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俄罗斯直觉主义本体认识论向往实在论，或确切地说，向往本体论主义，而不满足于唯心主义或主观主义的某种形式。为此，他们强调，“人不是世界的一个微小部分，相反，世界是人的一部分；人远远大于人本身，人不仅仅相遇他的外部表现，而是另外一种大不可量的东西。这就是人的精神世界。”因此，“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或概念把握，而是一种生命体验，是存在自身中的直觉”。俄罗斯直觉主义本体认识论的逻辑依据是：(1)人在认识什么之前，必须首先已经“存在”，并且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人的认识过程是从“我在”到“我思”，而不是如笛卡尔说的那样，是“我思故我在”。即是说，人“首先要生存，然后才能进行哲学思考”。这说明了“生命事实对思维的本体论优势”，生命是“自我”与存在之间的现实联系，而“思维”只是它们之间的观念联系。(2)存在本身(没有这一概念也就没有了先验性，而没有了先验性也就没有认识的完整含义)是第一性的，完全自明的存在是自在的存在，是存在本身的直接显现和“自我”揭示，是我们在本体论意义上作为直接体验而拥有的东西。由于认识的人就在一般存在或存在一般之中，因而，全部认识、全部意识、一切概念，都只是把握存在次等的、派生的形式。(3)我的存在就是存在，它从属、源于普遍的存在，个人全部生活内容，他的思维活动，是在这一根基上演化出来的——这是一种直觉，不是外部给定的，而在我们内心(却又不是主观主义)。
再次，俄罗斯直觉主义本体认识论认为，人能够通过直觉获得一种精神整体性；认识人的精神、灵魂，而走向黑格尔所谓的“自在的存在”。即，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能够认识的主体，尤其是认识主体自我的精神，认识主体自为自在的本原性精神存在的存有物。正是“这种对深层的自我存在的，同时又是客观的、超个人的和自明的存在的直接感受，构成了俄罗斯本体认识论的实质。”总之，如弗兰克言，俄罗斯哲学认识论的特点在于，它是建立在直觉的基础上的，即“通过感觉体验来认识”。基于此，俄罗斯思想家一贯批判西方思维片面的纯理性特征，强调人的精神整体性和意志在人类认识过程中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尤其“反对德国人那种含混不清的二元论，并直接导向宗教”，认为“上帝之光应当能够盖过理性之光”。如霍米雅科夫言：“道德存在物永远无法摆脱上帝思想的统治，因为上帝的思想是他存在的意义”。洛斯基则进一步明确地说，“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是寻神‘一族’，俄国哲学的发展完全是为了用基督教精神解释世界。他们首先还是相信神秘的宗教体验，因为它能使人和上帝及其天国建立联系。”因为，“俄罗斯精神固有一种追求完整性、包容一切的具体的总体性、追求终极的最高价值与基础的意向，使俄国思维和精神生活不仅在内在本质上是宗教性的，而且这种宗教性还贯穿于精神生活的一切外部领域。可以说俄罗斯精神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宗教精神。它除宗教价值之外实际上不知道其他价值，它仅仅追求神圣性和宗教改造。这也许是西欧精神和俄罗斯精神的最大差别。俄罗斯精神没有也不知道西方对个别领域和生活价值的分化。”洛斯基还指出，俄罗斯世界观的积极内容和本质在于它追求与公正或神圣相符合的具体的、包罗万象的真理，在于它从头至尾贯穿着宗教精神。因而，所有伟大的俄国文学家都同时又是宗教思想家、“寻神”者。所有俄国哲学家亦然。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对俄罗斯人来说，人、人的命运和人生的意义，总是居于俄罗斯人的精神和心灵关注的中心。
基于此，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思想的指向是世界的联合，形成统一的精神宇宙，统一的宗教人类。”他指出，对俄罗斯人来说，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基督教同一性”；在于以基督显于尘世的神性、基督精神或神圣的精神性。而霍米雅科夫则强调，“谁都不怀疑自己的意志，因为他不能从外部世界必然性中获得关于意志的概念，因为所有的概念范畴都基于有意识的意志——合理性只有在自己创造性的现实——意志中，才是确切地不可怀疑的”。
2.俄罗斯反理性主义“聚议性”
在总结俄罗斯人世界观时，尼·洛斯基指出，俄罗斯哲学认识论不仅强调生命事实对于思维的优势，而且还特别重视“活的知识”对于认知的意义及人的全部精神因素的完整性。而所谓“活的知识”指的是，(1)“以承认普遍精神作为共同体的现实存在基础，(西方则是浮士德式的个人主义)并从一开始就总是期望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世界，给世界带来福利，而不仅仅限于对世界的理解。”(2)“人的内在的精神源于生活中的感受，而非逻辑推理，并承认一种超逻辑知识的存在。在这个知识层次上，光不是来自蜡烛而是来自生命。在这个层次上，意志与思想共进。也只有在这个知识层面上，人的认识才能达到一种‘不可破解’、‘不可言说’的境界。即，一种对存在的‘元逻辑’原则的感知，这些原则要比质和量的规定深刻得多”。基于此，尼·洛斯基认为，西方思想中斯宾诺莎关于“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的逻辑是与俄罗斯精神格格不入的。“一切相对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道德、科学、艺术、法律、民族性等等，其本身对俄国人来说都没有任何价值；它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们是绝对者、绝对真理和绝对拯救的表现形式。”
尼·洛斯基还指出，“活的知识”“试图在我们感觉器官体验的自然界永恒变化着的现象背后找到客观的不变的理念”。如弗·索洛维约夫的老师尤尔凯维奇言：“发现真理的不仅是思维，还有心灵，因为发现真理是与人的宗教和道德意向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应然之物只能通过善的理念才能变为实然之物；认识过程、世界历史实际上就是一种向绝对完善物的不间断地趋近的过程。在这一发现真理的过程中，知识是与信仰结合在一起的，而信仰是要比思维的纯经验内容更为强有力的因素。”而俄罗斯斯拉夫主义奠基人伊·基列耶夫斯基不仅一贯以精神整体性反对西方唯理主义，以东正教的聚合性对抗西方个人主义，而且强调，人首要的是寻求平和、宁静的内心生活和爱。因为，在人的生活中，“心”和感觉是占主导地位的。他认为，忧伤在人认识世界过程中有着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能为洞察生命的本质和丰富性创造特别的可能性。
除了利用“活的知识”、“元逻辑”概念批判西方唯理主义认识论，俄罗斯思想家还试图通过他们建构的“聚议性”理念，来弥合西方文化中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所谓“聚合性”思想，指的是，不是“自我”，而是“我们”构成精神生活和精神存在的终极基础。即，“我们”不是被看做外在的、后来才形成的综合体，只是若干“自我”或“我”与“你”的联合，而是它们最初就有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而“自我”当初正是从这种统一体的母亲怀抱中成长起来，并且只有依靠这种统一的“自我”才能成其为“自我”。换句话说，每一个“自我”不仅包含在“我们”之中，与“我们”相联系，而且在每一个“自我”之中也从自身分泌内在地包含着“我们”，因为，“我们”正是“自我”的最后基础、最终根源和活的体现。俄罗斯思想家盛赞这种“浸润着来自人类的超个体的共性的生命之水的‘自我’”原则。托尔斯泰把这种重视“共同性特征”的俄罗斯思想称为“俄罗斯人性格上的‘群因素’”，并形象地指出，“俄罗斯人有一种像蜂群一样紧贴在一起的需求。他们对故土、乡音和同胞永远满怀眷恋，在交往中有着无可遏止的与人亲近的愿望、敞开心扉的愿望。”在这种“聚议性”思想的影响下，俄罗斯人不是以因果逻辑去判断事物，而是善于以道德或宗教式的“惩罚”或“报应”来思考问题，从而成为典型的现实的具体性和总体性思想的追随者。这也是俄罗斯思想界普遍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把精神和物质对立起来，强调精神先于、优于、胜于、重于物质，并在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等人文领域与西方人一样奉行二元对立的世界图式的根本原因之一。如霍米雅科夫提出，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贯穿着自由和必然、精神性和物质性两种因素的对抗。
与此同时，19世纪后俄罗斯社会形成了一整套与西方社会文化相对立的价值观念体系：如，施舍对西方的公正，命令对法律，信任对责任，虚无与否定对竞争，博爱对专业主义，真理对规则，信仰对物质目的，普遍主义对个人主义，精神对利益等等。而且，在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中，比法律更为重要的是真理和公正，追求社会公正一直是俄罗斯文化作品的主题。从托尔斯泰到亚·索尔仁尼琴，无不是在寻找一个公正的社会，俄罗斯作家在作品中表达了他们对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的向往，对他们国家未能消除痛苦和不公而感到悲哀。沙俄时期，俄国的决策往往是，既依靠非理性、非法的力量和暴力，又强调道德上的一致性和共同的信念。迄今，俄罗斯政治领导人的人格力量依然在俄罗斯国内政治进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个人影响力往往成为阻碍法律公正和完善的决定性因素。尽管20世纪以来，俄国社会历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些传统价值观并没有消失。如1995年9月，阿列克谢·基瓦在《俄罗斯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指出，“对于一个平凡的俄罗斯人来说，社会公平的思想比民主的思想更为重要——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集体主义和团结精神高于个人主义。在俄罗斯，个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个人的自身价值没有被赋予具体的内容。人们对于财富的观念，对社会差别的观念，是很淡漠的。强大国家的观念、强大军队的观念、爱国主义思想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精神因素的观念仍然受到高度的评价。精神激励因素的作用仍然是至为崇高的。”再如，赫鲁晓夫的外孙女尼娜·赫鲁晓娃说，“俄罗斯一直重视大家共同遵守的生活方式，而不重视个人的选择。集体是人们相互友爱的表现，相互友爱是基督教的实质，代表人类更崇高的使命。在这一使命中，公社——人类精神的胜利——被理解为高于法律、一切政事的组织以及所有的个人利益。”俄罗斯人的这种重视群体亲和文化传统根植于散布在广袤俄罗斯平原上的村社——米尔。如别尔嘉耶夫言，村社生活对俄罗斯人性格的形成起到了主要作用。历史上，大部分俄罗斯人生活在农村公社，他们“信奉氏族血缘的宗教，而非精神的宗教，它们把血缘的、自然的集体主义与精神的、超自然主义的集体主义混同起来”。因而，“作为一个矛盾的秘密国家，俄罗斯暗含有先知精神，以及对新生活、新发现的预感”。
概而言之，19世纪后，俄罗斯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强调生命经验原则，即强调通过感觉体验来认识。俄罗斯人“不相信理性，而宁愿相信自己的感情和愿望”。二是立足于本体论主义，即认为意识与存在有内在联系并以存在为基础，意识的每一种运动、认识的每一步深化和丰富都是存在本身中的行为和过程。三是强调“精神共性”原则(精神上的共同性)，即个体存在的统一性，个体存在处于包含一切的活的精神完整性之中，即真理从来不能为个别人所占有，而只属于人类的精神共同性。如19世纪俄罗斯著名民粹主义者尼古拉·米海洛夫斯基强调，俄语中的真理一词同时具有双重含义——科学上的真实性和道德上的公正性。对俄罗斯人来说，它既意味着“真理”，又意味着“道德与自然法则”。四是俄罗斯思想家在致力于同西方理性主义作斗争的同时，还试图调和、弥合西方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并试图以俄罗斯传统的“聚议性”等思想，使两者实现统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五是宣扬激进主义的唯理主义、完美主义以及“泛道德评价”。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形而上学具有明显的极致性特点，即，它不仅信奉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新即旧，而且不是以因果逻辑去判断事物。六是在非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俄罗斯人往往认为明天定会好于今天，代替“恶”的一定是“善”。他们还以宗教的虔诚希望世界是美好的，没有不公正和苦难。七是俄罗斯人精神结构中的宗教因素决定，他们在原有的信仰破灭之后，必须要用一种新的信仰填补空缺。如，弗兰克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激进民粹主义者们怀着新教徒的幻想皈依新的思想，转向革命的社会主义，准备为自己的信念牺牲和受难。别林斯基公开宣称，“对我来说，彼得就是我的哲学，我的宗教，我对于与俄罗斯有关的一切的启示录。否定——这就是我的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