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白银时代杰出的哲学家弗兰克说，“一切历史现象都有许多不同的视点。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一个民族的基本特性，是其原始精神力量的宣泄和宗教形而上学生活观点及生活态度一般特点的表现，也是最深刻的即宗教价值观对其心灵影响的结果，因而，预示了该民族内在自然发展的基本趋势。”从这一视角看，决定俄罗斯未来发展趋势的除了神秘主义的自然神祇崇拜之外，可以说，东正教上帝本体意识是支撑俄国人精神力量的第二个重要源泉。它至今在俄国人的精神上仍占有重要的统治地位。无可否认，“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受洗，使俄罗斯开始告别多神教文化，在思想的内容、形式和纬度等各方面，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东正教上帝本体意识取代俄罗斯原始多神教不仅丰富、发展了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使俄罗斯人犹如脱离不开自己的影子一般，更难以摆脱宗教，而且使俄罗斯文化在原来的直观性和感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自己的神秘性和先验性。但是，如俄罗斯历史学家叶·维·阿尼西莫夫言：弗拉吉米尔受洗首先“是一个政治事件，是出于政治实用主义的需要，而非神谕醍醐灌顶的结果”。因而，基辅罗斯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引入希伯来人的上帝，来维护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促进国家和民族统一；另一方面又对希腊正教进行了重大改革。如，在此岸还是彼岸为生活重心的问题上，基辅罗斯人以古代斯拉夫人多神教自我意识中尘世的欢乐为基础，改造了东正教中有关赎罪和复活的理念。据此，19世纪俄国杰出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援引费尔巴哈关于“上帝就是人宣说出来的内心，宣说出来的自我”思想指出，“这表明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上帝”。梅列日科夫斯基甚至还认为，东正教是伪装成基督教的多神教。
其一，与西方基督教认为尘世是痛苦之谷，人只有在彼岸才能获得拯救和复活；死亡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现世的生活方式不同，东正教发展出一种生活(命)“寂静”的理想，即主张过禁欲生活，并认为，走向死亡就是走向“神圣”。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东正教文化是一种彼岸文化。但构成悖论的是，尘世生活和此岸生活，恰好处于俄国宗教意识的核心。这种独特而有矛盾的思想认识全面地渗透到俄国人生命活动的方方面面，在他们对待自然、社会交往和个人内心世界等方面突出地表现出来。
其二，如瓦·罗赞诺夫言：东正教徒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一心想征服自然，相反，它们怀着爱心召唤生灵降临大地母亲的肉体，以此使之神圣化。俄国人心目中的自然是最圣洁的。俄国人对技术心存疑虑，以为它会戕害人的心灵。而且，在俄国人的文化价值观里，一个热爱自然的人必然具有纯洁的灵魂，反之，一个人如果不懂得爱护自然，就说明他心地不好。自然犹如一面镜子，人从中照见的，只能是自己灵魂的形象。
其三，19世纪以来，以索洛维约夫为代表的俄罗斯思想家修正了上帝本体意识的内涵，将之理解和表述为：世界就是上帝、就是神，认识世界归根结底就是认识上帝，即认识自己心中内在的、精神上内生的上帝意识，而体现这一存在的最好证明就是爱，即是说，上帝神就是爱。因而，完美的、最高的真理不是单一的逻辑推理所能给予的，必须是智慧、感觉和意志在一起，即精神的同一性才能达到。换句话说，上帝被他们视为是“最高价值、最高善、真和美。上帝是精神，而不是存在”。他们试图以此来解决西方哲学中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和对立。如尼·别尔嘉耶夫言：俄罗斯东正教文明与西欧文明不同之处在于：“在西方，在天主教中基督是客体；在东方，在东正教中基督是主体，是内在的事实。”
其四，俄国东正教较多地保留了早期基督教的传统，不像天主教那样受到理性主义过多的冲刷，因而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不同，俄罗斯东正教坚持一成不变的教义，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保存而不是发现真理，并推崇冥思、灵修和神秘感受，而较少进行抽象思辨，具有浓重的神秘主义。俄国东正教的历史神学使俄国人认为，“历史让俄罗斯扮演一个与众不同的角色”；东正教的使命是保有它真正唯一没有被异教徒玷污的基督教精神，并拯救“异教徒”的欧洲。因而，俄国对外扩张和干预是天经地义的，这一观念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民族意识之中，从来没有引起俄国任何人的怀疑。同时，俄国东正教有一种极强的群体意识。俄罗斯宗教思想家普遍认为，得救绝不是个人的单独行为，修道士的主要任务就是祈祷，通过祈祷——对完美境界的全心全意的追求——来帮助社会，使人人得救。
这些俄国东正教精神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深藏于俄国人的内心世界，构成了俄国文化独特性的主要根基。近代以来，东正教成为俄国版的公民宗教及其主要表现形式。俄国思想界不仅将东正教作为区别于西方的民族性根据，而且认定，俄罗斯是一个“神选的、赋有神性的、注定负有某种伟大使命的特殊国家”。沙俄政府御用文人更是赤裸裸地利用东正教煽动俄国民众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使之成为泛斯拉夫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沙俄对外扩张有力的意识形态工具。因而，从古老的“莫斯科第三罗马论”，经斯拉夫主义，而绵延至陀斯妥耶夫斯基、弗·索洛维耶夫，再赓续到现代的斯拉夫主义，“俄罗斯思想都蒙上了一层宗教色彩，对上帝之国的思念，与此世妥协的不可能性，这些带有强烈的终极性和末世论的俄罗斯神正论，控制着俄罗斯人的灵魂，包括一些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和俄罗斯社会主义者都深受其影响”。因此，果戈理认为，俄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具宗教性的民族。中国学者张冰指出，东正教基督教价值观已经渗透到俄国人的内心，成为其内在的和长期发挥作用的潜在人格和人格意识。“犹如中国人格深深烙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印记”。其表现：
(1)东正教的基本精神在整体上促进了俄罗斯有关人类平等以及人类共同历史的意识的产生，并大大地强化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价值取向。俄罗斯文学巨匠素有宗教情怀，为实现人间的公正与人道，他们不仅诉诸理性，也诉诸上帝。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列夫·托尔斯泰，他们用以解决现实矛盾和冲突的不二法门，就是宗教及对上帝的信仰。托尔斯泰把上帝当做道德保证。他认为，信仰的力量就在于它把人的有限生命与无限的永恒紧密结合起来，使人在有限的人生中看到了永恒的无限的力量，而这正是人之生存的真正意义。只有在宗教信仰中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可能性。——没有信仰，人就无法生存。舍斯托夫说，“每一次对我有穿透性的刺激都使我感觉到，世界的存在不可能是自我满足的，不可能在它之后没有大的深刻的奥秘、神秘的意义，这个奥秘就是上帝，人类不能发明更高的词汇了。只能在表面上否定上帝，在深处否定它是不可能的。”因而，舍斯托夫在抨击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时，突出信仰的重要性及其在人的生活中的意义。他强调，“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人类，只有信仰才能净化人的灵魂，只有宗教人道主义才能解决人世的问题。”因为，“人并非单纯的认识主体，只追求对客体的认识；人是完整的生命，生活在复杂的现实中，他要面对人生的一切，包括生老病死，幸福和苦难生存需求和欲望的满足。而理性主义的必然性理论解决不了人的生存和生命问题，不能解决人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苦难和死亡”。别尔嘉耶夫在总结俄罗斯思想时曾概括地指出，“俄罗斯民族，就其类型和精神结构而言，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俄罗斯的无神论、虚无主义、唯物主义都带有宗教色彩。平民知识分子脱离了东正教，但继续在寻找上帝和上帝的真理，探索生命的意义”；“与现实不调和，志在未来，向往更好的、更加公道的生活——这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点。”当代俄国著名思想家利哈乔夫亦指出，“对于丧失社会地位的人、被欺辱的与被损害的人的怜悯、同情是俄罗斯人很重要的特征。”“今天的俄罗斯人依然相信救世主会降临，特别是知识分子。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知识分子，在他们心中，强大的俄罗斯肩负着这个世界的特殊使命，他们为此感到自豪。20世纪90年代，认为俄罗斯优于其他民族、是世界的拯救者的信仰在俄罗斯依然很活跃。”2002年2月11日，普京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的感觉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有某种道德的、精神的支柱。——如果有上帝的话，他应该是在人的心里。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来说，宗教的哲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任何东西也不可能像宗教那样在人的心灵中有效地代替一般人性的价值观。除此之外，宗教使人在精神上变得更丰富。”
(2)东正教神学精神对近现代俄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俄罗斯近现代宗教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如，俄罗斯现代哲学奠基人弗·索洛维约夫基于东正教神学构建了他的神人本体哲学体系。索洛维约夫认为，“能够赋予人类发展以绝对内容”的力量，只能是“崇高的神的世界的天启”。因为，“经验主义只能确定个别事实，不能证明完整整体；理性主义依靠抽象来论证整体，但流于空洞。只有依靠神秘的直觉，才能确定绝对存在物的存在”。用哲学的话说，这唯一的绝对存在物是“绝对本原”，而用宗教神学的语言说，它就是“上帝”。基于此，索洛维约夫认为，神秘主义就其绝对性质来讲，在俄罗斯人的“完整知识”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决定着俄罗斯哲学的最高本质和最终目的。而经验主义就其物质性质讲，只可充当外在的基础；理性主义只能充当“完整知识”的中介或普遍联系。——只有“神学和神秘主义以内在的绝对信仰的形式提供了对于本原的直接知识，而这正是哲学乃至全部‘完整知识’的基础”。从“绝对存在物是唯一，又是万物，就是上帝，就是爱”的思想出发，索洛维约夫进一步指出，俄罗斯东正教与西方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在于：“西方教会是从外部将教义灌输到教徒的头脑中，而东正教则以其整体性将爱的力量渗入全社会。”为证明一种能赋予人生、历史和世界以内在根基和意义的精神实在，其他俄罗斯宗教哲学思想家也主要诉诸基督教概念和形象。与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论思想相类似，舍斯托夫的“耶路撒冷”，别尔嘉耶夫的“精神”，弗兰克的“实在”等概念，都是俄罗斯思想家们面对无神无信的现实世界，对“物质秩序决定一切”的思想反抗，和对“心灵秩序”之终极本原的形而上学的揭示。俄罗斯宗教思想家认为，人的外部生命存在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本体论基础”，是人的心灵。他们坚信，在人的世界上，不是“物质的秩序和关系”决定一切，相反，只有“心灵的秩序”，只有与神相通的“心灵秩序”，才是人的真理、自由和善本身的真正基础和源泉。总之，如列·舍斯托夫言，人“应当寻找那高于怜悯、高于善的东西。应当寻找上帝”。弗兰克曾概括地说：“俄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世界观理论，其实质与基本目的从来就不在于纯理论上的、不偏不倚地认识世界，而总是对生命的具有宗教情感的解说，因此，只有从这一观点出发，渗入到其宗教世界观之根源，才能理解俄罗斯哲学。”
(3)基督教—东正教对俄罗斯人心性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俄罗斯人一生一世都在找寻生命存在的确定意义或献身于带有确定意义的事业。热衷于漫游和寻找是俄罗斯文化重要的特征之一。在东正教神学精神影响下，俄罗斯人成为世界上最没有确定感的民族，寻求确定性成为俄罗斯灵魂内在与身俱有的冲动。如别尔嘉耶夫言，俄罗斯人是天生的“‘永恒的流浪者’。精神流浪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俄罗斯的灵魂难以长久地原地不动，它不适宜于资产阶级的市民式生活，俄罗斯是一个流浪者和寻找者的国度”。别尔嘉耶夫还指出，俄罗斯人的心灵充满着一种浪漫气质，它反映的感受多于事实、情感多于真实，表现得不是满足，而是苦难，表达的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对现在的不满。因而，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俄罗斯人总是介于精神和物质两者的中间。
在东正教精神长期熏陶下，典型的俄罗斯人习惯于感情用事，情绪被认为具有完全正面的价值，感性渗透到了整个俄罗斯文化之中。在俄罗斯人看来，“一个人表达的感情越多，表示这个人越好、越真诚、越‘开放’”。俄罗斯人对别人的情绪和他们对自己的情绪一样敏感。他们崇尚对承诺的完全遵守和忠诚，而不管和那种忠诚相关的是什么，并认为，一个真正的人，必须履行自己的承诺，并且尊重他人的承诺。”
3.俄罗斯“神人”本体之思及政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