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廷的帮助和怂恿之下，播州杨氏的势力不断扩大。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他们又得到了一份荣耀，播州杨氏的子弟可以入朝进入太学，由国子监官亲自督导学习。嘉靖元年(1522年)，应播州土司的要求，朝廷赐给他们儒学典籍《四书集注》。
杨氏土司在自治的过程中，兵力不断壮大，多次帮助朝廷平定苗民叛乱和附近少数民族叛乱。到了杨应龙时代，播州杨氏已是湘、贵、川一带的名门望族，势力达到顶峰，屡屡与周边的土司、地方官以及朝廷命官发生冲突，贵州流官不满土官横行无忌、不服流官管束的霸道作风，矛盾已很难调和，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明史对杨应龙的描述基本都是反面的，说他好猜疑，性情残忍。1571年，杨应龙继承父亲杨烈之位，一开始表现得尚属低调，对朝廷毕恭毕敬，也屡受皇恩。万历十四年(1586年)，皇宫太和、保和、中和三大殿因雷击起火被焚，杨应龙及时献上当地“大木七十”，因其“材美”，讨得朝廷的欢心，赐其“飞鱼服”，授予都指挥使一衔。
为了独霸一方，杨应龙对内酷杀树威，不仅镇压播州一带的苗民，还屡屡侵犯四川汉人境地，引起了朝野的极大关切。播州附近的一些土司也对他心存不满，朝廷中更是有人想要除掉他。
万历十八年(1590年)，贵州巡抚叶梦熊上疏朝廷指出，杨应龙有诸多凶恶之事，巡按陈效则直接给出了杨应龙的24条罪状。但是在如何评价和处置杨应龙一事上，明朝内部存在着不同意见，在黔的官员认为杨应龙罪大恶极，但蜀地官员认为其无可勘之罪，黔官便指责蜀官有意包庇。当时为防御松潘，播州土兵被征调协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松潘地处险要，是西南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也是西藏通往内地的桥头堡，为西南边防前沿阵地。正是因为如此，四川巡按李化龙提议，暂免对杨应龙的勘问，准允他戴罪立功。
两派意见相左，明政府犹疑不决。其实，叶梦熊弹奏杨应龙还有另外一层深意，那就是要推行所谓的“改土为流”。万历十九年(1591年)，叶梦熊正式提出这一主张，欲把播州所辖五司“改土为流”，全部划归重庆管理。所谓“改土为流”，就是废除世袭土官制度，改为非本地的流动官员进行统治，这意味着播州杨氏对当地的统治即将化为乌有，杨应龙当然不会答应，所以极力加强对所辖五司的控制。
此时杨应龙家中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对杨氏家族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得朝廷的反杨势力抓住了把柄。万历十九年(1591年)，杨应龙的宠妾田雌凤为了争夺嫡系之位杀了嫡妻张氏。张氏的叔父张时照与部下何恩、宋世臣等人含恨上书朝廷，诬告杨应龙谋反。叶梦熊闻讯大喜，立即请求发兵剿灭杨应龙，但受到蜀地官员的反对。他们认为，蜀地三面邻播，与播州关系密切，而且播州兵将骁勇，多次受朝廷征调，立有战功，突然发兵征讨不是良策，应以安抚为宜。但是，谋反是何等严重的罪名，朝廷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于是下令四川、贵州两省联合勘调此事。杨应龙表态，愿意配合调查。不过他提出，黔地官员一向必欲除己而后快，所以他愿意赴蜀而不赴黔。
万历二十年(1592年)，杨应龙在重庆受审，结果被判定有罪，依法当斩。杨应龙大惊，急忙疏通各种关系以求活命，允诺愿以二万金赎命，正在狱审犹疑不定之际，国际国内突然发生的一场重大事变，使杨应龙逃过一劫。那一年，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明王朝决定发兵援朝，于是广征天下之兵。杨应龙闻讯，立即表态愿率五千播州兵征倭自赎。国家正当用人之际，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不过杨应龙的所谓率兵援朝看来并不是出于真心，他回到播州后一直按兵不出，没有履行出征朝鲜的诺言。巡抚王继光前去督办，杨应龙仍然没有回应。此时，张时照等人再次上书弹劾，王继光遂发兵征讨。
征讨杨应龙的战事一开始进展得并不顺利，播州辖内山高林密，道路难行，大明政治腐败，军队战斗力差，在与杨应龙的交战中屡屡受挫。朝廷一时拿杨应龙没有办法，又考虑到东西两线同时用兵，未必能取得好的效果，因而再次招抚杨应龙。
杨应龙借机上书表白，自己本不想叛乱，无奈受奸人陷害，事至于此，实非本意。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杨应龙次子杨可栋被羁押重庆以做人质，可叹的是，杨可栋在重庆被害。这件事对杨应龙的打击很大，他痛心之极，随后又反，散金厚抚诸苗，决心死战。
讨伐杨应龙的战争进行得非常艰苦，历经8个年头，集8省(当时只有13个省)20余万兵力，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兼巡抚的李化龙率领几十万大军才彻底剿灭了杨应龙。讨伐杨应龙与平定哱拜、援朝抗倭被史学界称为 “万历三大征”，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100次战争之一，对中国西南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平播胜利意味着播州土司的解体，这是朝廷的意志，也是地方行省不断壮大的需要，更是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必然的结果。
战后播州被一分为二，“属蜀者曰遵义府，属黔者为平越府”，完全满足了流官们的愿望。播州杨家将既是四川、贵州两省利益分割争斗中的牺牲者，也是外来势力急于吞噬、抢占土著资源的政治牺牲品。到这个时候，明代显赫一时、称霸一方的播州杨氏家族随着播州行政制度的改土归流而没落，“杨家将”说唱曲艺、讲史小说随之又发生了一场裂变。
平播之战结束之后不过两年，一部6卷本100回的说唱小说《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应运而生，其紧跟形势之快，令人咋舌，播州杨家将的基调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北宋志传》的首刻本出现在万历二十一年，正是朝廷决定对播州用兵的那一年，小说被删改得有些不能自圆其说。《杨家府演义》则是在播州平叛结束之后出版的。《征播奏捷传》的快速出笼与杨家将小说的集中出版，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书坊此前印行的带有褒扬播州杨氏内容的小说，因为播州事发，在政府的干预下，不得不紧急改版重刻。
播州杨家将既已成为朝廷的反臣，那些为其歌功颂德的小说及其他作品当然就不再合于时宜，当然要受到朝廷的清剿。没有人敢私藏，或者尽管有胆大包天者，但历经岁月沧桑，无法传得更为久远，所以今天再也见不到了。
杨文广征南的故事，很可能在旧小说中已按照宋廉的《杨氏家传》，直接讲述杨充广至播州与杨昭通谱传脉的故事，所以万历重刻的版本都将故事截断在西夏被征服的时候，仓促了结。《杨家府演义》中所谓征新罗国的故事，在原小说中很可能就是播州的杨文广或某代土司的事迹，为了避讳，作者进行了编改，将“十二寡妇征西”与播州杨氏征西番罗氏鬼国的故事整合到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冒出一个西夏新罗国的原因。
《杨家府演义》虽然删改了正面颂扬播州杨家将的地方，但内中却多有曲笔。这部书强调杨家将世代忠勇，却屡被奸臣陷害，结尾是杨家将不堪奸臣诬陷，怒杀奸臣张茂之后举家逃归太行山。作者在这里隐晦地为播州杨氏喊冤，对应的史实是杨应龙被妻叔张时照所告谋反，书中的奸臣张茂正是张时照的谐音。
杨应龙谋反是被陷害的，他可能根本就没想谋反，只是被逼无奈。为了“改土归流”，那些流官就必须清除杨家这个障碍，谋反的罪名显然是铲除异己的最好手段。没有人相信杨应龙真的是蓄意谋反，但当罪名升级到谋反的时候，事态就变得严重了，发展到最后就是覆水难收。
从朝廷到地方巡抚很多人都清楚，播州之征是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强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开始，紧随其后的征伐永宁土司之战便验证了这一点。播州杨家将曾是明朝四川政府频繁征调征番的义勇之师，也正是因为有这一点利用价值，所以四川官员如李化龙总是设法保护杨家将，向上曲达其忠，类似于小说中屡次替杨家将伸冤又倍感无奈的周王原型。
《杨家府演义》很为杨业等鸣不平，一方面良将受屈，另一方面军力不振，这和感怀落寞文人的心境有某种契合。杨家将最后杀奸归隐，自我解救，既是小说家和民众的理想寄托，也为杨家将出了一口恶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