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这声儿，包文静扭头一看，原来正是自己的工作服务对象，郑城东大区第7区区委会检查院法律文书周玉成。
周玉成比包文静低了一个半头，如果两人站着谈话需要仰起脖子才能看着对方。就在郑夏季过去这天上午上班时，包文静看见周玉成除了贴身的制服外，还第一次穿着新配发的智能纤维布料风衣外套、鞋袜和帽子前来上班，他将它们都调成浅灰色，那顶帽子有一个硬的帽檐，两个柔软巨大的防风耳朵，被收起来贴在头顶上。“像福尔摩斯，”包文静那天早上这么问候新制服中的玉成。
在行政地位上，郑城并不如帝国的中心皇城，但因为这座光荣之城紧邻着地铁移民保留区的心脏城市——“联邦之心”——在半个世纪前，这里是地铁移民保留区“后信息主义思潮”以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类自由、民主的启蒙思潮发源地，那时候保留区并没有与公民社会完全隔离，有不少的公民都不自觉、潜移默化地接触过这些思潮，甚至也不排除，这些残留的后信息主义观点，直到现在也并没有与这座光荣之城中的公民们绝缘，尽管各类主流********一直在大理提倡“不争取”主义。中央对郑城的服饰改革试点工作尤其重视，“我们必须在********上首先攻克这个堡垒，”帝国宣传部长刘长青曾这么形容这次改革的意义，他不希望这座城市再像“家改”时那样，在卫星城魏城爆发“家改请愿运动”那一类的政治事件。他委任了自己最得力的特别助理庄邵亮常驻该城，从这一点也可看出郑城在这场帝国服饰改革中的地位和份量。
庄邵亮没有辜负刘长青的重托，在他的直接领导下，郑城服饰改革综合指挥办公室主任王大川，虽然还是保持着一贯的沉默寡言，在艰苦的试点工作中迅速取得了一些值得肯定的成就。郑城率先在全国各城市递交了青年公民对新型服饰试点的建议，很多公民认为在夏季刚来临时配发的两套制服还应该继续丰富一些必要的类别，因为无论是居家的常服还是工作外出的制服，都有点类似于早期铁路系统或者航空系统的紧身工作服，对于其他工种的公民来说，在一些特定的办公环境中需要针对职业身份进行服饰区分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他们也希望能增加一些其他功能。比如一些生病的公民，依然希望看见身穿宽大白布制服的大夫，这样他们才有一些安全感。同时，一些执法的警务人员也希望，他们可以配发有帽子或者腰带，这样可以保护自己的头部不受意外伤害，也可以利用腰带携带更多的随身装备。还有一些运动员或者文艺演出人员，更提出了各种五花八门的个性化建议。
在郑城提交的这些建议被反馈到上级单位后，迅速拿出了一个可行的综合性方案：制服生产基地的工作人员又一次对试点区居民的数据做了分析，然后为每一位试点青年公民生产出了统一制式的外套、帽子和鞋袜——在夏季过去前夕，被发放到每一位试点公民手中。这种外套、鞋面的材质也依然利用了智能纤维布，可以防水，防晒，也可以根据个人的生活、工作环境切换衣服的样式和色彩。虽然这并不能满足每一位公民具体而有个性的要求，但大部分关于服饰的的诉求可以得到保证，“大家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给大家发放新的外套和鞋袜，仅仅是第一步，我们还有更多新的措施，将不断丰富、完善大家的服饰需求。”王大川通过试点区委会的领导向各位公民传达了这些精神。
午休时分，周玉成缓缓走向广场边缘的隔离带，一边吟诵着那首晏殊的词，一边扭动自己新制服外套上的色彩花式的调结器，将那件原本浅灰色的风衣，逐渐变成了一件古人的交领罗衫锦袍，浅青底色，菊纹黑边，腰际缠着2寸宽的素色锦带，具有显示功能面料的衣带下方，也同时显出吊着的香囊和玉佩等。包文静知道，这是试点青年刚领到的新制式外套，但目睹周玉成从浅灰色的福尔摩斯形象，一边向他走进，一边操作按钮变化出一位儒生的形象，还是让他恍惚有了种穿越的感觉。
距离他三尺开外，周玉成站住抬起头看着显得有些惊讶、露着两排白牙的包文静，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大概是他这几个月来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包文静在事后回忆起认为，玉成这次难得的开心，兴许是因他们俩艰苦的文件梳理工作即将完成后的轻松；也许是新发放的全新外套，让这个忧郁的年轻人心情似乎有了变化；也可能是因为受到晏殊那首词意境的感染，让他的思想有了更开阔的空间。
在这一年的夏天，似乎每一位郑城的公民都在努力工作，从各条战线中都不断传来他们的好消息。肩负重要改革任务的王大川自然不必说，就连第7区区检察院的法律文书周玉成，也获得了半年度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
随着他们手中梳理案件的工作逐步结束，包文静也将要调离他的办公室。在周玉成有限的人生经历中，与地铁人接触最密切的，只有包文静这么一位。因此在这一个星期里，两个人即将分别时，他们之间的话题突然多了起来。在午休的时候，玉成也第一次对包文静的着装露出了兴趣，他上下打量着穿着传统黑色西装、白衬衣和灰色毛料裤的包文静，然后对他说：“你这穿得像古时候的出租车司机啊？”
“哈哈，我们祖上就是开出租车的啊，我们做机动车出租车，也做人力黄包车，”包文静笑着回答他。
周玉成似乎对这点很好奇，因此在这天午休时，包文静就大致给他描述了半个世纪前的地铁移民保留区的生活。他讲述了自己的祖父包罗廖和庄邵光的友谊，以及他们家族是怎么开始从事出租车生意的。周玉成似乎很感兴趣，尤其是他讲到自己的老师庄邵光从时间乐园到地铁区的那些传奇经历时，包文静发现周玉成的眼睛就像两粒饱满的葡萄，随着包文静的讲述，正变得越来越明亮。
包文静并不知道的是，周玉成的妻子文清在三个月前被流放的事情。
在郑城夏季来临后的第一个月家庭聚会日上，周玉成就没有见到任何文清的亲人。在此后几个月里，周边所有人和信息都在提示周玉成，以前的生活是他头脑中出现的幻觉。
首先他发现，自己周边几位他和文清共同都认识的邻居都突然搬走了。随后他找借口去了几趟第8区区委信息馆，装着查阅法律文件。但一无所获，所有原来认识文清的同事也一个都不见了。他去了他们俩经常去的服务社、电影院，但所有他们共同熟悉的人都没有找到。有几位也认识他，但都说，没有这个人。
他还去了二级城区寻找文清家人杨珍妮和杨杰克，但他们和曾经认识的几位邻居都不见了。
他查阅自己家里和工作中所有的储存的个人信息，但都没有搜索到任何有关文清的事物——没有二次元的照片、没有全息图像、没有文字记录、没有语音音频。
他所生活了28年的这个世界似乎正在用一台功力强大的泵，将他脑袋中曾经填满的有关文清的数据，一点一点地抽走了。也似乎是有那么一台巨大的碎纸机，将他脑袋中、周围环境里有关文清的信息文件打碎，搅拌、拆散、分解，然后被吸入高温焚化炉中燃烧蒸发掉了。
在目前他所面对的现实生活中，唯一可以确认“文清曾经出现在他的生命中”这件事实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他的母亲沈易华。但在这随后的两个月两次的家庭聚会日前，他就收到易华社区医院传给他的信息——“因为生病，家庭聚会日取消”。另一位就是“153”居委会李田芳主任，因为是李主任亲自给他送来的文清流放通知书的。但在这两个月中，李主任成天忙着服改的各类琐事，没有心情，也更没有时间，来和他一起探讨有关文清的那些回忆。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时，李主任总是那么一两句话：“小周啊，你还年轻，要尽快振作起来，开始新的生活吗。”或者是：“小周啊，你还年轻，要认真工作，更要认真生活，你可以通过组织马上组建新的家庭嘛。”到了最后，周玉成甚至主动回避起他来了。
在这所有的人之外，能够证明文清曾经曾在的是一本被误认为是属于周玉成的书，那是一本老式的带着金色封皮的纸书《我奋战在橙色最好的金矿》，在这本印刷华丽的书中掉落下一张粗糙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符号：58Xi7678，——这是周玉成在第一个月里寻找所有文清的证据中，唯一留下的真实证据。但他把这个纸条揣摩了三个晚上后，记住上边的编码后，然后走到厨房，将那张纸烧成了灰烬。
从第二个月开始，周玉成似乎变了一个人。他似乎听进去了李主任对他的教导。他开始将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也似乎越来越相信，自己曾经拥有的所谓婚姻与家庭，是一个月前发生的人生幻觉。经过这整个夏季的工作，他似乎适应了这样的单身生活和单调的工作。似乎也正因为如此，从夏季来临之前，他所着手从事的这项关于私改闹钟案的法律文件梳理的艰苦工作，能够赶在夏天结束后便可以顺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