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不得已挥师后撤，但辽将耶律休格不依不饶，乘势追击。宋军首尾不能兼顾，场面混乱不堪，宋太宗也身中两箭，最后乘驴车逃走。史书对此有这样一段记载：
军中尝夜惊，不知上何在，有谋立德昭者，上闻不悦。及归，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德昭以为然，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闻惊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痴儿何至此耶！”
简短的一段话，记录了赵德昭之死的前因后果。《涑水纪闻》、《续资治通鉴》对此的记录也基本相同，没有大的疑义。当时身处乱军之中，大家找不到皇上，以为他很可能遭遇了不测。在高梁河之战中，大臣找不到皇帝踪影不是虚言而是确有此事，并且这种君臣不相见的局面有刻意的成分在里面，当夜掌管后军的将领钱俶为怕走漏消息，保护太宗更安全地逃离，就曾连斩六个前来报告御驾行踪的卫兵，并下令后军缓行，以便同太宗的车驾拉开距离，免得暴露太宗所在，引起辽军追杀。国不可一日无主，既然皇帝下落不明，有急于表现的便提议立赵德昭为帝，这本来也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太宗回来之后，这事也就作罢，再没有人提，没想到有好事者偏偏向太宗吹风，这使得本来就很紧张的叔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太宗对德昭的疑忌与防范之心更甚。
班师回朝之后，上上下下都在议论，此次北征失利，同未能及时赏赐扫平北汉之功有直接关系。于是，德昭提醒太宗，征辽虽然失败，但还是应该及时为平定北汉的将士论功行赏。德昭直率，以为这种建言于公于私都应该无碍，没想到却正触到了太宗的痛处，他怒气冲冲地说：“等你自己当了皇帝，再行赏也不迟！”
兵败高梁河，宋太宗心情极为沮丧。他原本想借征战抖抖威风，不成想落了个鸡飞蛋打，自己还身中两箭，这些都让他不堪回首。当他得知两军阵中还曾有人要立德昭为君，这更是触到了他的痛处。他的一腔怒火正无处发泄，偏巧德昭此时主动送上门来了。
德昭原本刚烈，又比较内向，再加上身边没有谋士，所以他的行动完全是率性而为，没有计划，没有方向。初时，他还不知宋太宗为什么会如此怒气冲天，等到他考虑明白了之后，越想越不是滋味，越想越觉得窝囊，越想越觉得后怕。皇位原本应该属于自己，被太宗无端夺去，如今反过来还要受他怀疑，现在太宗话中已露杀机，自己又翻身无望，与其受辱被杀还不如自我解决，所以在一时无从排解之下，自刎身死，年仅29岁。
也许他是在以死明志，表达自己的清白，但他这一死恰恰成全了宋太宗，也为宋太宗扫平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提供了一个思路。顺着这个思路前行，上面沾满斑斑血迹。此时，太宗的猜忌之心已表露无遗，如果以前还掩藏些的话，现在是再也遮不住了。哥哥德昭去世之后，德芳更加惶恐。当年宋皇后让王继恩去招的人是德芳而不是德昭，可以想见，宋太宗对德芳的疑忌比德昭更甚。父亲赵匡胤去世时，他不过17岁，失去兄长时，他也只有20岁。又过了一年半，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三月，22岁的赵德芳突然暴病身亡，赵德芳之死的神秘程度不亚于其父宋太祖。
人们怀疑他的暴死也与赵光义有关，只是宋太宗对那段历史封锁甚严，赵德芳的死因已很难查得清楚。留下记载的倒是太宗皇帝的悲痛，他在德芳灵柩前放声痛哭，甚至废朝五日表达哀思，这是不是在作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当年，宋后曾对赵光义说，我们母子的性命就托付于官家了，看来她还真是个有先见之明的女子。赵光义没有兑现要与她们母子共保富贵的承诺，在他就位后的七八年时间里，几个能够威胁王位的人物，德昭、德芳以及廷美相继不明不白地死去。
赵光义为皇位苦心孤诣，他可能不会想到，到南宋时，因为宋高宗无子，南宋的第二代皇帝又成了德芳之后，他就是宋孝宗，此后的四位皇帝都是他的后人，再后来的四位皇帝则是德昭之后。如果赵光义真的以亲人之死为痛的话，那么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廷美之死。除掉太祖的两个儿子之后，能够威胁到皇位的就剩下了他的弟弟廷美，因而廷美的危险与日俱增。赵廷美之死与宋朝的另一大悬疑“金匮之盟”的出笼密切相关。
赵光义登基缺乏法理依据，当时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受命于杜太后，但也只是那么一说，空口无凭，很多人并不相信。真正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金匮之盟”，但这个“金匮之盟”却是在赵光义当上皇帝5年之后，杜太后去世20年之后才由赵普抛出。赵光义弟继兄位之时面对着那么强大的舆论压力，对此竟然只字未提，如果真有所谓的“金匮之盟”，那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很多人由此怀疑，“金匮盟誓”一说，更像是赵普与赵光义联合编造的一出谎言。“金匮之盟”很可能是莫须有之词，只不过是为了证明宋太宗得帝位的合理性而已。
情急之下，赵光义可能并没有想得太远，“金匮盟誓”虽然可以证明他取得帝位的合理性，但却成为他传位于子的障碍。如果真有“金匮盟誓”，宋太宗之后的传位顺序应该是先赵廷美，后赵德昭，再后为赵德芳，最后才可能是赵光义的孩子们。德昭与德芳死后，赵廷美成了唯一的障碍，而赵廷美恰恰还是开封府尹，占据着这个貌似储君的位子。
赵廷美要想保平安，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效仿赵光义，谋求尽快取而代之，而不是被动等待，当然这需要足够的实力、勇气外加机遇，以当时赵廷美的实力看，走此路无异于死路。另一条就是明哲保身，避免被视为眼中钉，主动退出储君人选，请宋太宗立皇子为太子，如此也许尚可共保富贵。
在赵光义出征北汉的时候，每遇大事不糊涂的吕端曾经为赵廷美出过这样的主意，不过，此时吕端已离开了开封府，如吕端一样洞明世事的人物在赵廷美府中再也没有出现。赵廷美在不知不觉之间走上了一条中间路，他不仅没有想办法消除太宗对他的猜忌，反而采取了相反的策略，拉拢朝中的一些大臣，包括当朝宰相卢多逊。这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他等于在告诉赵光义，自己对帝王有着某种想法。更为糟糕的是，他有关“太宗有负兄意”这样的牢骚也传入了太宗的耳内。
这一切对赵廷美来说，都不是什么好兆头，如果短期内还没什么危机的话，那只不过是还不到时候。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九月，赵德芳死后半年，赵廷美的麻烦来了。
一些朝中大臣向宋太宗揭发赵廷美图谋作乱。虽然那些指控都只是在借题发挥，根本无法证实，但宋太宗还是据此免去了赵廷美的开封府尹一职，把他发配到西京做留守，这也意味着赵廷美不再是储君。不仅如此，指控赵廷美的人都得到了封赏，出任了朝中要职，这为构陷赵廷美开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河，似乎只要伺机罗列他的罪状就可以升官发财。
老政客赵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样的契机。宋太祖在位时，赵普屡屡打压赵光义。赵光义继位后，马上召赵普入朝出任太子太保。太子太保与太傅、太师并称为“东宫三师”，属于从一品官，一般都是封赏的加官，如宰相再加封太子太保，更多的只是荣誉象征，没有什么实权。把赵普放在这个位置，一方面是便于加强对他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安天下民心，赵普是知道赵家机密最多的朝臣，如果他有什么不利于赵光义的言行，那影响可就大了。
后来，局势渐稳，赵普的政敌卢多逊当政，对赵普百般打压，赵普处境相当窘困。巧的是，卢多逊与赵廷美关系紧密，引起太宗疑忌。赵普若要东山再起，必须扳倒卢多逊，而赵光义想要除去赵廷美也必须绕过卢多逊。
宋太宗适时召见了赵普，两人一见倾心，共同的愿望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先前的隔膜与障碍已不复存在。赵普向宋太宗表了忠心，决定“愿备枢轴，以察奸变”。回到家后，赵普连夜赶写奏折，“金匮之盟”就此抛出，这也是“金匮盟誓”内容首次公之于众，赵普成为除杜太后以及宋太祖之外的唯一见证人，而此时杜太后和宋太祖早已做古，赵普的地位不言而喻。
赵普以“金匮之盟”表明忠心，既帮助太宗洗刷清白，又打击了政敌，还帮自己恢复了相位，可谓一举多得。“金匮之盟”完全是赵普的一面之词，他说杜太后临终前曾有遗言，“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为了避免将皇位传于未成年人，嘱咐太祖将王位传于光义，并由赵普写下密约妥善保存。
令人生疑的是，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太后去世时没有让人知道，在太宗继位急需正名之时也没有让人知道，偏偏在太后去世20多年、太祖去世5年之后，在赵普急需复出打击政敌卢多逊之时公布于世。赵普在此刻突然抛出“金匮之盟”，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动机，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场政治交易。
首先，杜太后死时，太祖不过35岁，德昭也已11岁了。她怎么能确定太祖死时，其子年岁还小呢，除非太祖不久即死。
其二，太祖去世时，德昭27岁，德芳17岁，均已成年，根本不存在传位于幼子一说，也就是说杜太后所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出现，赵光义以这个理由登基还是荒唐。
其三，若真有此事，赵光义和赵普又都是亲历之人，为何不在登位之初及时公布，以平息众怒，反而任由各种说法疯传。因为既是传位约定，大可不必深藏固封。
其四，太宗时所修《太祖实录》没有提及此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重修《太祖实录》才加上了这一条，这又是为何？
“金匮盟誓”乍听有理，却经不起推敲，与事实相差甚远。但不管事实究竟如何，赵普显然由此重获太宗欢心，也为自己东山再起加上了重要的筹码。后来的事情也一步步验证着人们的猜测，赵光义与赵普联手将他们各自的对手一同歼灭。宋太宗曾问赵普是否要传位于赵廷美，赵普一语中的，自古帝王传位都是父传子，当年太祖已误，难道陛下还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吗？
这话说得相当暧昧，如果真有“金匮之盟”，传位于赵廷美那是理所当然，赵普如此说岂不是违约？再者，他说先帝已误，可见他对宋太宗登位之事了如指掌。赵普的对答坚定了宋太宗传位于子的决心，也坚定了自己重回相位之路，决定了赵廷美的悲惨下场。
太宗即位后第七年(983年)，赵廷美被告“骄恣”、与卢多逊串通“阴谋窃反”，一再被贬。赵普以他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推测，若对赵廷美的处分过轻，他便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于是他授意开封知府李符上书，称赵廷美心怀怨言，不思悔改，常想翻案。于是赵廷美罪加一等，又被贬为涪陵县公，发配到更为偏远的地方，宋太宗还派当地官员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赵廷美气愤难平，不过两年，于984年忧愤成疾客死他乡，年仅38岁，这与赵光义登基时的年龄相当。之前上书状告赵廷美的开封知府李符，因用刑不当被流放春州，不明不白地死去。赵普做事可谓干净，不留后患。
杨家将故事中所讲的“八贤王”，不管是赵德芳还是赵德昭，史实都是一样的，在那个年代，他们不仅没有什么权势，而且命运相当凄惨。他们在太宗时代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说得直接一点是自身都难保，所谓上打昏君、下打奸臣都只是人们的想象和美好愿望而已，根本不可能成为杨家的保护神。
有关太祖之死、太宗继位的记录，在官修史书中要么失载，要么语焉不详。而另一方面，野史或民间传闻所记却异常繁富，这种情况历朝历代都非常少见。宋太宗自己曾经说过：为君为臣，作一恶事，载之简册，流传万载。他对涉及当朝政治的舆论把持非常严格，他很怕自己有不光彩的事情载入史册，因而一改前朝不干预史料编撰的惯例，专门规定本朝的时政记和起居注，必须按月送他审阅，然后才能交付史馆。这也就是为什么《太宗实录》、《太宗本纪》靠不住的原因了，但凡涉及到宋太宗不光彩的一面，正史中都已隐去，甚或反话正说，粉饰美化。北宋末年进士江少虞编纂的《宋朝事实类苑》也大抵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