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这些批评实际上阉割了中国天下观的精神实质，是静止地和教条主义地，而不是历史地和辩证地看待天下主义现实可能性问题。从历史进步的观点看，现行的民族/国家体系决不会一成不变地永存下去。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观点，世界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由低级阶段向更高阶段理性发展的进程”，人类社会自然属性的发展最终会推动人及其共同体的社会属性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相信历史进步的人文精神。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人类发展的未来始终充满信心与期待。他们相信，超越国家、民族、种族界限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能够形成而且应该形成。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性主题和国际相互依存特性不断加深的时代条件下，人类整体性急速加强，世界主要国家越来越多的先进人士认识到，至少在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许多领域内，各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已经密不可分。他者的生存成为自我生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用暴力消灭他者的可能性虽没有完全消失，但其必要性、迫切性都大大下降了。人类文明形态总体上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是毫无疑问的。“远远超出个别国家的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正在形成。”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撰文指出，今后十年，中国(和亚洲)的崛起将使国际体系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世界事务的中心将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可见，中国采取什么样的世界观不仅事关中国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未来人类社会前进方向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发展史和丰富传统文化遗产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重构、与国际体系主导国进行互利战略合作中，根据本国国力的增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天下主义精神去指导外交实践，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世界沿着“藏天下于天下”的方向发展，一定会大大促进整个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包括天下主义的认同。
其二，说一些人可能借天下主义之名，宣扬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之实，可能没错，但这也不是什么原罪。世界本是天下人之世界，每个民族都有维护和光大自己文化普遍性的话语权。事实上，如同张旭东先生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一书中所指出的，“一个民族的根本性自我认同，必须与本民族为维护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所作的努力结合起来。任何一个民族的理想，都是一种尚待实现的东西。放弃了对自身普遍性的辩护和追求的文化就不是文化。”换句话说，世界上任何文化精神一旦形成，都具有成为普遍性的冲动和可能性。中国文化如此博大，没有理由不积极地去捍卫、争取自己的文化普遍话语权。源于西方主客二分法本体论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等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国家间关系中从来就是一个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存在。迄今以来，任何世界秩序都没有，也不可能存在所谓绝对的民主和平等。未来世界很可能仍将是一个存在差序的世界，各国之间的力量不会完全平等。有差异的和谐而不是绝对的和谐是中国人文始祖对天地人三者之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判断。中国整体主义哲学一元本体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有差序的统一存在。儒学精神实质也建立在爱有差等的认识之上。归根结底，人是有感情的社会动物，脱离人的情感就无所谓人类社会。国家、民族间关系同人与人之间关系一样，最终也是人的感性认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本质上看，有关国际公平、正义的一切政治理念和实践都是由各民族和各国人民的情感所决定。因为，相对而言，人的感性比人的理性更为本质、更为深刻地决定着人类的各种行为，其中包括人类在高端国际政治领域内的一切社会化行为。
但是，如同旨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合法性的天下主义一样，新天下主义的理论依据也存在不足之处。例如，他们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整个文化理念、基本价值观和语言已发生革命性变化，西方文化被认定代表着新的天命，顺理成章地获得新的权威地位”。这显然不完全切合当下中国文化思想的总体状况。事实上，现代中华思想已由多种元素构成。中国社会伦理道德正快速走向现代化、多元化、复合化。一方面，中国人的思想多多少少受到某种形式或一定意义上的“西化”或“西学”中国化的影响。许多人程度不同地从内心深处接受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承认西方工具理性和科学实证主义及逻辑思维的相对合理性和进步性，包括对达尔文自然进化论的基本赞同。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一元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仍占据支配地位。中国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政策目标，就是要通过“与外部世界建立具有进取性、认同性和共享性的价值关系”，和平地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以推动形成一个由“西化”的东方和“东化”的西方共同组成的新世界。
再如，新天下主义对现代人类实践持普遍的悲观主义看法，并认为现代生活方式已无可救药。对此，我们认为，应当换个方式看待现代性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对科技进步带来的问题，虽不能完全依靠其进一步发展来解决，但显然不能因此而不去积极地发展科学技术。诚然，我们没有人能够绝对地把握历史的未来。但无可否认，人类在思想道德、行为规范的许多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因而，我们也没有理由不对未来人类社会、文化、思想继续沿着进步的轨道朝前发展抱有信心。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没有终点，发展是永恒的，诸如现代性和主体性及主体间性给现代国际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一定会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2.走向“藏天下于天下”
当前，从战略与外交哲学的高度，根本解决中国寻求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世界问题已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项重大课题，其核心与关键所在是，如何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构建一种成熟的，与全球化时代潮流相适应的合作型战略文化。为此，我们认为，中国需要清楚地表明，为建立和谐世界，世界各国必须共同致力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扬光大中国古代天下主义战略文化传统，使世界朝一种“藏天下于天下”理想格局的方向发展。所谓“藏天下于天下”就是把天下归还天下、把地方交给地方。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天下与地方是一个统一存在之物的两个不同表述，即任何天下都是地方，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天下是以地方来体现其存在，地方也各自成为一个天下；天下就是无数个地方。对地方的尊重是中国特有的战略文化传统。这一传统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人的尊重。任何地方的人，不管你的生活方式如何，文化如何，都应得到尊重。也就是说，中国战略文化传统尊重每一个地方人民自我在历史长河中自然而然形成的道德、伦理、风俗文化、思想意识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在古代中国，“地方”与“道路”两词义相通。中国古人凭直觉认识到，没有道路人去不了任何地方；离开了地方，也就无所谓道路，没有道路之时，人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方向与存在的意义。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中国人认识了人类社会与生存空间之间相互关系中最根本的奥秘。这就是，人类社会性的形成是从最初聚居在某一地而展开的，因而其社会伦理、风俗等只能产生于这个地方，而不可能来自于此地之外的任何地方。由此可见，任何社会法则最初都仅仅是，也只能是“地方的”。故此，慎子说“礼从俗，政从上”。《礼记》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等，最清楚地代表了中国人“对地方性居住样式的真正尊重”。具体言之，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之一的“藏天下于天下”思想具有以下几层含义：
一是将地方归还给地方，天下就是地方。任何一个世界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地方而展开的世界；如果没有地方，世界就成为纯粹抽象的虚无。由于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定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因此，所有伦理都是地方的。对中国古人而言，“伦理”就是通过辈分而构成一种居住或生活的秩序，在其中，尊、卑、贵、贱、高、下、先、后等得以被分类，获得了不同界定，这样人们便能够按照某种共有的形式来面对并化解处在冲突与争执之中的聚居生活。如郑玄言，“伦，犹类也；理，分也。”可见，伦理就是不同的分类形式，或者说地方性的生活法则和方式。
二是还天下人以自由。所谓“藏天下于天下”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还天下人以自由。现代自由主义思想最根本的要求是，让各种人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存在。这与庄子“藏天下于天下”之说为同一个道理。在庄子看来，世界的统一性在于世界的多样性。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片“天下”或“天地之间”，都有自己的贯通天地人三者之间关系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池田大作与汤因比在对话中都肯定中国的这一思想，并指出，世界的统一，不仅需要形成某种人类精神上的整体感，而且只能按照自发原则，为实现具体的统一采取一定的方式。应当说，这种整体感正是“藏天下于天下”思想的一个基本要义。按照中国整体一元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天地人三者为一和谐整体，是古代中国政治统一深层次的精神基础和依托，没有天下、地方及居于其间之人为一个整体存在的认识，仅仅依靠天子和集权是难以保持中国几千年政治大一统局面的。可见，肯定地方自主性，坚持各个地方在自发原则下的统一是中国人自古信奉的政治原则和特有的政治智慧。事实上，中国民族统一体的形成正是众多异族自愿接受教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藏天下于天下”不仅是一种最好的对外大战略，也是真正自由、平等的对外政策。因为，作为价值的自由概念符合人的本性。但中国古代先哲在肯定自由之价值的同时，还看到人还有其他的一些本质属性。因而，人的自由本性必须和人自体的其他本性相合、相和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三是可被奉为最好的生存策略和外交方针。“藏天下于天下”战略思想既是中国战略思维的核心价值取向之一，又是古代中国对外最好的生存之道。自古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实质性内容被所谓王道与霸道两种对外战略方针所掩盖。实际上，对中国对外关系产生最根本影响的是，道家的“藏天下于天下”、“以无事取天下”和儒家的“礼不往教”两种思想，或儒道两家所信奉的生存法则和生活策略。如老子《道德经》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再如，孔子将“礼不往教”作为处理他族、他国的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后儒将这一思想发展为天下无外、思想无外和王者无外。如龚自珍言，“圣无外，天亦无外者也。”又如黄宗羲言，“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匣者也。”黄宗羲希望通过复归“藏天下于天下”，使天下不再成为某个人或某个民族所觊觎的对象，从而给每个地方的人民得到自己管理好自己的机会，而如果每个地方都努力地把自己管理好了，每个人都能通过不断地自我修炼而成仁了，那天下自然就回复到与“三代”太平盛世一样的大同世界。赵汀阳在《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对中国传统“无外”思想作了较为明确的阐述。他认为，所谓“思想就是为别人去想，为所有人去想。思想无外，就是永远把他人的利益考虑在内，所以就没有外了，”“无外”的思想原则使中国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异端”观念，从而有助于消除西方思想中的一个痼疾，即基于宗教非理性的“异教徒意识”而发展出来的“敌人假设”或者说“分裂的政治”。赵汀阳还指出，如果天子能以天下为家，并获得“所有土地上生活的大多数人的民心”，他就能成为“无外”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