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国情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西方学者(包括汉学家在内)看东方，特别是看中国，总是隔着一层。其实，虽同样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其差别也是很大的。俄国原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因战败致国家破败不堪，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任务却是直奔共产主义，政策失误而又不知改革，尤其是大国沙文主义伤害民族关系，最后分崩离析。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是被外国强加的，最后总不免于失败。中国则大不同。中国共产党虽奉共产主义为自己的理想，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共产党首先面临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解放，争取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并且把中国占多数的农民群众从封建制压迫下解放出来。为实现这一任务而进行长期战斗并最后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因此在中国这个农民国家的最大多数的群众中扎下了根，并且成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这正是中国人民最盼望的)的头等功臣，受到中华民族的拥护。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虽屡犯错误，但因其群众根基深厚所以轻易动摇它不得的原因。这一点，许多西方汉学家总是估计不足……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工、农和先进知识分子联合组成的政党，其领导成分历来也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居多数。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过去它的成功，它的巩固，它的命运，主要依靠两头：一是农民，一是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和稳定这两大群体，它才能够使自己获得成功。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个别领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止一次犯错误，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错误，使中国农民、知识分子乃至国家的元气大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正是这些错误最后使他们觉醒过来，深感仿苏联体制之非，决心率先进行改革开放，走自己的路。中国由此毅然抛弃了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胆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有益经验，不怕全球的竞争，积极推动国家的现代化，特别将自己的国家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彻底决裂，因此赢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也使别有用心的外国势力无隙可乘，从而稳定了社会主义的阵脚。
以上原因，当然并不是所有西方学者都没有注意到。例如，法国当代中国中心学者施维叶先生在他的题为“共产主义从革命走向建国”一文中就指出：“中国共产主义从其开始就有着强烈的民族色彩”，并始终关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关于“极权主义”与“一党专政”
“极权主义”和“一党专政”几乎是多数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政体的总评价。这个评价表面上看虽不无理由，但仍失之于简单化，特别是缺乏历史的了解。
首先，要把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下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极权主义”加以区分。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前已提及，加上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行“议行合一”(和西方的“三权分立”不同，实际上也是一种集权方式)，中央权力过于集中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种权力集中又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机制，因此，其弊病自不可免。这种中央集权在辛亥革命以后一个时期曾经被动摇，那时地方军阀割据，中央实际上丧失了权力，而且有“联省自治”、“联邦制”一类主张提出，熙熙攘攘，把一个中国闹成四分五裂，外国帝国主义乘虚而入，如鱼得水。混乱了一阵之后，到了中国国民党当权，虽号称恢复了中央集权的权威，实际上仍伴随着地方割据，外国势力各占地盘，因此国家并未真正统一，政局并未稳定，更谈不上现代化建设了。及至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才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并重新确立了中央政权及其权威。在这种条件下，国家才获得了真正的稳定。
在中国，根据中国的独特历史条件，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是走上现代化建设从而使国家臻于富强的基本条件。而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中央的集权制度(就是使国家摆脱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这是这一制度的积极方面。这时中国的政权虽称民主集中制，集权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立及行使职权，确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集权提供了某种民主基础)，但实际上这种民主基础比较脆弱，一些重要环节尚缺乏真正的民主基础，普遍实行委任制就是一例。如上所述，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又处于敏感和问题丛生的转型期，以适当形式的中央集权制来保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是必要的，对保证经济改革顺利进行更是必要的。但是，必须使这个中央集权制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改造——这正是目前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所谓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改造，除了确立权力制衡机制以外，同时，各省、市应尽量缩小乃至结束省、市主要负责人的委派制而实行选举制(并且是真正的差额选举)，哪怕是中央委派的人也必须放到选举机器中去筛选，这是一个必要的起步点；同时，除村镇等基层的直接选举外，应适时地有重点地逐步推行县和市的直接选举——按照目前情况看，只有县、市的直接选举才能够反过来保证基层直接选举的真实有效性并遏制目前基层的腐败现象。这是其一。
其次，所谓“一党专政”。这几乎是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的一致的称呼。然而，西方朋友若要真正了解中国的政党制度，则应认真研究在中国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多党合作制”即一党领导多党合作这种体制。这是一个介乎西方多党制和苏联一党制之间的独特的政党制度。应当说，这是很值得试验的一种政党制度：第一，它显然优于苏联的一党制；第二，和西方的多党制比较，例如美国，虽然从总体上说美国的民主自由要比中国多，但就具体的政党制度来说，美国的两党轮流执政即两党垄断政权的制度实际上和一党制也差不多，尤其在阶级背景上。现在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就是从立国初期的民主共和党分解而成的，名为两党，实为一党两派，和一党制类似。美国民主和欧洲诸国民主有很大不同，美国选举总统采取所谓“选举人团”制，并非一人一票的直选制。在这种制度下，即使一个候选人在全国总投票中获得多数票，却仍可能因得不到足够的选举人票而落选。这种选举制度明显不合理，以致2000年的总统选举不得不由最高法院来裁定。所以在民主问题上，美国也应认为是一个谜。
重建新型政党制度
中国的“共产党主导的多党合作制”，是由中国的历史条件产生的。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共和国曾一度仿效西方出现过的多党制，并由四个较大的党组成议会，议会亦设众议院和参议院。但是，由于中国当时的条件，这个多党制和议会把中国政局搞得一塌糊涂，混乱不堪，内乱不断，真想要掌握实力就必须找“洋爸爸”做靠山，为此不惜以国家主权做交易，并且闹出贿选丑闻，最后被袁世凯利用作为复辟帝制的工具。此事，美国费正清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也有记载。接着，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几年则是实行一党专政。鉴于这两方面的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取得政权后实行多党合作(中国共产党再加上八个民主党派)，而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政党制度。中国为什么出现一党领导多党合作这种制度呢？出现一党领导，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历史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二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仍继续代表着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一些外国朋友对此持怀疑态度，但这是事实，可以亲自来考察。一党领导辅之以多党合作，从制度本身来说，比美国的实际上的“一党两派”在民主方面并不逊色。至于中国的多党合作共存，在运作方面有两项目标：一是政治协商，二是互相监督，这就是党际民主的内容。在新政权建立后的几年间，虽未就这两项目标制定出正式的协议或章程，但比起国民党时代的一党专政来，却明显表现出极有政治生命力。如果按照中国共产党原来预定的较长时期坚持新民主主义制度不变的路子走下去，并且把多党合作制规范化和制度化，制定出一个有切实操作性的政治协商的协议程序和互相监督的章程，即有可操作性的党际民主，则世界上将可能会有一种介乎多党制和一党制之间的新型的独特的政党制度出现，这也可算是一种创举。毫无疑义，这也属于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不幸的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仅持续一个短时间就结束了，而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共产党庄重参加签字的《共同纲领》墨迹未干，就收回了原说要使私人资本有一个较大发展的诺言。并从这时起，由苏联搬来了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1957年反右斗争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多党合作制已徒有其名。直到邓小平主政，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才又重新启动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公平而论，邓小平对此是有诚意的。他在多党互相监督这个问题上甚至谈过：主要是使各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要使共产党员“害怕”民主党派的监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像“政治协商”、“互相监督”这样的重要承诺和原则尚停留在表面运作阶段，这自然是不足之处。世人皆希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能重现新中国成立时的新型政党制度并有所发展创新。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正处在转型的艰难时期，正是为了摆脱经济体制转型之艰难，中国也不能不着手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使社会增加民主和自由度，由此才能使中国的现代化顺当地走上轨道而避免走弯路或停滞不进。但是，采取这种措施也不能急躁从事，也要看到权力集中有保证国家政局稳定的积极的一面(这是经济建设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要看时机，并采取稳妥的步骤，以免损害国家的稳定大局，增加经济转型的困难。
(载香港《镜报》月刊2002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