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看杨业的官位。杨业归宋时，被授予右领军卫大将军，留在内地做了郑州刺史。无论是右领军卫大将军还是郑州刺史都是虚的，大将军是一个虚衔，郑州刺史是一个虚职，相当于从五品。杨业手下既无兵也无管辖的地盘，没有真正的实权，等于被闲置，这两个虚位只是领取薪俸的参照而已。
这比起杨业在北汉的地位，相差的不是一丁半点，简直是天壤之别。杨业在北汉时为建雄军节度使。五代十国时期，节度使是手握兵权的大将，决定着政权的存亡和走向，他们割据一方，既有土地，又有人民、甲兵和财赋，势力非常强大。五代建国的方式，往往都是节度使拥兵夺权另立政权。后晋的节度使刘知远建立了后汉，刘崇建立北汉之前则是河东节度使。
所以，有人分析说杨业归宋后并不受重用，此话并非没有道理。979年冬天，杨业做了代州刺史，兼任三交驻泊兵马部署，官阶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仍然为从五品，但有了一定的军权。代州和三交都是地名，在今天的山西，是当时的抗辽前线。三交驻泊兵马部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驻三交的兵马指挥官，而三交都部署潘美是当地的总指挥。杨业与潘美的关系大约相当于参谋长与司令官的关系。
980年3月，杨业升为云州(大同)观察使，等于升了一级，观察使为正五品，而刺史为从五品，这是杨业一生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位。至于他战死之后，被加封为太尉、大同军节度，那只是某种荣誉称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再看杨延昭的官位。杨延昭是从荫补为供奉官开始在军中为官的，供奉官属于从八品，分为46和47两阶。虽然供奉官是个下级军官，但应该说杨延昭的起点不低，他一下子越过了正九品以下的六七个官阶。
986年杨业牺牲后，28岁的杨延昭又由供奉官升迁为崇仪副使，崇仪副使为从七品，杨延昭自此跨入了中级军官行列。28岁就相当于今天的团职军官，杨延昭算得上年轻有为。后来他被派往河北前线，升为崇仪使，知定远军，担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负责边防前线的巡逻工作。
崇仪使与崇仪副使同为从七品，但阶次由39升到了31，有了大幅跃升。至于知定远军，担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则是指杨延昭有了实权和具体的工作任务。知定远军就是管辖定远军。
《杨家将演义》曾对杨延昭担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一职有所评价，称其为卑陋之官，延昭的母亲则说担任这样的官职有辱没先人之嫌。实际上，这是个从七品的中级军官，远非卑陋之官，而且按照杨延昭的年龄算，担任这样的官阶也算是比较厚待的了，比起他的后人杨文广50多岁了还是低级军官要强上百倍。
公元999年，杨延昭升为莫州刺史，刺史是从五品的阶官，这与杨业归宋时的官职相当，意味着刚刚四十出头的杨延昭已迈入高级军官行列。1001年，他又被加封为莫州团练使。团练使与刺史同为从五品，但阶次较高，因而也算是提升了。
澶渊定盟之后，宋真宗钦点杨延昭守边，命他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这是实权性安排，也就是命他统领保州事务。1005年，杨延昭升任保州防御使，防御使仍然是从五品，但阶次比团练使更高。
1014年，享年57岁的杨六郎病死于任上。他虽然起点较高，但最终也只是个从五品的官员，没有超越杨业的正五品。杨延昭镇守边关之时，宋辽已经讲和，和平时代的军人，建功立业的机会也少，这也许是他最终没能超越杨业的原因之一吧。
最后看杨文广的官位。按照宋朝的官制，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也就是正五品以上的高官，可以使自己的孩子享有荫补的待遇。杨业官至观察使，他的几个孩子因而都享受到了荫补之恩。
杨文广最初是从殿直开始干的，殿直是正九品的低级军官，相当于今天的连排级干部。后来做过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这已是中高级领导干部了。
1068年，宋英宗将其提拔为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兴州防御使。团练使、防御使都属于从五品，这与杨延昭的官阶相差无几。文广晚年被调到河北，做定州路副都总管，仍然是从五品的官。团练使、防御使是杨文广的虚衔，代表官职的大小为从五品，而定州路副都总管是职官，表示他实际行使定州路副指挥官的权力。
说到“路”，不得不提到宋代的地方官制。宋初沿袭唐及五代旧制，行政机构分州、县两级。宋太宗以后，把全国分为若干路，变成为路、州、县三级。“路”相当于唐代的道、元代的省。
杨文广身为从五品，与其祖上杨业、杨延昭的官阶相差无几。但与同时代范仲淹、狄青和韩琦相比，却只能用星光暗淡来形容。因此，历史上有关他的记载有限，似乎也就不是很难理解的事了。
若要真正把握杨家父子的历史地位，单单了解杨家将的官位情况还不够。有比较才会有鉴别，有对比才会看到差距，可供考察的是狄青的履历，狄青曾为杨文广的上司，出身比杨文广还低。
狄青从军中一卒成长为宋军统帅，最后官至枢密使，其经历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枢密使相当于现今的国防部长，是宋时掌管军事的最高长官。
康定元年十一月(1040年)，狄青被提拔为泾州都监，这是正八品的官职，后来又因功提升为从七品的西上阁门副使。做过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这都是从五品的官职。后来他又任过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惠州团练使，这也是从五品，但阶次高了一些。
杨文广到了这样的官位就止步不前，但狄青一路不停，又历任真定路副都总管，侍卫步军殿前都虞候、眉州防御使，虽然依旧是从五品，但阶次又高了。后来升至步军副都指挥使、保大安远二军节度观察留后，又迁马军副都指挥使，这已经是正五品。再后来升为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擢枢密副使，这是从二品的大官。
与狄青相比可知杨文广的差距有多大。尽管能升至从五品已非常不容易，因为驸马都尉也不过是从五品的官职。宋朝武将的升迁是以军功论的，所以狄青才能从普通一兵升至最高军事长官。
关于杨家将，他们既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受轻视，也不像传说中讲的那样是国家举足轻重的栋梁。
杨业归宋时宋朝的疆域已基本定型。杨延昭时代，宋辽议和，没有太大的战事。而杨文广时，发挥作用的是范仲淹、狄青和韩琦等风云人物，与他们相比，杨文广算不得什么。杨家将在宋朝的存亡中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个军职干部，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宋史对于杨家将的记录非常不完整，杨家三代，只有杨延昭的生死年月清楚，杨业与杨文广都是生年不详，只有死亡年月。
在《宋史》中，杨家将的地位不及潘美、范仲淹、狄青，但在人民的心目中，他们的地位更崇高、更神圣，远高于朝廷的记录。这也许就是纸上的历史与人们心中“历史”的区别吧。从杨家祖孙三代的履历可以看出，他们都没有可能居住在京城开封。
杨家祖居麟州，也就是今天陕西神木县一带。杨业20岁的时候到了太原，镇守边防30年，曾贵为北汉的建雄军节度使，建雄军设在今天的山西代县。杨业归宋后，被授予右领军卫大将军这样一个虚职，留在内地做了郑州刺史，后来边关情急，他又被派往代州做刺史，兼任三交前线指挥官，代州和三交都在今天的山西一带。
史载，上前线之时，宋太宗给予杨业很丰厚的赏赐，如果有天波府这么大的恩赐肯定是要记载的。杨业效力宋朝前后不过七八年的时间，最后死于边关，从他的履历看，无论是归宋前还是归宋之后，都未曾驻过宋朝京城开封。
杨家第二代杨延昭只是个边防守将而不是京官。杨延昭年轻时在父亲帐下听令，杨业阵亡之后，他一度被派往南方，后来又调往北部边防，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负责边防前线的巡逻工作。杨延昭一生都是在边关度过，他也病死在边关。
杨家第三代杨文广的成就远不及前两代，更不可能享受豪宅的待遇。他曾跟随范仲淹抵御过西夏，在韩琦手下当过差。也曾随大将狄青南征，在今天的广西南宁、宜山一带做过官。晚年被调到河北，做定州路副都总管，一生漂泊，老于任上。
既然京城里没有天波府，那么杨家归宋后究竟居住在哪里呢？李裕民先生给出的答案是，很可能在郑州。
归宋前，杨业一家久居太原。979年归降宋朝以后，先是授郑州刺史，接着又被调往代州前线，但仍兼郑州刺史。杨业身在对辽作战的前线代州，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是他的家安在哪里？
杨业身在代州，却判郑州，一个人身兼两职，到底为何？
答案就是，他的家属安顿在郑州。杨业兼这个职，就是为了领取俸禄，养家糊口。这样的安排是宋代对守边将领的优待，也是一种惯例，并非杨业一人所独享的特权。《杨业传》虽然没有点明这一点，但另一位代州守将的事迹中却记录得很清楚。
这个人叫谭延美，杨业去世后的第三年，他出任代州守将。宋史在讲述这件事时提到，“是时任边郡者皆令兼领内地一州，处其家属”。谭延美是杨业的后继者，与杨业基本处于同一时代，他的境况应该与杨业差不多。
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边防守将都会在内地的某一个州兼职，目的就是安顿他们的家属，这是宋代通行的政策。目的有两个，一是保障边将家属的安全，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可以安心边防；二是以防边将叛变，一旦事发，家属就是人质，投降敌人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宋时对待边将的政策，太祖与太宗略有不同。太祖时立下边将在内地兼职的制度，边将可以享用兼职州的一部分赋税，有的甚至是全部。太祖多把边将家属安置在首都，太宗时则开始收紧优待政策，把他们的家属分散安置，只要是在内地即可，未必就在首都。杨业因是降将，能够享受的优待自然要比“根正苗红”的守将差些，家属安置在京城边上的郑州也算是个不错的选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