并未准备向新王朝屈膝，没有接受赐官，仍甘做宋遗民。对张炎北游情形的了解，非常有助于我们对这位词人思想和艺术的评价。
四
张炎主要的创作时期是元王朝统一中国，并使其统治逐渐稳固下来的时代。元代统治集团对汉民族施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江南汉族人民在政治、法律和经济上受到极不平等的待遇；汉族的一些贵族和豪强地主也依附新朝，成为元代统治集团的帮凶。元初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是特为严重的。元代统治阶级对汉族知识分子则采取了拉拢与政治迫害的软硬兼施手段，而江南许多士人也纷纷北游以谋求富贵利禄，蔚为风气，其软媚可怜之状确如袁桷所说：“四方士游京师，则必囊笔楮，饰赋咏，以侦候于王公之门”，而“多羁困不偶，煦煦道途间，麻衣敝冠，柔声媚色”（《送邓善之应聘序》，《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三）。张炎与其师友陈允平、王沂孙、周密、施岳祥、戴表元、郑思肖、邓牧等，却是与这些软媚而亟于富贵的士人不一样，走着消极反抗元朝统治的道路。他们崇尚民族气节，不愿屈志新朝，拒不受官，退隐江湖，过着清苦的遗民生活。张炎传世的三百首词是他思想、情感、生活、交游的记录，一一留下时代的印记，是元初的宋遗民思想与生活的缩影。不难发现，《山中白云词》的主题思想与作者的家世、个人遭遇、政治态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它的主题思想显而易见的是词人的黍离之感、江南之恋和落魄江湖之愁，它们渗透在词人的字里行间。
张氏家族与新王朝结下旧仇新恨，张炎以遗民自居而与新王朝敌对。因此，对现实的感伤、对故国的怀念成为张炎作品的重要主题。这是其爱国思想的自然流露，但其爱国思想由于出身贵族阶级的局限而缺乏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所以它与宋季忠义之士如文天祥、林景熙、谢枋得、谢翱、郑思肖等的爱国主义思想比较起来是黯淡得多的。张炎的《月下笛》词序中说：“孤游万竹山中，闲门落叶，愁思黯然，因动《黍离》之感。”黍离之感是张炎爱国思想的特质，这种士大夫的亡国之悲局限了词人去获得更多的人民性。他的眼光仅仅看着自己的不幸，没有更多地关注满目疮痍的乾坤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汉族人民。张炎与其师友王沂孙、周密、仇远、陈恕可等一群词人的爱国思想都具这种性质，他们毕竟是封建时代自命高雅的士人。他的《月下笛》词云：
万里孤云，清游渐远，故人何处？寒窗梦里，犹记经行旧时路。连昌约略无多柳，第一是、难听夜雨。谩惊回凄悄，相看烛影，拥衾谁语。张绪，归何暮？半零落依依，断桥鸥鹭。天涯倦旅，此时心事良苦。只愁重洒西州泪，问杜曲、人家在否？恐翠袖、正天寒，犹倚梅花那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