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西征花剌子模
花剌子模是中亚古国之一，位于阿姆河下游，国都玉龙杰赤（土库曼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新都撒麻耳干（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原被塞尔柱帝国统治。在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高原之时，花剌子模也在摩诃末的领导下，国势达于极盛。它击败了西辽军队，占领了西辽的兀提刺耳（哈萨克斯坦帖木儿）等城。并攻占了撒麻耳干以及忽章河（锡尔河）流域的一些小国，总的兵力已达40万。摩诃末志骄气盛，正企图向东扩张，征服中国，以创建一个伊斯兰大帝国。成吉思汗十年（公元1215年），摩诃末曾派代表团来中国，在金中都晋见了刚刚占领中都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表示愿与花剌子模友好，并同意双方商人自由贸易往来，成吉思汗也派了使团回访。但当蒙古组成的商队，携带大量金银、丝绸、毛皮等货物，于成吉思汗十三年（公元1218年）春季到达花剌子模边境城市兀提刺儿时，当地长官亦难出竟将他们扣留，报摩诃末同意后，将商队的四百五十人全部杀死，货物没收。仅一名驼夫得逃生命，回到蒙古。成吉思汗闻讯大怒，决心以武力复仇。先派出三名使臣去花剌子模指责摩诃末背信弃义，要求交出凶手亦难出。摩诃末不但拒绝了要求，而且杀死首席使臣，将其他二人割去胡须逐回蒙古。因而，这两个都有建立大帝国雄心的统治者之间的战争，终于发生。
成吉思汗为打通西进道路，先派一部兵力攻灭西辽，成吉思汗于十四年（1219年）春，除留木华黎率一部兵力继续攻金外，调动全国军队向也儿的石河（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集结。当年秋，成吉思汗开始西进，抵达杀害蒙古商队的兀提刺儿后，留察合台军围攻该城。其余军队区分三路：术赤部为右路军，进攻忽章河北段的毡的（哈萨克斯坦克孜勒奥尔达）、养吉干（哈萨克斯坦科卡拉尔附近）等城；阿刺黑那颜部为左路军，进攻忽章河南段的费那客特（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南）忽毡（乌兹别克斯坦列宁纳巴德）等城；成吉思汗自率主力为中路军，越忽章河进攻不花剌（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切断撒马耳干与玉龙杰赤的交通联系，尔后与察合台军会攻撒马耳干。至成吉思汗十五年（公元1220年）三月间，各部军均按预定计划完成了任务，摩诃末逃去阿母河（阿姆河）以西，成吉思汗进驻撒马耳干后，派哲别等率两万精骑，分两路追击摩诃末。至当年末，摩诃末被迫至宽田吉思海（里海）中小岛上病死。玉龙杰赤亦为察合台、术赤两军攻占。次年初，成吉思汗率军渡阿母河继续向西扩展。当年攻占了呼罗珊地区及塔里寒（阿富汗塔卢坎）等城。但失吉忽秃忽所部3万人，在八鲁湾（阿富汗巴米扬）却遭到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被摩诃末之子札兰丁军歼灭过半。成吉思汗自统主力进击，于11月间，经激战后，将札兰丁军歼灭于申河（印度河）北岸，札兰丁仅率少数部队逃入印度。
追击摩诃末的哲别等军，横扫北波斯，越过高加索，败斡罗思联军于河里吉河（乌克兰日丹诺夫北卡里奇克河）经钦察草原回师，于成吉思汗十八年（公元1223年）底，与成吉思汗主力会合。开始东归，于二十年（公元1225年）春，返回蒙古。
（5）灭亡西夏
西夏北邻蒙古，东接金朝，位置于两国中间，为蒙金必争之地。西夏称臣于金，订有“交相救援”之盟。成吉思汗欲进攻金王朝，必先征服西夏，以解除攻金时的翼侧威胁。所以自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后，先后五次对西夏用兵，逼使其断绝与金的联系，屈服于蒙古。成吉思汗西征返回后，本欲灭金，恰好得知西夏献宗赵德旺企图与金联合抗蒙。遂先发制人，以拒绝派军随从西征及不送质子为借口，于成吉思汗二十一年（公元1226年）分两路大举攻西夏。一路从西域经畏吾儿（新疆哈密地区）东进。攻取沙州（甘肃敦煌）、肃州（甘肃酒泉）、甘州（甘肃张掖）；成吉思汗自率十万大军由漠北南下，越过黑水、贺兰山，直攻西凉府（甘肃武威），与西路军会师，再围攻灵州（宁夏灵武南），歼灭西夏军主力，尔后包围了夏都兴庆府（宁夏银川）。次年七月，末主赵目见请降，西夏政权灭亡。
正当西夏即将灭亡之时，成吉思汗在军中病重去世，终年六十六岁。临终之前，他仍然念念不忘灭金，指定第三子窝阔台为继承人，并总结过去攻金作战的经验，为窝阔台等提出他的灭金战略。他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这是一个联宋借道，实施战略大迂回，将战略主要方向由东线转向西线，以避实击虚，调动敌人，充分发挥自己骑兵的特长，力求歼敌于野战中的一个符实客观实际的战略方针。他的继承人窝阔台，基本上就是遵循这一方针，终于获得了灭金战争的胜利。
5.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明朝东南沿海抗倭之战的军事谋略
元末明初，日本正处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历史上称为“倭寇”。明初，国力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倭寇未能酿成大患。
正统以后，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海防松弛，倭寇祸害越来越严重。嘉靖年间，倭患尤甚。其原因一是明世宗昏庸腐朽以及严嵩的奸贪狠毒，庇护、纵容通倭官吏，打击、陷害抗倭将领。二是嘉靖年间，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这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这些海盗商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
倭寇的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被激愤的中国人民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抗倭的自卫斗争。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由汉、壮、苗、瑶等族人民组成的抗倭军队，在明爱国将领张经领导下，于王江泾（今浙江嘉兴北）大破倭寇，斩敌2000。这是抗倭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被称为“自有倭患来，此为战功第一”。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攻掠福建长乐，时城崩二十余丈，居民自动列栅抵御，“少壮守阵，老稚妇女运砖石”，迫使倭寇败退。次年，倭寇劫掠福建福安等地，遭到当地畲族人民的奋起抗击。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败走福建的倭寇，窜犯台湾鸡笼（基隆）一带，被高山族人民赶走。而民族英雄戚继光率领“戚家军”，与其他明军配合，多次打败倭寇，最终取得了抗倭战争的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