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旧时代的传统观点看，王大川与陈小娴可以说是门当户对。他们的祖上几乎在同一时期达到了事业的辉煌顶点。
陈小娴祖籍帝国东南部的瓯城。她爷爷的爷爷的爸爸的事业先是“鸡毛换糖”——在逢年过节时，从各家各户收购鸡毛，用鸡毛再到糖厂去换糖来卖，以此积累了一些原始资金，后来就开始创办皮鞋厂。在铜锈时代前期，各地的私人制造业都遇到过转型的尴尬，因为原材料成本和人力成本上升、西部阵营市场萎缩，这些中小企业曾经纷纷倒闭。陈小娴的爷爷的爷爷放弃了祖传的做鞋生意，开始进入了房地产行业。
在铜锈时代中期，她的祖辈们在房地产业链条中一切可以盈利的环节中都有所涉猎，并获利不菲。她的祖辈们，仿佛是一群不甘心的长跑队员，他们在“政治人”的长跑比赛中已经落后了很多，因此在“经济人”的比赛中开始发力，从21世纪伊始，他们从炒楼房，到盖楼房，从开办中介公司到房屋装修，从出租商用物业到控股地产上市企业，只要有利可图，他们一概不漏全程参与。这让陈家在二十年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以此为基础，开始进驻体育、饮料和演艺等行业。
“树大招风啊，”陈小娴的爷爷临终前告诫她爸爸。她爷爷晚年时，被庞大的家族企业弄得心力憔悴，于是开始顺水推舟的相应国家号召，逐步将家族企业捐献给国家。从地产发家的陈氏家族，从热热闹闹的大移民时代到轰轰烈烈的大建设时代，仿佛被时代抛弃了。
到了陈小娴这一代人，唯一保留下来的是一本家传的纸书，书名叫《我奋斗在成色最好的金矿里》——这是当年，她爷爷的爷爷请了一位全国知名的财经记者做影子写手出版的自传，这金黄色封皮的书不仅外观抢眼，还曾经被翻译成四十多种文字，连续三年在全球各地的书店和网络上保持畅销。如今，除了这本纸质的文本尚让他们回顾起那些与房地产相关的财富故事外，与陈小娴一样，那些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众多家族成员，却再也没有一个人从事与房地产相关的任何职业。
王大川与陈小娴恋爱的时候，社会上还不流行经由组织搜集个人信息，再通过数据运算安排婚姻的方式，他们是旧社会中才可能发生的那种“一见钟情”式的相遇。
那个时候王大川刚被街道“精神文明办”派驻到周爱群的队伍里。他白天的主要任务是守在二级城区，蹲点在一些刚建成就马上投入使用的公共厕所外，观察记录苍蝇的数量和活动轨迹。那天他所蹲守的公共厕所，是一幢灰色的水泥毛坯建筑，还没有来得及对外墙面进行装修，进门处用黑色的油漆刷上了“男”字和“女”字，但那天的苍蝇似乎有预谋地想要帮助他俩，上百只苍蝇组成的方阵没有停留在厕所水泥外立面其他任何地方，单独集中地分布在“男”字和“女”字上边，急于想上厕所的陈小娴担心走错，便问蹲在旁边的王大川，“哪边是女的？”。
正在数苍蝇的王大川，伸出左手指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看见眼陈小娴。他第一感觉是：这个人长得很熟悉，好像以前在那里见过似的。很多年以后，陈小娴感觉到自己已经很苍老时，经常会无不浪漫地说：“是苍蝇为我们俩搭建了鹊桥。”。
但在刚开始相处时，双方都很担心这是一段错误的姻缘。因为他们俩的模样确实长得很像，一样稀疏的眉毛，薄薄的嘴唇，一样比常人更挺的鼻梁，甚至笑容和愤怒的表情都一模一样。在核对家谱后，他们发现王氏家族在横城的辉煌时期与陈氏家族在瓯城的灿烂日子在时间上非常吻合，他们于是猜测，彼此的祖上在事业高峰期可能曾经有过一段交往，说不定还有过联姻。
在王大川25岁生日的前一天，他们俩一起向街道办递交了结婚申请书。但他们一直心怀忐忑，俩人都本着科学的态度，担心如果是双方家族有过联姻，将对未来孩子的健康产生影响。在郑城家改那段时间，他们会经常凭借自己父亲，或者爷爷，或者父亲的爷爷所口传的各类记忆彼此核对各自的家族谱系，这逐步成为他们之间感情的润滑剂。尽管他们所搜集的家族历史线索常常突然中断，这并未让他们懊恼，双方似乎找到了一种来自同一阶级、同一阵营的集体荣誉感。
由于各自祖上的事业都非常庞大，人丁也非常兴旺，他们的考证工作常常在各家旗下拥有众多的关联企业和分公司、办事处的迷宫中穿行。尤其是在围墙时期初期的那段历史，如果涉及到一些海外的关联企业，更显得说不清楚。这项考证的工作也成为双方家庭聚会日中的主要项目。在那段时间，他们俩从每个月初就开始梳理好各自的问题，整理好记录着各种资料素材的问题卡，然后在月末的家庭聚会日集中向双方父母询问求证。
经历了6个这样的家庭聚会日后，双方父母各自脑袋和肚子里的素材都被他们用光了，两个人也没有发现自己祖上有过联姻的记录。于是，在第7个家庭聚会日上，他们正式宣布了结婚。
婚后的王大川，因为性格突然变得沉默寡言，在单位上也并不受重视，闲不住的陈小娴和他爆发战争的频率越来越高。双方吵架时，陈小娴的开场白一般是：“如果当初不是着急想上厕所..”然后接下来会发表一大段对彼此结合表示后悔的话。
王大川刚参加工作时，因为他沉默的性格一度影响了工作表现。他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街道办下属的“新公民精神文明办公室”锻炼，他主要内容是做思想工作，这需要跟别人交流和谈话。但他不会谈话，他只能盯着别人，听别人说，无法安慰或者劝阻那些正处于矛盾漩涡中，需要他去调节、安慰的街坊邻居。
就拿“新公民精神文明办公室”所驻扎的二级城区来说，当时很多建筑物都刚刚竣工，一些景观、广场、水管、电梯都还没有完工，很多家庭都仍然需要使用临时搭建的各类公共厨房、公共厕所、公共浴室、公共更衣间、公共电话、公共洗衣房、公共茶歇室、公共哺育室..从大建设时期一开始，郑城的公民们就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在光荣之城快要建成的时刻，也许是他们已经看来了未来生活的美好景象，突然开始对当前的生活环境变得牢骚满腹，积累了几十年的“温、良、恭、俭、让”的公民风气，在这个时候让位给了焦虑、报怨、嫉妒、怨恨和愤怒。
尤其是刚搬迁到新郑城的每一位公民，在那个时候脾气都非常大，动不动就要找人吵架。因此王大川要做的思想工作尤为重要。但是，因为他不善言辞，在这个岗位上的表现乏善可陈。在“新公民精神文明办公室”工作一段时间后，他被借调到西城区一个区属的公共卫生机构，负责与民间城市自治武装与和公众之间的联络工作。
这个时候的郑城人，脾气越来越大，除了动不动就要找人吵架外，后来还发展到经常要与人动手。除此之外，光荣之城的防护隔离带尚在建设之中，野生的动物和非法偷渡者都经常趁乱入侵，于是国家鼓励和培养了一些民间武装力量用以协调城市管理并可以在监督下执法，他们负责看管散落在众多工地里分散的材料，也承担起空中飞行器航线的指责。除了正规的警察部队和国防预备队外，在郑城各类城市自治武装中，周爱群组建的“周家军”是那个时候规模最大，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只。
周爱群这位“贵人”的出现，让王大川的命运有了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