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哲元在钱家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二，儿子中是老大，比姐姐钱雪梅小四岁。钱哲元初中只读了一年就遇上了“文革”，接着下乡当知青，姐姐钱雪梅初中是读满了三年的，又特别爱看书，知识水平在他之上。在家里，母亲周秀兰宠爱儿子，洗锅洗碗扫地抹灰都叫钱雪梅做，姐姐从来没有对他有过怨言。他当知青下在钱雪梅插队的生产队时，钱雪梅已是下乡四五年的老知青了，农活和农村的为人处事他不懂，姐姐就教他。两姐弟生活在一起，他只是干一些劳力活，做饭洗衣大多数是姐姐。所以，钱哲元在心里很钦佩和尊重姐姐，她说啥都听，她叫做啥事都要帮。
这次到北京，钱哲元只带了洗漱用具和一套换洗的衣服，行李少，利落些，在火车上也少花精力看行李。他到北京去过一次，那是一九六六年初冬，“文革”开始不久大串联的时候。那时，他才十四岁，跟同学一起去的。十多年过去了，铁路沿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这是夏天，山川大地也是另外一派风光。但是，钱哲元没有心思看车外那些似曾相识的地方和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的景色，心里只想着姐姐这回的事情。
第三天中午，火车在北京站停下来。钱哲元背着包下了车，随着下车的人流，到了出站口。正在四处张望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接四川江城的钱哲元！”
钱哲元看过去，是一个解放军同志，心想：“这肯定就是江平姐的丈夫贺蒙生！”
他走到跟前，问：“你姓贺吗？我是四川江城的钱哲元。”
“哦，我叫贺蒙生。你还有行李吗，我给你拿？”
“没有，我就是这个包。”
“好，那我们走！”
贺蒙生还没有吃午饭，领着哲元一起在路边吃了个便餐。肚子填饱以后，他们立即到街对面的公交站，坐车到收容遣送所。
公交车走走停停，走了近一个小时。下了车，又往前面步行了两百多米才到。
从大门进去，贺蒙生领着钱哲元进了办公室。没等贺蒙生开口，前几天接待过他的那两个人就满脸堆笑地站了起来，说：“你好，解放军同志，请坐！”
贺蒙生点了点头，说：“不客气！不坐了，钱雪梅的亲属来领人！”
“证件和手续都带上了吗？”
“按你们前一次说的，都带上了。”
贺蒙生叫钱哲元把自己的证件和公安派出所开的亲属证明书拿出来。
对方拿着钱哲元的工作证，口里不自觉地念道：“四川省江城县外贸站”，看了一眼面前的小伙子，同照片上是一个人，又拿起亲属证明书，一字一句地看完，公章红彤彤的，问：“你是钱雪梅的弟弟？”
“是，你看派出所的证明写得清楚。”钱哲元说。
“你这当弟弟的这么文文静静，你姐姐可不是个安分的人，几天里在我们这里又闹又唱，把我们弄得没办法，你把人领回去，好好儿劝劝她，叫她不要多事儿。”
钱哲元“嗯嗯嗯”地答应着。
手续办完，那两个人带着贺蒙生和钱哲元进到里边。
门打开，在床上睡觉的钱雪梅听到声音，眼前一亮，贺蒙生和弟弟钱哲元站在面前！
钱雪梅翻身起来，拢了拢头发，定了定神，确认这是真的，站起身走过来，紧紧地抱住钱哲元，两串眼泪流了出来。
钱雪梅松开弟弟，用手背揩了泪水，对贺蒙生说：“谢谢你！”
出了大门，钱雪梅觉得天一下大了，心完全释放了。
贺蒙生问钱雪梅：“在里面他们没有怎么你吧？”
“没有，只是失去了自由，除了吃饭，都在那个屋子里，那多难受！”钱雪梅还是没有心情笑出来，说，“那里面一天三顿都是一个人两个一两的玉米面馒头或者窝窝头，一碗一颗油腥都没有的菜汤，天天吃，就是英雄好汉也要成一个病夫！”
钱哲元说：“那里面除了个别像你这样的人，都是长期流浪人员，给吃好了，不是都要逃跑出去了，吃得孬，叫你没劲跑，好规规矩矩的。”
贺蒙生笑了，说：“这也是，这些地方咋能把伙食给你开得多好嘛！”
“小贺，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钱雪梅突然问。
“啊——这个地方叫功德林。据说最早是一个庙宇，清朝后期改为监狱，关押人。这里关押过很多有名的人。新中国成立后是北京市第一模范监狱，后来监狱搬到秦城，这里改成收容遣送所。”贺蒙生知道得很详细。
“功德林！”钱雪梅把这个名字记在心里。
快到公交站时，钱雪梅对贺蒙生说：“这一次耽误了你这么多时间，费了这么多事，要不是你帮忙，不知我还要在里面关多少天呢，真是太谢谢你了！我们现在就去买票赶火车回去，你去忙你的！”
贺蒙生劝他们姐弟到他们部队去住一晚上，休整一下再走。
钱雪梅姐弟再三谢绝，说这么多天了，家里人都很着急，要马上回去。
贺蒙生见留不住，把他们送到火车站买了票才走。
在返回的火车上，两姐弟一路，互相有了照应，你看行李我睡觉，我看行李你睡觉，又有人说话，很轻松，时间也过得快。
第三天晚上，钱雪梅姐弟到了家。
拢屋的时候，家里的灯还亮着，一家人都还没有睡觉。
钱雪梅和钱哲元迈进门，突然出现在面前，好像从天而降，全家人又惊异又高兴。
钱华跑过来抱住钱雪梅，连声叫“妈妈！妈妈！”，用稚嫩的声音问：“你这么久到哪儿去了嘛，也不给我说……”钱雪梅弯下腰，双手抚摩着女儿的头苦笑。
钱家吉和周秀兰看着雪梅和哲元说：“你们在车上吃东西没有，我们去给你们煮面条？”他们知道姐弟俩即使在车上吃了，这阵也饿了，钱家吉赶快进厨房系上围腰做饭，周秀兰也跟着走了进去。
“姐姐喝水！”小妹雪萍给钱雪梅倒了一杯水端来，接着又给哥哥钱哲元倒了一杯。
钱哲元坐在那里直愣愣地望着钱雪梅，想要从她脸上读出什么来似的。
“我脸上又没长麻子，你这样把我盯着干啥？”钱雪梅一句话说得几个弟妹笑了起来。
半个小时工夫，父亲钱家吉和母亲周秀兰端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出来，一碗递给钱雪梅，一碗递给钱哲元，姐弟俩端起来吃得津津有味。
回来了就好，等他们吃完，父亲钱家吉把碗筷收过去洗了，出来坐了很大一阵，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周秀兰也没说没问。
十一点，全家人都睡了。
第二天，钱哲元到外贸局销假上班，钱雪梅吃过早饭也到旅馆上班去了。
钱雪梅知道，服务行业这么长时间没上班，确实耽误得太久，她不上班，人家就得顶上，会给同事增加很大的负担，给领导找很多麻烦，因此很不好意思。到了旅馆，她首先到经理室去，找刘经理说明情况。走到办公室门口，小李看见她，问：“钱姐，你这么久哪儿去了，不见你？”
钱雪梅没回答他的话，问：“刘经理在吗？我去找一下他。”
“刘经理刚来，在办公室。”小李是个很好的小伙子，没有因为钱雪梅没回答他的话生气，听钱雪梅问刘经理，认真地回答了她。
走进经理室，钱雪梅还没有开口，刘经理就问起了她：“钱雪梅，你这么久哪儿去了？班也不来上，人也见不到？有事要耽搁也该先请假嘛！”
钱雪梅知道自己违犯了旅馆的制度，等刘经理问完才说：“我到北京去了，没想到耽误了时间，所以我来给你说一下。”
“你到北京来去一个礼拜就够了嘛，哪要得了这么长时间？”
“就是嘛，本来说办了事就回来，没想到……唉，不好说得……”
刘经理见她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没有再问，说：“先去上班！”
从经理室出来，遇见几个同事招呼她，她强装笑脸，“嗯嗯啊啊”地答应着。
过了几天，旅馆的处理出来：“从耽误的时间里，除去当月应当休息的天数，其余有几天补上几天，下不为例。”
接着几个星期，钱雪梅连续上班，一天也没有休息，她要把别人顶的班还给人家。
她下班回家就弄孩子，孩子不在就睡觉，宁肯一个人待在家里，也不上街。在家里同父母弟妹在一起，也没有多少话说。别人说话，有时笑一下，经常发愣。
“这是怎么啦？”母亲周秀兰看到这种情形，觉得不正常，着急地对老伴钱家吉说，“雪梅受了几次大的打击，这次又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是不是神经上出了啥问题喽？”
钱家吉说：“我也感到她有些变化，但是精神上不可能有啥问题哟！”
周秀兰对钱哲元和他的几个弟妹说，有的说他们也觉得姐姐有些不对，有的说没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