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先哲视生命为“天德大化流行”，即“天”的造化不同，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人把生命看做是自然界无处不在的力量间相互斗争的结果。《罗马法》明确规定，“力量”就是权利与正义或“正义乃强者的利益”，从而以律法的形式肯定了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的正当性。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过程中，体现了罗马公民自由意志的“强力”，由古希腊的德性、人之本性变为基督教徒之最高的善。因此，西方人之所求，可以说是“万变不离其宗”，即寻求拥有更大的“力量=权力”。17世纪后，欧洲思想家从“我性”原则出发，建立了肯定“强者”拥有更多权利的现代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把西方文化中固有的个人自由主义及视荣誉为一个人在社会中立足的关键的思想推向了极致，使现代西方人的“求生意志”表现为赤裸裸的个人权力意志。但是，“反者道之动”这一宇宙的最根本法则决定了，当代西方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导致其“对立面——普遍的个性的丧失和庸俗化”。结果是，西方文化中最根本的“求真”精神渐渐地异化为“真”就是我，我就是“真”。即是说，真理只掌握在我一个人手中，我就是唯一的“神”、唯一的“善”、唯一的上帝代言人，或更加直截了当地说，我就是上帝。因而，在后现代的西方国家，随着西方文化渐渐地完成了“求我”与“求真”的“合一”，西方人越来越接近于实现一个古老的犹太人的观念，即“自己决定自己并且是一个完善的个性或绝对的自我”。
此外，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西方主要大国文化性格除了具有共同的“海盗”特征之外，还各有其自己特有的，诸如“绅士道”、“骑士道”、“教士道”、“酋长道”和“牛仔道”等“求生之道”。
基于对生命“是‘自我’与存在之间的现实联系”的根本认识，自古以来俄罗斯人之所求，归结为一点，就是求“人”，这个“人”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指外在于己的“人”(外人)或内在于己的“神”(神人)，或是“神的无”等终极存在和终极意义的东西；二是中国“仁学”意义上的“人”，或者说是“他人”，即通过在生活中贯彻“他性”原则，而使自己成为有德行的完善之人；三是西方人道主义和俄罗斯东正教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或是说“众人”、具体的人类整体，世界上所有的人，即寻求解救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概言之，俄罗斯人之所求，是外在于己的“人力”与神力；自我人格、道德上的完善与完美；自我和人类整体的救赎与永生。
在日本，基于对自然界中一切存在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有灵性的生命的根本认识，日本文化“一以贯之”索求的，首先是“神”，这个“神”与西方文化中的神主要指的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不同，它本质上指的是自然—生命、自然的生命或生命的自然状态；人、现人神—天皇。即，自然界中一切存在——山川河流、植物、生物和动物；形式上表现为日本神道和天皇制，即以神道和天皇制来表达对自然—生命的崇敬之情。换句话说，生命、万物在日本先民看来是神皇的显现；“神”就是“天”、就是“德”、“天德”、生命的源泉与归宿。自古以来，除了“求神”，求“直”、“诚”，日本人文精神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求人”与“求美”。同时，在日本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中国儒家思想中的求“是”、“实”、“中”、“和”精神，与日本先民头脑中的一些类似的价值取向叠合在一起，成为日本文化精神底色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日本文化性格的特征在于：宗教信仰上的一体与精神常住感；历史空间上的游离与自卑感；人情世故上的“耻”与无奈感；社会存在上的差异与位置感；物质上的无常与物哀感及善恶不分的是非观、虚置权力的中空观和生死同门、灵魂不灭的生死观等。
二、西方外交文化本原
文化本原是人类思想、理念和自我认识的根基，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它赖以生存和延续的基础。如胡塞尔言：人的“此在”，今生“现世”，“是在无数传统中运动的，全部文化世界的种种形态只是由于传统而存在”。西方文化建立在理性主义、上帝意识和罗马法三个传统之上，理性主义二元论是西方文明的核心。首先，西方外交建立在“物有”、“神有”、“我有”三位一体本体思想之上。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人从个体主义的自我出发，关注外在于己的世界整体的存在，并把外在的客观物质世界作为主体人的思考对象，即通过把存在主、客化，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探求世界万物的本质及宇宙间力量与秩序生成的根本原因。古希腊人由“对外物的惊异与着重”，关注世界“本体”——“实在”或“最后真实的存在”，孜孜以求地“探索不变的对象存在的真理和真实”或“超越的静态的具有终极目的性的永恒存有——‘不动的动力来源者’”(Unmoved Mover)。自古以来，西方先哲不仅探寻一个终极存在之物质或精神实体，而且将此实体视为天下万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与目的。从泰勒斯以降，包括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等古希腊哲人，以诸如土、火、气、水、“无定形”、数和原子等物质作为世界生成与发展之源。与此同时，古希腊哲人克赛诺芬尼、巴门尼德、阿纳克萨哥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在探究宇宙动因时，将“奴斯”、“爱与憎”、“理念”和理性(灵魂)等精神实体，作为世界万物运动变化的本原。他们还强调本体的个体性，认为个体只属于它自己和那个以它为本体的东西，并以追求“超感觉”的终极存在、最高实体、终极原因、终极真理为己任，从而确立了以后西方个体主义之思及“神本论”的基础。17世纪初，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倡导自我意识的觉醒及按照这种意识追求自我物质利益的合理性，标志着西方理性主义发展进入新时期。18世纪后，康德的“物自体”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论，代表了西方理性主义本体思想在第二和第三阶段的最高成就，并把理性主义对西方秩序的“普遍性”的自我论述推向顶峰。
自19世纪末以来，在西方哲学面临着二元论的内在矛盾与多元系统的外在冲突的双重困境下，西方现代哲人开始进行一场以解构理性为主旨的，所谓超越理念(柏拉图)、心物二元(笛卡尔)、知识架构(康德)、精神本质(黑格尔)的思想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西方国家出现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社会思潮中，诸如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语义学、分析哲学、实用主义、过程哲学和自然主义等人文主义学派都倾向于非理性主义。20世纪后，非理性主义价值观念体系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几乎都获得了很高的发展形式。
“神我”与“自性”的合一，上帝意识和古罗马扩张精神的融合是西方各国文化生成和发展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作为西方文化集大成者，美国社会中支撑“神我”与“自性”合一的根，扎得比许多西方国家更深；上帝意识和古罗马民族扩张精神的融合在组织上也更为严密和广泛；不仅存在多种盘根错节的表现方式，且各种方式之间还形成了纵横交错、相互作用的关系，因而也更为有力。美国民族主义者在心灵深处习惯于“从自我本身的能动活动来设定‘非我’，并最后又复归到‘绝对自我’”。源于欧洲文明与北美洲荒野殖民双重历史经验而产生的美国战略文化的根本特性在于：一方面，西方文化内在的，诸如理性(科学理性)与血性(非理性)、“神我”与“自我”的张力，不仅比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表现得更加显明、尖锐与突出，而且在形式上呈现出更高程度和更加紧密的相互渗透、融合、重叠与共生；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共有的文化要素与美国立国后产生的特有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双重结构。这种双重结构使西方文化中理性、上帝意识和罗马法精神三者之间的张力及其相互渗透的深度比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更加突出，并造成美国外交战略中内向、保守的孤立主义倾向与外向、扩张性的自由国际主义政策长期并存。作为“欧洲启蒙运动之子”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不仅一贯高扬科学理性精神，使之成为美国的根本价值取向之一，而且将西方理性精神所内涵的征服自然意识，扩展为寻求征服、控制、同化世界上其他非我族类。这种自我扩张意识与美国早期移民向西部拓疆过程中，大规模灭杀北美印第安部落人群而形成的嗜血牛仔精神融为一体，使美国战略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扩张冲动更具“兽性”。伴随着这种“兽性”的不断强化和普遍化，美国在历次对外战争中都强调全胜和消灭敌人群体。同时，美国社会文化中也出现了较其他西方国家更为广泛和坚固的结构性“暴力文化”。
英国政论家提摩许·加顿·艾什就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理查德·珀尔所谓美国外交政策核心是“美国原则的普遍化”指出，“这些‘美国原则’中的大多数实际上是老的欧洲政策的新版，有些还是经改装后正在欧洲应用的老美国原则；欧洲民族主义或欧洲戴高乐主义不仅仅‘志在美国’(抗衡美国的力量)，在一些曾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里，精英人士把实现世界性影响力这本身就看做是目的。”艾什的评论不仅揭示了欧盟主要国家与美国在战略文化方面存在的历史联系，而且还道出了被当下欧美对外政策表面分歧所掩盖的欧美战略文化本质上的同一性。
追根溯源，欧美文化本质上的同一性出于“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国家形成的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政治传统”。如罗伯特·卡根言：“欧盟是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的产物。”目前，欧盟对外强调谈判，重视外交和商业关系；强调国际法，摒弃实力；强调说服，不进行威逼；强调多边主义而不是单边主义。但这不是欧洲人对国际关系的传统看法，而仅仅是近代欧洲历史的产物。当前，一方面欧盟每个成员国都以各自的方式，保持着自己在国际上动武的传统和战略偏好——自己的文化立场；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欧盟正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朝着成为一个全面的军事行为体的方向发展。
三、俄罗斯外交文化本原
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自然环境是造成不同民族文化和心性差异的根本原因。与中国先民生活在水草丰美、气候适宜、自然条件优越的中国中原地区不同，远古时期的俄罗斯先民在欧亚大陆北部边缘地带艰难地求生，这一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使俄罗斯人的心灵笼罩在一种充满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精神氛围之中。一望无际的森林、广阔无垠的大地和漫长酷寒的冬季，三者从根本上塑造了俄罗斯人的心性。阴暗、寒冷、潮湿的自然环境对于俄国先民文化心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而，对大自然经久不息的崇拜是俄罗斯文化首要的本原。它从根子上塑造了俄罗斯人的精神和灵魂，使俄罗斯人的内心深处充满着神秘主义、自然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神秘主义自然观规定了俄罗斯人信仰的二元性，即，对他们来说，除了人的现实世界还有一个先验存在的众神的世界，而且各路神仙是独霸一方，像地上的世界一样彼此平等相待。千百年来，对自然诸神的崇拜使俄罗斯人在深层意识中对今生的失败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并对未来普遍地持悲观主义的立场。“在俄罗斯人的思想深处总是有一股潜流，即对整个人类未来的真正焦虑。”
除了神秘主义的自然神祇崇拜之外，可以说，东正教上帝本体意识是支撑俄国人精神力量的第二个重要源泉。它至今在俄国人的精神上仍占有重要的统治地位。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受洗后，东正教上帝本体意识取代俄罗斯原始多神教，不仅丰富、发展了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使俄罗斯人犹如脱离不开自己的影子一般，更难以摆脱宗教，而且使俄罗斯文化在原来的直观性和感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自己的神秘性和先验性。俄国东正教精神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深藏于俄国人的内心世界，构成了俄国文化独特性的主要根基。近代以来，东正教成为俄国版的公民宗教及其主要表现形式。俄国思想界不仅将东正教作为区别于西方的民族性根据，而且认定，俄罗斯是一个“神选的，赋有神性的，注定负有某种伟大的使命的特殊国家”。沙俄政府御用文人更是赤裸裸地利用东正教煽动俄国民众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使之成为泛斯拉夫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沙俄对外扩张有力的意识形态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