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城的夏天过去了。这似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那些曾经饱满鲜亮的各种绿色，当包文静注意到时，竟然都全部被金黄、深红、赭石、灰褐所代替。
自从他被父亲像狗一样用铁链子栓了半年之后，平静，就成为包文静外在的永远的招牌。而在这块招牌下边，也永远是波澜起伏的另一番景象。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站在郑城东大城区第7区检察院大楼的平台上，面对初秋时节的这座光荣之城，阅读者包文静内心感概万千。他认为，自己所站立的这个二级城区的平台，已经属于整座光荣之城的核心区。而他从阴暗、潮湿的地铁保留区走到这里，把自己的身躯沐浴在四周各类楼面反射交织的金黄色阳光里之前，已经耗费了自己20年的时光。
包文静年方四十，正是踌躇满志需要做一番事业的年纪。他出生的那一年，地铁保留区通过与中央政府进行的第二次港城谈判，《铜锣湾协议》开始落地生效，各地的保留区都增加了更多的耕地和储备粮。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这一代几乎没有体验过饥饿的滋味。
但儿时的包文静个头并不高，甚至显得很弱小。这让他父亲包新民一度很担心，甚至曾经怀疑过他是否是自己家的孩子。经过与他母亲的数次考证，在取得了确凿的证据后，包新民方开始疼爱这个又黑又瘦的纤细婴儿。得益于《铜锣湾协议》的签署，并未从事农业生产的包新民也有机会通过公社的申请，自己在家里领养了四只羊羔。等到包文静上小学时，他每天早上就可以喝到自己家半地下室里生产的羊奶；到了冬天，他也常常会穿上母亲用羊毛给他编织的围巾或者是背心。这使他在很多年后，每当看见了羊，或者听见羊叫时，就会有一种幸福的联想。
也许是小学五年时间喝羊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包文静自打11岁进入二号线东风中学后，他的个头就开始猛长，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在中学一年级这一年，他的个头从1米50，长到了1米90，座位在这一年也被老师调了四次，从第一排最终被调到了最后一排，与那些不安份落后生混在了一起，打成了一片。
随着个头的猛长，包文静的内心也不甘蜷缩。他不满足于中学的普通教育，一心想要早日到社会上去出人头地。在中学一年级下学期，他就开始经常逃课，扬言是学习革命先贤们的勤工俭学活动，而实际上却有些类似农夫果园派或者大洋岛民们当年的黑帮习气——伙同一些不安份的社会青年，在二号线倒卖香烟和私酒，当然他们自己也迅速学会了抽烟和喝酒，并经常与其他地下走私团伙发生斗殴。
为了不让他出去继续与这些纨绔子弟们鬼混，包新民断然让他休学。把他用铁链条锁在家里的半地下室里，和一群羊关在了一起，身材高大，又黑又壮的包文静就像一只呆在羊圈里的牧羊犬一样。一开始，他感到即屈辱又愤怒。但在一个星期后，他从半地下室羊圈木头地板下的夹层里，发现了他爷爷包罗廖留下来的一箱书和笔记本，于是他就开始躺在羊圈里看书，居然从中产生了阅读的兴趣。
包文静在11岁时爱上了书本！！这是他们整个家族近一百年来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这个家族在大移民初期通过港城迁徙入大陆，他们有一大部分来自南部美洲，也有一小部分来自南部非洲。但无一例外，他们一直从事着交通运输相关的各种职业。早期，他们是帝国南方首批获得正式居住权的美、非洲籍劳务工。在围墙时期刚结束时，帝国的机器人技术还仅仅用于国防部门，劳动力人口极具短缺。以前一个地铁站的安检人员要8名，后来缩减到了4名，再后来减少到了2名，但还是显得不足。于是，只好从美洲或者非洲的友邦国家进口劳务。包新民的祖父一代的初期移民，大部分先是签订了劳动合同后，然后被派遣到各个城市的地铁站做安检员。一代人后，这项工作被机器人或者人能智能的设备取缔了。
而到了包新民的父亲包罗廖这一代，随着保留区与光荣之城的逐步隔离，部分地铁也最终停运，在旧社会时，他们改做了人力车的生意。包罗廖雇佣了70多个车夫，在交通最发达的一位数地铁线（指1-9号地铁线，这些线路最早修建好，是各个城市地铁保留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做的风生水起。
新社会的到来，包罗廖私人经营的人力包车、出租车公司被联邦居民委员会取缔，业务和资产都被收归到一号线居民委员会交通运输劳动合作社。但或许是出于习惯，也可能是因为家族遗传的基因，到了包新民这一代依然还在地铁沿线从事人力车，或者货运三轮车的工作。并且他认为，自己的儿子包文静也理所当然应该继续从事交通领域的职业。因为他实在想不出来，除了开车、拉车、赶车、洗车、修车、检票之外，自己家里的人还能够干其他什么正经的事情。
另包新民没有想到的是，包文静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本指望他能够中学顺利毕业，继承自己在交通领域的事业，看来是没有指望了。虽然他能够静下心来看书，但这，能成为一个可以换饭吃的正经职业吗？
直到一天晚上，包新民拉了一天车回到家。突然记得早上出门前忘了给拴在地下室里的包文静留饭。他赶紧拿了几块面饼、一碗热汤下楼去给包文静。但他发现，包文静居然一点都不饿，对他手中的面饼和汤正眼不看，就着地上一滩快要融完的蜡烛，半伏在一本摊放在地上的书前，正读得两眼放光。
“这个孩子，是不是被我关傻了？”包新民有些自责。赶紧上前一脚把地上的书本踢到羊群中，把汤碗放在蜡烛旁，让包文静赶紧吃点东西。
“别，踢，书！”包文静的声音让包新民感觉到一阵寒意，也充满了一种他不能理解的陌生力量：“你知道这些书的来历吗？”
“不知道？”包新民放下汤碗，仿佛是一个被捉拿住的敌营探子，小心地试探着。
“这是，庄邵光的书，庄邵光，你听说过吗？”
“你是说那个大人物？听说过，他可是真正的大人物，第二次港城谈判他都参加过啊，还代表我们居民在报纸上发言了啊，这些书，是他的？”
“嗯，确切地说，是我爷爷包罗廖，替他保管的书和笔记。”
接下来，包文静仿佛突然饿了，一边端起地上的汤喝着，一边告诉他父亲以下的这个故事。这是他从夹杂在这些书中的数个笔记本中了解到的。
那应该是在解放前20年，地铁自由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地蔓延的启蒙时期。为了公民社会不被这些后信息主义思潮所传染，中央政府开始将公民城市与各地地铁保留区切断联系，各地城市的地铁因此逐步停运。那个时候我的爷爷包罗廖也被旧社会的郑城地铁公司解雇了。我们知道，他后来开了自己的人力车出租公司，但在开始做人力黄包车、出租车生意之前，他并没有可投入的资本，为了养活家里人，不得已开始做着各种倒买倒卖的小生意。
在那时，庄邵光刚刚来到地铁区。18岁的庄邵光怀揣着那份著名的3500期《自由劳动报》特别纪念版，在地铁流浪了三天，不仅仅没有见到李白，连一位自由群众劳动党都没有见到，但幸运的是，他认识了我的爷爷包罗廖。
庄邵光很快就花光了所有随身携带的中央币。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18岁的庄邵光找了一幅硬纸板，和几块木头，在纸板上用墨水画了个棋盘，用几块木头刻上了车、马、炮，然后找了个太阳能充电的手电筒，在四号线落凤坡站的6号出口下，摆起了“残局”——这是他5岁时就会的，在“国立津城军阀争锋时代游乐园”跟一位老师傅学的。
据庄邵光留下的笔记本记录，这位姓赵的师傅并没有棋谱，所有招式全部记在他的脑袋里。当时庄邵光每天他从父亲负责的杂货店偷一瓶啤酒给老赵，老赵就教会他一招。直到他父母调离津城来到郑城20世纪90年代时间乐园前，他在半年时间内学会了老赵的108招“残局”。残局就是，在地上摆上几个象棋的子，如果有路人感觉自己可以下赢就参与，如果下输了就得给些钱。
凭借这个手艺，庄邵光在郑城地铁区不用饿肚子了，虽然还没有看见任何一个自由劳动党人的身影。但他遇见了站在落凤坡上练摊的包罗廖。
包罗廖站在落凤坡上，双手各拿着5个塑料制的打火机。向往来隧道中下班的、放学的、买菜的人群扯开嗓子呼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便宜适用的打火机，30元一个，不用饭票，不用肉票，只卖30元啊。你可以买回去点烟，也可以买回去电煤，如果停电，还可以点蜡烛，只要30元，可以用三年。”在他像一盘循环播放的磁带一样反复播放了10次后，他手中的十个打火机就卖光了。
庄邵光对包罗廖的销售能力很仰慕，而包罗廖也对庄邵光摆残局的棋艺很崇拜。这种惺惺相惜的英雄情节，成就了他们维持多年的友谊，虽然此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那时包罗廖所倒腾的东西不少，除了打火机外，还有扇子、墨镜、矿泉水和旧书。坐在坡下的庄邵光，如果没有生意，就会从包罗廖这里借些旧纸书来看。同时，如果包罗廖生意早点做完，也常常到庄邵光这边来学两手象棋。如果他们同时都觉得生意做累了，也会一起去酒吧放松一下自己。在庄邵光看来，地铁的酒吧区，虽然鱼龙混杂，但这里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大超市，挑剔敏感的新纳比派们、优雅高贵的詹姆斯们、豪放不羁的果园农夫们都在这里高谈阔论。
据说庄邵光就在这段时间，遇到了让他心仪一生的长谷丽莎，那时候的长谷，仅仅是三号线一个不起眼酒吧中的一位褐色直发、沉默寡言的服务员。但她一直成为了庄邵光写作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这段日子里，他和包罗廖都相安无事，各取所需，在落凤坡这个小土堆上过得有滋有味。
直到有一天，在庄邵光的棋盘前，来了一位相当诡异的顾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