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明人叶盛在他的《水东日记》中有载，当时南方的私人书坊流行过一部叫做《杨六使》的长篇小说。叶盛是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的进士，他所提到的这部书，比现今存世的杨家将小说要早一百多年。
熊大木所称的《杨家府》与叶盛所言的《杨六使》是否为同一部书已无从考证，因为它们都没能流传下来，好像突然间就从人间蒸发了，这究竟是为什么？还有，《北宋志传》给人的感觉是拼凑的痕迹太重，前八回与杨家将无关，讲的都是呼家将的故事，后面又有高怀德、赵普、宋琪、曹彬等人之事，似乎有心把杨家将故事加工成北宋演义。
另外，明代杨家将小说较之以前的杨家将故事，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突出的就是妖魔鬼怪盛行。
元代及明初，杨家将人物塑造基本上都是写实的，到了明代中后期，冒出大量神怪内容，从写实到神魔，风格变化可谓大矣。著名史学家余嘉锡先生曾经感叹，杨家将小说“自大破天门阵以下，牛鬼蛇神，无理取闹，阅之令人作三日呕”。
这种说法虽然稍显极端，但却是对杨家将小说荒诞色彩的客观评价。元明戏曲中的杨家将故事，神怪色彩很少出现。《昊天塔》中有杨业托梦的情节，但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破天门阵》一戏，虽然也是妖道设阵，但重点渲染的是天门阵如何神秘莫测，阵中有阵、阵中套阵，杨六郎及其属下二十四使是破阵的主力，宋军取胜靠的是人力而不是神力，没有太多的神怪、巫术。
在明小说中，破天门完全变了味道，神魔色彩相当浓重，人只是某种道具，根本无法左右局势，一切都要仰仗神仙鬼怪斗法。明代中期的《东游记》也讲到了天门阵，一些情节雷同。至于破天门阵之后的故事，更是邪乎得离谱，两军交战，取胜之道不再是将军自身的武艺、胆识和谋略，而全靠法术与魔法克敌。这似乎是一种倒退，但却迎合了明代的政治与现实需要。
“巫术”对现代人来说是个并不怎么光彩的词汇，但在中国古代，它对政治、军事、文化以及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非常深刻。《山海经》、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以及唐代传奇，无一例外地都有巫术出现。明代小说也深受影响，神妖内容不时出现，《西游记》自不必说，“三国”和“水浒”也不能脱俗，都有不同程度的神怪内容。
明代杨家将小说也是巫术风行，战争不再是凡人的斗争，将军们若想赢得胜利，不会巫术是万万不行的。杨文广、杨宣娘与敌斗争，几乎每次都要依靠巫术取胜，巫术成为克敌制胜的不二手段。取材于元代戏曲和民间传说的杨家将故事，到了明代演变成神魔小说、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混合物。
木桂英的出现，杨文广的故事，十二寡妇征西，其表现手法与《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类似。第四十五回，宣娘撒米成兵截敌去路；第五十五回，杨门女将与八臂鬼王斗法，鬼王黔驴技穷，战败被擒，最后被打回原形，却原来是一只偷吃了仙丹的螃蟹精。
古人认为，人间的重要人物与天上的星辰是对应的，星象变化预示着人间的重大事件，这也是巫术的一项重要内容。《北宋志传》第25回，五郎观星象，“见将星明朗，正照于双龙谷”，所以知六郎尚在。两部杨家将小说都讲到了八王患病，寇准请华真人为八王向北斗祈寿之事。《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有类似情节，诸葛亮为延长寿命而向北斗祈禳，不料被魏延将本命灯踏灭，功败垂成。
除了神怪、巫术，杨家将小说还充斥了大量的宗教宿命色彩。杨六郎是白虎托生，追随六郎的岳胜、焦赞发现了此中的奥秘，将其视为神人而终生追随。
不仅如此，《北宋志传》很有一些地方题不达意，比如第一回前有首古风：“仁宗统御升平盛，蛮王智高兵寇境；杨府俊英文广出，旌旗直指咸命归。更有姨娘法术奇，炎月瑞雪降龙池”，但正文却没有诗中提及的这些内容。也就是说，《北宋志传》把一些情节删除了，但又没有很好地修订，不能自圆其说，这看起来是破绽，却为解读历史真实提供了线索。
明朝人郎英对熊大木所在的建阳书坊有如下评价：
“凡遇各省好书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板纸最滥恶”，“品最下，而值最廉”。
郎英的记载，部分解释了《北宋志传》为何情节缺失、前后不一的原因。熊大木的建阳书坊有点类似现在的盗版基地，在商业利益驱动之下，他们把一部书分为两部，省却中间很多情节，不为别的，只为降低成本，多赚点钱。
商业利益固然可以解释《北宋志传》为什么要删除一些故事，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再深一步讲，既然明初就有杨家将的完整版本，为什么只有万历年间的保存了下来，是什么原因让之前的版本突然失传了呢？明小说为什么妖魔鬼怪成风，风格突然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这里面有些什么蹊跷原因？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天灾还是人祸？
二 明朝大学士为播州杨氏寻根
杨家将小说的突然消亡，一定与社会的重大变故和人为操纵有关。付爱民先生在《明代杨家将小说的发展与播州杨氏家族》中进行了细致推演，他认为，这一切很可能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至二十九年(1601年)，明政府平灭播州土司杨应龙有关。
历史上的播州，位于现在的贵州遵义老城，那里有杨家将的另一支血脉。明代初期，播州杨氏发展到了顶峰，这一切都得益于明政府的大力扶持。
当年朱元璋发兵征南，播州杨氏审时度势，在各土司中率先来归，对明王朝顺利实现统一堪称有功。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明太祖对播州杨氏格外宽容，给了他们很大的自主权。朝廷除了不向播州征收税赋之外，还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
杨氏土司的势力越来越大，很多朝官也畏之三分。遇有紧急边情，政府还要从播州征调兵将抵御外寇。在具备了军事和经济实力之后，播州杨氏开始重视起家族的地位和名望。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明初大学士宋濂(1310—1381)所作的《杨氏家传》出炉，这部书为播州杨氏追祖溯宗，巧妙地考证出他们是宋代杨家将的后裔。
元末明初，借助于各种艺术样式的广泛传播，杨家将已名满天下，附会名门可以使播州杨氏获得更高的威望和荣耀，而借助于宋濂之口认定此事，它的可信度与含金量就更高。
宋濂是明初最有影响的文臣，朝廷的礼乐制度多由他来制定。朱元璋称其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当年传诵一时的《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就是宋濂的大作。
宋濂的这篇檄文第一次提出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理念和口号，反复强调讨元北伐是为了“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这些思想确立了明军讨伐元军的正义主题，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由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操刀播州杨氏家传，对于确立并提升杨氏声望有着非同凡响的重要意义。
据《杨氏家传》披露，播州杨氏一世祖杨端原籍太原，与杨家将的代表人物杨业同族同宗。唐朝末年，乾符三年(876年)，杨端应募入伍，随大军击败占据播州的南诏政权，在当地当了酋长。他的后人杨昭始终没有子嗣，恰逢杨延昭之子充广到广西为官，双方联宗通谱之后，杨充广把儿子杨贵迁过继给杨昭，自此以后，播州杨氏就是地地道道的杨家将后人了。
历史上，播州杨氏也是英雄辈出。两宋时代，他们为抗击契丹、西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宋末，成为抗击元蒙入侵西南的主力，杨家将的故事得以继续传承与发扬。
1206年，南宋宁宗时，杨贵迁的第六代传人杨粲请求大举北伐以雪前耻，最后虽然没能成行，但彰显了播州杨氏的爱国精神。宋理宗时，元人已非常强盛，杨粲之子杨价自愿请命，屯兵江南，声势浩大，威震敌胆，使得北兵多年不敢南犯。
杨价去世后，他的儿子杨文继续坚守播州。杨文曾上书朝廷，献上御敌三策，指出元兵南侵之所以能如入无人之境，关键在于没有拒敌于城门之外。元兵攻占西南时，他派兵北援四川，西救云南，为危难的南宋苦苦支撑局面。
当然，《杨氏家传》的真实性，一直受到专家学者的质疑。播州杨氏土司却不管这些，他们明确宣称自己就是宋代杨家将的后裔，其事迹也开始融入杨家将故事之中，而且很可能，他们还凭借自己的势力，动用了舆论宣传工具，把杨家将故事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请宋濂为本族修传，是播州杨氏自我宣传炒作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播州虽然偏居一方，但由于受到朝廷的重视，杨氏土司的子弟可以常年寄居京城。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播州子孙曾入朝进入太学，接受国子监官的训导。也许正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结识了大学士宋濂并邀其为本族作传。
既然最受明太祖宠信的宋濂都甘愿为杨家撰写家谱传记，那么请一些文人、艺人编写、说唱新的杨家将节目应该并不是太难的事。而对于明太祖来讲，通过杨家将故事宣扬忠孝仁义也是他想要的，这是一件能够双赢的好事。
有关播州杨氏与杨家将关联的新发现，为杨家将故事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方向，盘活了已经基本定型的杨家将故事，这些崭新的节目因其鲜活的当代色彩在播州以及京城都广为流传。至今遵义附近仍有浓重的戏曲表演风气，六郎城、六郎屯等方位的存在，是杨家将说唱节目在遵义地区兴盛的遗证。明初的都城设在南京，后来编订《杨家府演义》的纪振纶正是南京人。
明代杨家将小说新增加的内容，很多都带有播州杨氏的痕迹，有的甚至还可以在杨氏土司中找到原型。播州杨氏土司中也有叫杨文广的，他是杨光震之子，即杨贵迁的孙子。
播州杨文广经常统军讨伐周边叛乱的南蛮酋长，他的征服策略不是一味地打压，而是恩威并用，这与小说中最后释放五国蛮王相似。杨文广还有一个兄弟叫文宣，他很有可能是宣娘的原型。小说中，杨宗保之死与狄青派人行刺有关，而播州杨文广的爷爷杨贵迁恰恰是被川南的酋长所刺杀。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明代杨家将小说较之以前的杨家将故事增加了那么多新的内容。新增加的故事，诸如借木、盗马、女将等精彩情节，都很有播州风情。《杨家府演义》中多次出现与马有关的故事，特别是孟良三次盗马的情节，很可能也是当地风俗的曲笔反映。
播州虽然也产马，但都是比较短小的“羁縻马”，不适合行军作战。不过当地产茶，他们经常以本地的茶换取西面诸番的良马。这种茶马互换的方式，在宋代就已经建立，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大观初，诏播州夷界巡抚杨光荣，岁市马十匹于南平军”。
《续资治通鉴》有记，曾与播州杨家作战的罗罗部落酋长乞弟、阿永等均曾带着马匹入市交易。播州土司交换而来的良马多次向朝廷进献，南宋时，为支持抗金战争，杨粲向朝廷献战马300匹；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杨铿入朝进见，献贡马10匹。
小说中杨文广在奉命取宝的过程中收了三个妻子，她们都是贼寇出身，性格泼辣豪爽，为争夺夫婿相互攻打，这样的事情在播州附近并不鲜见。播州杨氏在收服周边部落的时候，常常采用联姻的手段，以期通过“姻媾”使盟友关系更为牢固。播州土司与剧贼联姻以及妻妾间的争斗，这些事情在小说里的杨文广身上都有隐约的体现。
播州杨氏因为妻妾众多，虽然在继承权问题上一直强调“立嗣以嫡”，但家族内部经常因为庶出夺嫡引发妻子与妾室及其子女间的争斗。最典型的当属发生在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件事：土司杨相宠爱庶子，嫡子杨烈及其母亲张氏不服，史称“悍甚”的张氏用计巧取兵权，驱逐杨相。大权旁落的杨相，无奈离家出走，最后客死他乡。
“十二寡妇征西”的对象“西番新罗国”，在播州附近也可以找到原型，它影射的是播州杨氏的夙敌罗罗族人。播州以西广袤的川南地区，宋时称“罗氏”，即现在彝族的先民，他们与播州杨氏世代为敌，双方征战不止。
“西番新罗国”的大将张奉国号称“鬼王”，这也可以从当地找到印迹。《明史》316卷“贵州土司列传”中载：“贵州，古罗施鬼国”。罗罗族人风俗尚鬼，他们所有的宗教活动均称为“做鬼”，首领被称为“鬼主”，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罗鬼国”。
播州杨氏与西面聚居的罗罗人发生过多次激战，杨贵迁之子杨光震曾协助泸州守将平叛，征服罗罗酋长乞弟。杨光震之子杨文广更是与罗罗人频繁激战，结下世仇。至南宋末，播州土司杨价、杨文、杨邦宪祖孙三代坚奉宋统，杨价屡次被征调抵御侵川的蒙古军，杨文则辅助主将平服了吐蕃诸部。
后来归降了蒙古的大理国与乌江罗罗族人曾犯播州，杨邦宪义勇拒战，待敌军半渡之时，在中流杀贼数千，生擒罗罗族的大酋长阿苏。为了感化他们，杨邦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历数罗罗族罪状，在阿苏表态知过悔改后将其释放，罗罗人从此降服播州 。“六郎三擒孟良”、“诸葛亮七擒孟获”等宣扬以德服人的故事，很可能也是受了这些史实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