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韦大满想了想，叹了口气，又喝了几口水，于是一段尘封的离奇的往事在审讯室徐徐展开。
民国三十六年，也就是1946年，3月17日，农历二月初四。韦大满的爷爷卫传鹤冒着大雨上山查看自己鱼塘。就在这时，一架涂有青天白日标志的飞机失事跌落了鱼塘旁。恰巧，卫传鹤捡到一个沉重的盒子，以为可以发点小财，于是就在夜色掩护下偷偷抱回了家。
回到家后，他马上把盒子交给了自己的父亲卫光进。
卫光进，这位大清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进士，对大清、对皇帝始终抱有相当的虔诚。后来大清被推翻后，他誓与“革命”和“民国”不共戴天，就辞官不做，索性回家过起了田园生活。
于是父子二人赶走了其他家人，一起研究这个“天上来的”神秘器物。外面的盒子很沉重，已经破损变形。二人轻轻把盒子撬开，里面竟然露出一个精美的玉器，貌似印章，其中一个角还镶嵌着黄金。仔细端详着这个玉器，雕刻精美，厚重大器，非常符合古书上“暗夜幽光，处温则凉，处冷则温”的记载。兴奋之余，卫传鹤父子找来纸张，轻轻把玉器底部有文字的部分抹湿，然后小心翼翼地在纸上按了一会儿。当把印章从纸上移走之际，纸上的文字清晰显现——“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八个篆字光彩刺眼，让卫光进感觉一阵头晕目眩。
待了好一会，在卫传鹤一再呼唤下，卫光进才清醒过来。作为满清进士，卫光进当然知道此时此刻，他手里的这个东西，就是千百年来无数帝王和权力追逐着梦寐以求的传国玉玺。问清了事情由来后，卫光进立即命卫传鹤连夜买来香烛和祭拜之物，将传国玉玺供奉于桌上，父子二人进行了隆重祭拜。事后，卫光进将玉玺妥善收藏，并严厉告诫卫传鹤，将来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也不许跟外人说这件事情，“就算有人要杀掉你和你爹，你也不能说”，并且还说“我们要保住皇室的威权，尤其不能让南京那帮乱臣贼子得到传国玉玺”。
又过了几年，时不时有身着军装或西装的人，或群体大规模或个人单独行动，在岱山周边几个村子搜查和走访，说是政府的宝贝被盗了或出高价收购宝贝。敏感的卫光进隐约感觉到这些人的目标就是传国玉玺。出于保护玉玺的安全，同时也为了表示与民国政权势不两立，卫光进在75高龄也就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前夕，携带传国玉玺举家搬迁到远离是非之地的广西，并最终在百色落脚。当时，韦大满的父亲卫福林还只是一个15岁的愣小伙，对传国玉玺之事毫不知情。
到了广西第二年，卫光进就病故。为了更好的融入当地人，卫传鹤将自己和孩子的姓氏改为当地最常见的“韦”。于是卫传鹤，就成了“韦传鹤”。又过了两年，韦传鹤的儿子韦福临就娶了当地大姓赋氏家的女儿。第二年，也就是1953年就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韦大满。二十年后，韦大满的最小的舅舅又喜得千金，取名赋惠莹。
可是，奇怪的是韦福临生完韦大满后，接连又生了3胎，可是这3胎每一胎都是畸形，且都在不满一岁时夭折。此后，韦大满的母亲甚至都无法再怀孕。这在“多生儿子好打架”和“多子多孙就是福”的年代，很让人抓狂。而且，一家人经常莫名其妙身体不爽，怪病缠身。
求医问药无济于事之后，各种大仙就陆续被请到了家里。后来一位高僧指点，说韦福临家“应是祖存一件‘从天上而来’的宝物，孽气太重。”还说，“此孽在你辈已无化解之法。好在你已有一子嗣。若想不殃及子孙，必将尽早将此物返还其现世之地”。
韦福临听到高僧的这个说法，感觉纯属无稽之谈，当做笑话跟年逾60岁且疾病缠身的父亲韦传鹤说。
想到自己家人多病多灾，和家里的传国玉玺的由来，韦传鹤当即感觉高僧的话似乎很在理，“可能就是传国玉玺的问题”。想到自己可能时日无多，于是就把传国玉玺的事情告诉了韦福临。为了既能继承祖辈遗志，又不至于祸及子孙，1961年卫传鹤决定，由韦福临陪同，回到南京岱山，将传国玉玺还用其被发现时包裹其身的厚重的铅皮包裹，埋在当年玉玺的现身处。同时，他们在离飞机坠毁不远的隐秘之处，为戴笠树石碑一座，以期“冤有头债有主”，用杀人如麻的戴笠镇住传国玉玺的煞气。那一天，恰是农历二月初四，戴笠遇难49年忌日。此时韦大满不满10岁。
20年后，随着韦福临年事日高，越来越放心不下远在南京岱山的传国玉玺。于是，打发不满30岁的韦大满从广西回到祖籍岱山独自生活，并嘱咐韦大满一定要继续经营祖上留下的岱山鱼塘。不明就里的韦大满虽然难违父命回到了岱山，可是哪里会对经营鱼塘感兴趣。于是在买下鱼塘后，就任由其荒废，转而自己开始做起了古玩买卖。就在这期间，韦大满娶妻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