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浏览网页、翻书店醒目位置的畅销书，看到描述各类职场风云的时候，总有一种没救的感觉。我相信那些被奉为经典的招数，秘诀是无数血淋淋的事实堆砌的，但我一直迷惑的是这些职场手册的出版、刊印究竟是想帮助那些在职场中挣扎的无辜之人，还是更强的建立起了一个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职业战场。
在我毕业之前，生活积极向上，美好无比。我仍记得毕业那年，六月的天气，骄阳似火，照着校园马路两旁的银杏，阳光稀稀拉拉的透下来，马路一片斑驳，我在两棵树之间牵了一个绳子，和男友一起把带不走的衣服、书、生活用品一一甩卖。那个六月是毕业生的季节，为这一月，学校有了无比的宽容，允许我们这些散户叫卖，喧腾得让人兴奋又落寞。毕业的印记因为这些跳蚤市场变得格外深刻。
告别总是沉重而伤感。在学校的最后一个月令人难以忘怀。那时六月的雨还没开始泛滥，心疼却已渐渐弥漫开来，知道就在这月就要离开，却真的不想说再见。校园人来人往，搬寝室、托运行李、照毕业照，六月的校园狂欢般的沸腾，而夜晚一来，躲在寝室，看着对面寝室的灯一盏一盏的熄掉，听着楼道不断传来的拖动行李的声音，我知道我是真的真的要毕业了。每一夜都有许多双潮红的眼睛送走一个个熟悉的背影。临走前一夜，敲门去圆音的寝室，开门，圆音正在抽泣，她和她的诗人男友分手了，她是那么爱他，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她都兴奋无比，她告诉我她终于知道什么叫冲昏头脑的感觉。他的诗人男友为他写诗，带她进最好的店买最漂亮的衣服，开着传说中的哈雷摩托载她去研究生院上课，可最终因为一次感冒，诗人爱上了医院的一名护士。圆音问“我哪里不好，”诗人说“因为你不喜欢摇滚”。我走上前抱住圆音，心想，姑娘，可不能再掉眼泪了呀。
红梅是我们寝室第一个离开的人，我们是老乡，但她最后去了广西，我留在CD，送走她时，离别的话简单而沉重，当她对着我自然地说着拜拜时，我的心里莫名地一阵酸痛，转过身，眼泪就扑哧扑哧地流了下来。她是我三年抵足而眠的舍友，我们有着共同的作息，晚睡晚起，喜欢安静的做事，每周去一次超市，有着相同的月经周期。她是典型的重庆美女，娇小的个子，娇小的脸庞，身材匀称，化学系的帅哥为了她请我们寝室的去K歌，可临到阵，她却没去，帅哥锲而不舍，发短信，打电话，就差跑到寝室来要人，可她依旧待在寝室，看她的片，读她的书。我说你不去见一下怎知他的好，她不耐烦的答到，哎呀，好麻烦。整整三年，无论外面的帅哥如何殷勤，无论寝室的女孩子如何热火朝天的谈着爱情，她都开开心心的孑身一人，她的伤痛无法言说，却始终让她迈不出脚步迎接她的幸福。我的朋友，今天就要告别，以为分别很遥远，但转身也许就是最后一次相见。我和我的同学各自奔上了前程，我们都在那一刻，对未来有着太多的期许，就像快要回归大海的鱼，恨不得在里面纵情鱼跃，我们吃着散伙饭，把酒言欢，畅意未来，饮酒抹泪，那段最火热最沸腾的日子似乎冥冥之中暗示了未来的种种煎熬。
我入职的第一天，了无生趣，听领导发完言，便各自上岗，我分在了院办，一个听起来响当当的部门，其实啥都不是，就像一个垃圾桶，其他部门不想做的事或者无法完成的事都往这儿塞，而我不过是个背黑锅不要命的的人。
同事带我去了办公室，指着深红的实木桌椅，崭新的电脑对我说，今后你就在这儿办公。我点头，欢乐无比。我和同事面对面坐着，隔着两台电脑，我的同事是个美女，170的个子，烫着微卷的头发，化着淡妆，说话热情而泼辣，我们两个女人共用一个战场，而里面还坐着一个花木兰——办公室主任。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着实心里抖了一下，我从未见过长得这么凶狠的女人，一脸的杀气，三角眼，纹过的眼线已经由黑变蓝，头发束在后面挽成一个草垛，一脸的雀斑，让我猜不出她的真实年龄。她看我时没有任何表情，目光如刀在我脸上不停的剜着。直到有人进来，她迅速收刀，我出来时，心里惊恐不已，我短浅的人生经验告诉我，这个人不好惹。
为了工作方便，我在离单位不到半小时车程的地方租了个房子。这是个老得不能再老的房子，一共四层，我在顶楼，房间里除了一张沙发，一个书柜，还有半夜到处乱跑的老鼠，什么都没有，电灯的开关还是八九十年代用线控制的那种，稍一不注意，线就会拉断。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房间收拾得像模像样，但住进去的第一天，我哭了，我突然想回家，想找爸妈，说我不要留在这儿，带我走。男友跑过来莫名其妙得看着我，哄着我说，贝贝，你已经长大了，总要离开父母的。我第一次觉得他好陌生，推开他。也许在他看来，我已成人脱离父母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一连哭了两个月，那段时间，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哭，我在厨房洗菜的时候哭，炒菜的时候也哭，准备吃饭了，又哭了起来，那个火热的夏天，我就泡在眼泪里，每一天都湿漉漉的。
我开始不哭其实是从我的主任对我变本加厉的压榨开始，人的注意力总是很容易被转移。我从上班起，我就一直告诉自己，无论现实多么阴暗，我也要阳光，不能损人利己。但实际上，我的非暴力合作的策略让我最终吃尽了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