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时人们的观念包括胡耀邦的讲话，对于已锋芒毕露的“左”的势力的居心估计不足。从当时传达的那两句话即“资产阶级正在卷土重来”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已占了主导地位”看来，“左”的势力已决心搞一场像1957年那样的运动(现在叫做反自由化)。但是由于当时人心思变，改革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所以当时的“清污者”即“反自由化者”不得不中途缩手，他们眼见阻挠经济改革的目的暂时受阻，就索性全力转向意识形态领域对付周扬提出的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将周扬作为靶子，自然对全体知识分子起威慑的作用。我们且看他们在异化问题上是如何动作的，这也是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一景。
在中国思想界，首先提出异化问题来的是周扬，不是别人。周扬提出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来不止一次。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周扬就提出了“异化问题”，那是在一个工作报告中，这个工作报告经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文化大革命”后，周扬和我都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而且同在“社会科学界”组，这个组汇集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名流，由周扬任组长，薜暮桥和我为副。就在这时，我请周扬到中央党校作了一次报告，他在报告中又提出异化和人道主义这两个问题来(我为慎重起见，将周的报告刊登在中央党校校刊上，没有上《理论动态》)。接着，1983年3月13日召开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会，又请周扬作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主题报告，周扬的报告又着重提出了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当时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就抓住这个问题作文章，他们把异化和人道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思想中肮脏的东西，于是发动了一场公开的争论。这场争论就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胡乔木和周杨之间进行，两个人就《人民日报》刊登周扬的报告一事在有关会议上激烈争吵，两人各不相让，言辞激烈。故乔木责备周扬说：“你不应该拿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周扬则说：“你并没有说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你只说要在几个地方作点修改，何况我的讲话稿事先送请你审查，你没有提不同意见”。胡乔木有些盛气凌人：“你这是反中央反政治局。”(按：这时胡乔木已是政治局成员)周扬猛地站起来反驳：“你不要乱扣帽子，我只是反对你这个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具体个人。”这场争吵有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等在场。这些小范围的争斗且按下不表，这时候，胡乔木专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为他撰写《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书，批判周扬的观点。此书于1984年1月正式出版。
这种批判是高压性的。这又一次证实了人们对于胡乔木其人的一种看法。当批准胡乔木重新恢复工作的时候，邓小平对胡有这样的评语：“胡这个人有固执性，也有软弱性。”大家看到，胡乔木同志其人，当他失势受压的时候，其较弱性一面容易暴露出来，如在“文革”时候参加“批邓”、写检讨；而当他权力在握的时候，其固执性和权威心理就容易表现出来。这次他对周扬是步步进逼，完全不顾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
周扬在纪念会上的报告直面“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内容，并且由此出发作出自己的分析与批判，但仍从根本上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而胡乔木的文章则回避我们刚经历过的十年灾难历史及其悲惨教训，以及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提出的新问题，好像一切都未曾发生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一切照旧，人们只能反复背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所说的那些话。胡乔木的文章在理论上，在一般意义上，通篇读来倒也是马克思主义语言，许多对于资产阶级抽象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的批评似乎也是对的，但是对于我们这里曾经长期存在过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和政治专制运动中发生过的种种恶行的性质，却避而不谈，究竟这里有没有连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不如的东西？封建法西斯主义是否也是一种权力异化现象？这些，在胡乔木的书中，连讨论的余地也没有留下一点点。作为一个多义词的人文主义提出后，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一直纠缠不清，现在胡乔木又提出作为世界观、历史观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作为伦理道德观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两个概念来，更加令人神迷目眩，而其目的只是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概念。究竟马克思主义应不应当有自己的人道主义观？1983年正是胡乔木等大谈我们的社会已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的时候，所以他对异化问题的立论也由此出发。但是他忘记了，即使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也是有旧社会的多种痕迹存在的呀，何况我们目前所处的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而贫穷落后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
就算是共产主义吧，共产主义是否有自己的人道主义呢？这里我们且引用马克思自己说过的一段话。马克思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这也算是对于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的一种解释吧？贯彻人道主义原则，不是要求别的，只是要求我们维护人类的最高利益，并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之处于一种和谐状态(注意：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目前正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与威胁)。
在这场争论中，有一件事必须在这里提一下。胡乔木批判周扬的小册子于1984年1月出版发行，同月26日(1984年春节)胡乔木写了一首诗给周扬并致问候。其诗曰：
谁让你逃出剑匣，
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
也从我心头流出，
就在同时。请原谅！
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
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
拥抱着一对战士。
诗是好诗，韵律颇佳。这反映了处于强势的胡乔木当时的一种精神状态。我不知道周扬读此诗是怎样一种感受，但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他确因这次被整而心情不畅，精神疲惫，最后病倒，郁郁而终。这不禁令人想起“卧龙吊孝”这出戏来。
在异化问题上，胡乔木和他的助手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证明马克思在其晚年已放弃了异化概念，竟拿1867年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第1卷和1872年马克思独自修订出版的法文版《资本论》第1卷作对比，说前者有四处用了异化概念，而后者只有一处用了异化概念。但胡乔木却没有去查一查，经马克思自己于1873年修订的《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第2版，以及恩格斯于1890年最后校订的《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第4版，两书原有的四处提到异化概念的地方均照旧保留不动。那么，法文版《资本论》第1卷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出版法文版《资本论》时，马克思是考虑到法国读者可能对于德国哲学术语不熟悉，所以“异化”一词只在一处使用，而把另三处改用了别的但是含义完全相同的词语(德文版《资本论》这样做的地方也有好多处)，如此而已！明于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异化问题上胡乔木也是力不从心。
这里不能不说明：无论异化问题或人道主义问题，虽然都是从现实问题出发，但一经讨论，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学术领域，成为学术争论，这就是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究竟怎样理解和对待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这次的学术争论是在不同等级的领导人之间进行。但是既然要在学术上弄清问题，就必须采取学术探讨态度，任何领导人和大众一样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无任何特权，更不能以势压人。
至于这场运动波及到我，因为是背靠背的清查，我不知详情。最后这场清查运动因群众的抵制而草草收场，对我的清查听说也不了了之。我能够说什么呢？1989年我为山西《晋阳学刊》(1989年第2期)写过一篇《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片断》，其中提到这次遭遇，公开声明我的态度，我说：
在这种场合，我的立场只能是这样：什么有权的人如果有兴趣查我的东西是可以的，我如有错误言论(或曰“自由化”言论)自然欢迎批评，我自己对党对人民负责，也要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但如果没有错误，或者按照党章国法我有权在一定问题上说出自己与别人(任何权威人物)不同的观点，若有人因此发表这样那样的谗言，或者造谣诬蔑说不伦不类的话，或者明里不说暗中却变着法儿整人，那就让他们说去，让他们整去，我也一句话不收回——这就是我的态度。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共产党人隐瞒自己的观点或者毫不顾惜自己的独立人格而看风使舵，是可耻的。
我们都知道，在改革开放时期，反“自由化”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而是一浪接着一浪。除了1983年那场运动以外，还在1986年和1987年因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不适当地制造舆论，造成一种风潮，搞得人心不安，又适逢当时物价飞涨、腐败现象丛生，引发群众的不满，结果引发一场学潮，不少地方学生上街游行。当局又把这场学潮归咎于“自由化”思潮泛滥，并将“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扣到总书记胡耀邦的头上，迫使胡耀邦辞职下台，致使政局动荡。究竟何谓“自由化”？要不要反对“自由化”？党内思想一直有分歧，直至在中央全会上发生争论。这种分歧和争论一直留存下来，余震不断，搞得党心、人心惶惶。而历届领导人对此又态度暧昧。究竟如何对待和评价反“自由化”，责任由谁承担，看来这个问题要留待历史去解决了。
(写于2010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