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元年冬至二年（1128年）春，金军多次渡过黄河，骚扰濒河州县，以及滑州以南的沿河诸寨，做试探性的进攻。宗泽坐镇开封，从容调兵遣将，多次打退金军的进攻。宗泽保卫开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没有坐守孤城，而是打出去。当金军渡河时，东京留守司有的官吏主张拆去黄河上的浮桥，阻止敌人来犯。宗泽则派统制刘衍开赴滑州，刘达开赴郑州，各领兵2万，战车200乘，打出去牵制敌人。并告诫诸将不得轻动，，要保护桥梁，以待敌军过河来犯，相机消灭之。金兵见宗泽戒备森严，乘夜切断河梁，以阻止追兵，仓皇逃跑。金军不甘心失败，不久，又从郑州进犯，前军抵达白少镇，离京城只有20公里左右，宗泽镇定自若，一方面安定京城士庶人心，另方面派遣精锐力量支援刘衍。正月十五灯节之夜，宋军大败金兵于板桥，乘胜收复了延津、河阴，胙城等县，一直追到滑州。刘衍又分兵夜袭滑州西15公里处的金兵营寨，尽得其辎重粮草。这场保卫京城的战斗以宋军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渡过黄河，相机收复河东、河北地区，是宗泽保卫开封的有机组成部分。1128年春天，宗泽在巩固开封防务的同时，积极联络北方抗金义军，各地农民起义军，以及若干支溃兵游勇，积极作渡河的准备，尤其是六月分，天气炎热，金军兵马疲乏，正是大举北伐的良机。这时，王彦的八字军奉宗泽之命，移屯滑州。五马山的首领马扩，也携带信王赵榛的信，前来留守司。他们3人共同制定了渡河作战的军事计划：王彦自滑州渡河直取怀、卫、濬、相等州；马扩等军由大名府攻打洺州、庆源府、真定府；杨进、李贵、王善、丁进等部都分头并进，与两河义军约定时日，里应外合。另外，宗泽自到开封后，先后向高宗上了24道奏疏，恳请他“回銮”东京，鼓舞士气，号召军民报国仇、复故疆。
此时年已古稀的宗泽，满怀对宋朝的忠心，日夜盼望朝廷批准他的渡河作战计划和高宗回銮的请求。但左等右等，杳无音讯，只好深长地叹息道：我的心愿恐怕难以实现了。终于，他心力交瘁，忧愤成疾，终于一病不起。将领们前来探望，宗泽勉励他们奋勇抗金，完成自己未酬的壮志。死前一日，念及未竟事业，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临终时，没有一句话提及家事，只是大声疾呼：“过河！过河！过河！”
开封城内军民听到宗泽去世的消息，奔走相悼，太学生撰文祭奠，工商为之罢市。宗泽任东京留守一年来，气势正盛的金军的几次进攻，均被打退，取得了开封首次陷落以来少有的胜利，充分说明了宗泽的抗金主张和抗金措施收到了成效。
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宗泽死后，宗高宗派杜充继任东京留守，他的所作所为与宗泽完全相反，宗泽招抚的抗金义军纷纷离之而去。东京战守形势也急转直下。
3.金人自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南宋初年和尚原之战中的军事谋略
和尚原之战是南宋初年宋军抗金战争中的重要战役之一。这次战争由著名抗金将领吴玠、吴璘兄弟俩指挥，分别于1131年五月和十月挫败金军，阻止了金军的西线攻势，保住了川陕的门户。
金军于1127年灭亡北宋后并没有鸣金收兵，而是乘势数次南下并进攻陕西，抢占了黄河两岸许多地区，并曾一度深入江西、浙江等地。广大爱国军民在抗战派将领的率领下，英勇顽强地抗击金军，迫使金军退回江北。但以赵构为首的南宋统治者对金采取妥协求和政策，执行“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的错误方针、竟把主要兵力用来镇压农民起义军，对待金军则实行消极防御。即使如此，金军面对日益成长起来的抗金力量也未敢轻视。金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从战略上看，并无多大的优势。金军长途奔袭，战线过长，所到之处都遭到南宋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伤亡惨重。夺占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种种迹象表明，单纯用军事力量，短期内不能灭亡南宋，金统治者遂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策略。建炎四年（1130年），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统治今山东、河南和陕西地区，使之成为金宋间的缓冲地带，作为其南方的屏藩，借以巩固自己在北方的统治，消灭两河一带的抗金力量。为了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力量，放回降金的汉奸秦桧以作内应。与这种政治策略相适应，在军事战略上，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把主要的军事，力量集中在陕西一线，准备从秦陇攻入四川，控制长江上流，然后顺江东下，形成一个大迂回的战略包围圈，置南宋政府于死地。这一战略就是要在东南取守势，在西北取攻势。金军在这一战略决策的指导下，在陕西方面先后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进攻。和尚原之战就是其中较重要的一次。
川陕是南宋的战略要地，南宋于建炎三年授命张浚担任川陕宣抚处置使，以抵御金军在川陕的战略进攻。建炎四年九月，宋、金在富平交战，宋军数倍于敌的兵力由于指挥不力、将领临阵脱逃等原因而全线溃退。宋军撤退到兴州（今陕西略阳）、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关（今陕西大散关）及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甘肃成县）等地，重行设防，以阻金军。
富平之战失利后，和尚原成为金军入川的主要障碍。和尚原是从渭水流域越秦岭进入汉中地区的重要关口之一，属川陕之首要门户，位于宝鸡西南20公里，其地势之险要与大散关不相上下。和尚原对仙人关来说，有如通往四川的第一道关隘，它与仙人关共分蜀之险要，势必固守。“和尚原最为要冲，自原以南，则入川路散；失此原，是无蜀也”。这时，吴玠、吴璘奉张浚之命，收集几千散兵，担任保卫和尚原的任务。金军为了打通进入汉中的门户，决定进攻和尚原。和尚原之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五月，金军将帅没立率部出凤翔（辖境相当今陕西宝鸡、岐山、凤翔、麟游、扶风等地），乌鲁、折合从阶州、成州出大散关，屯兵北上，进攻吴玠军，两路金军企图在和尚原会师。吴玠命令诸将列成阵势，利用有利地形，轮番向先到达的乌鲁、折合率领的金军攻击。金军欲战不能，欲退无路。和尚原一带净是山谷，路多窄隘，怪石壁立，金军的骑兵全都失去了威力，只好弃骑步战。宋军在吴玠的统领下与金军展开了生死搏斗，大败金军。退到黄牛一带的金军，立足未稳，又恰遇上大风雨，金军士气不振，无力发起进攻，只得狼狈逃窜。同时，没立所率金军在箭筈关方向发动的进攻，亦为吴玠部将杨政所击退，从而打破了没立与乌鲁、折合两军会师和尚原的计划。此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
金军初战和尚原失败，使金朝统治者大为恼怒，“谋必取玠”。于是金军元帅兀术亲自出马，纠集各地兵力十余万，架设浮桥，跨过渭水，从宝鸡结连珠营，垒石为城，与吴玠所部宋军夹涧对峙，准备与宋军决战。其时，吴玠积极调整宋军部署，并注意侦察兀术金军的一举一动。十月，大战爆发。吴玠命令诸将挑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弓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金军不利，丢掉武器退却。吴玠抓住有利战机，派遣奇军从两旁袭击，阻断金军运粮通道，金军陷入困境，兀术见势不妙，夺路逃遁。吴玠乘胜追击，于神坌一地设兵伏击，金军大乱，宋军星夜出击，大败金军。兀术中箭负伤，狼狈逃走。和尚原一战，俘获金军头目300余人，甲士800余人，缴获器甲数以万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和尚原之战在宋金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宋军以少胜多，重创金军主力，鼓舞了宋军的士气，扭转了富平战败的局势。其后，金军在进攻饶凤关、仙人关等地时，由于吴玠、吴璘兄弟所率部队顽强抵抗以及当地人民的支持，又遭到惨败，被迫退回凤翔，暂时放弃了攻入四川的企图，使其重点进攻遭到失败。此战对金军的打击是非常重大的，是其灭辽破宋以来遭到的第一次大惨败，所以有的历史记载说：“金人自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也。”“兀术之众，自是不振。”
和尚原之战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它凝聚了当地人民冒死支持宋军的心血。《宋史·吴玠传》上说：“玠在原上，凤翔民感其遗惠，相与夜输刍粟助之。玠偿以银帛，民益喜，输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杀之，且令保伍连坐，民冒禁如故。”吴氏兄弟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俩总是身先士卒，团结将士，共同抗金。和尚原大战时，吴玠、吴璘仅靠富平之战后所收集的数千散卒扼守关口，敌军则有十余万，数倍于我。且和尚原远离内地，供给没有保障，有人想劫持吴氏投降金兀术。在此危急关头，吴玠深明大义，召集诸将勉以忠义，以诚感泣诸将，使上下一心，积粟善兵，列栅死守，终于击败了强于自己的金军。
4.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元朝襄樊之战中的军事谋略
襄樊之战是元朝统治者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这次战役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蒙将阿术进攻襄阳的安阳滩之战开始，中经宋吕文焕反包围战，张贵张顺援襄之战，龙尾洲之战和樊城之战，终因孤城无援，咸淳九年（1273年）吕文焕力竭降元，历时近6年，以南宋襄樊失陷而告结束。
蒙古忽必烈时期，灭宋战争的进攻重点改为襄樊，实现了由川蜀战场向荆襄战场的转变。南宋襄樊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隆重镇。
早在1261年夏，忽必烈就根据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遣使以玉带贿赂南宋荆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在襄樊城外置榷场，吕文德应允。蒙古使者以防止盗贼、保护货物为名，要求在襄樊外围筑造土墙，目光短浅的吕文德竟然同意。于是元人在襄樊东南的鹿门山修筑土墙，内建堡垒，建立了包围襄樊的第一个据点。
咸淳四年（1268年），蒙将阿术在襄樊东南鹿门堡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了援襄宋军之路。咸淳六年（1270年），蒙将史天泽在襄樊西部的万山包百丈山筑长围，又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连接诸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襄樊成为一座孤城。这一时期元军在襄樊外围修筑10余处城堡，建立起长期围困襄樊的据点，完成了对襄樊的战略包围。
咸淳三年（1267年）秋，阿术率军攻打襄阳，俘人略地而归，宋军乘蒙古回军之际，在襄阳以西的安阳滩派水军扼其归路，然后派骑兵直冲其阵，蒙古军队大乱。蒙将怀都选善识水性的士卒泅水夺得宋军战舰，其余将领奋勇拼杀，才将宋军击退，转败为胜。安阳滩之战，蒙古军队虽然打败了宋军，但却暴露出水军不占优势的弱点。咸淳六年（1270年），刘整提出建立水军的建议被采纳，忽必烈当即命刘整“造战船，习水军”，以图进取襄阳。刘整遂造船5000艘，日夜操练水军，又得到四川行省所造战舰500艘，建立起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从而弥补了战术上的劣势，为战略进攻准备了必要条件。
从咸淳四年（1268年）蒙军筑鹿门堡、修白河城到咸淳六年（1270年）完全包围襄阳，蒙古军队已处于战略上的优势。南宋政府为挽救危局，进行了反包围战与援襄之战，从而揭开了襄樊之战的序幕。
咸淳三年（1267年）冬，南宋任命吕文焕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次年十一月，为打破蒙军鹿门、白河之围，吕文焕命襄阳守军进攻蒙军，但被蒙古军队打败，宋军伤亡惨重。此后的几年中，宋军与蒙军多次交战均遭失败。宋蒙两军虽然在襄樊外围进行了长达3年的争夺战，但因蒙军包围之势已经形成，不但南宋援襄未能成功，而且襄樊城中宋军反包围的战斗也不可能胜利，宋军只好困守襄阳，败局已定。
咸淳八年（1272年）春，元军对樊城发动总攻，襄樊之战正式开始。三月，阿术、刘整、阿里海牙率蒙汉军队进攻樊城，攻破城廓，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宋军只好退至内城坚守。四月，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招募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郢州（今湖北钟祥县）等地民兵3000余人，由总管张顺、路分钤辖张贵率领救援襄阳。
二张率轻舟百艘，士卒3000及大批物资出发。五月，救援战斗开始，二张在高头港集结船队，把船连成方阵，每只船都安装火枪、火炮，准备强弓劲弩，张贵在前，张顺在后，突入元军重围。船队到达磨洪滩，被布满江面的蒙军船舰阻住，无法通过。张贵率军强攻，将士一鼓作气，先用强弩射向敌舰，然后用大斧短兵相接，冲破重重封锁，元军被杀溺而死者不计其数，宋军胜利抵达襄阳城中。当时襄阳被困已有5年之久，二张入援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城中军民的斗志。然而这次战斗中宋将张顺阵亡，几天以后，襄阳军民在水中得到他的尸体，披甲执弓，怒目圆睁，襄阳军民怀着沉痛敬佩的心情安葬了张顺，并立庙祭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