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8日，清王朝在镇江最后一任京口副都统载穆向辛亥革命军缴械投降，镇江宣布光复。镇江城头透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新曙光。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并没有完成。”在镇江，县衙门虽变成了民政署，知县变成了民政长，但县政实质没有变化。由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帝国主义的新走狗、妄图复辟帝制的野心家袁世凯窃夺，中国社会进人军阀混战、政局迭变的动乱之中。封建势力依然在镇江盘根错节。洋人依然像往常一样在镇江这块土地上掠夺财富、欺压人民。镇江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之中。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1919年在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和民主科学的大旗，以它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姿态，像惊天春雷回响在中国的上空，使镇江这片沉睡多年的土地。开始苏醒。
（（第一节五四运动前的社会状况）
一、军阀混战，政局动荡
辛亥革命期间，镇江革命党人林述庆、李竟成组织武装起义，宣布镇江光复，成立了镇江军政府，林述庆被公举为都督。军政府内设军政部、民政部等部门。不久，江苏都督府成立，镇江军政府改称镇江军政分府。1912年（民国元年）2月，镇江军政分府撤销，建立丹徒县民政署，设总务、警务、学务、实业、主计、典狱6课，民政长主持县政01913年（民国二年）1月，县民政署改称县知事公署，设一、二、三、四4课，后又改设警察、教育、实业等局。
镇江地方政权虽已建立，但政局始终动荡不定，仅1912年至1919年的8年内，主持县政的民政长、县知事就换了9任之多，最短的一任任期仅两个月。同期内丹阳县主要官员也换了8任。
1913年（民国二年），袁世凯在上海刺杀宋教仁后，宣布解散国民党。国民党人发动讨袁战争（即“二次革命”），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江苏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当年7月16日，以驻镇部队江苏陆军十六师三十一旅、三十二旅为主的镇江各界，邀同丹徒县知事于定一也宣布镇江独立，讨伐袁世凯。可是全国讨袁战争，不到两个月即告完全失败。7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通电全国宣布江苏取消独立。江苏仍置于袁世凯控制之下。镇江绅商害怕军阀战争波及镇江，以“保全桑梓”为由，主张取消独立，并以资助两旅补发所欠士官薪饷、发饷后遣散士兵为条件，劝说三十一旅旅长张振发、三十二旅旅长赵念伯放弃独立。无奈，赵念伯于7月底与张振发宣布取消独立。赵离职他去。然而，广大士兵不服，以士兵联合会的名义维持独立，与据守南京的讨袁革命军相呼应。此时，扬州驻军徐宝珍部，见镇江驻军与地方绅商观点相左，企图乘机扩大势力范围。8月初，徐部由扬州开来镇江。8月3日凌晨，徐部申振邦旅500余人突然袭击城外宝盖山，两军交火，互有伤亡。
8月14日，镇江又被张勋的辫子军控制。镇江的讨袁战争彻底失败。至年底镇江开始为直系军阀冯国璋（时任江苏都督）控制。冯调第五师施从滨部来镇接防，同时派龚青云任江苏掩护要塞第一旅旅长兼镇江要塞司令01914年（民国三年）2月，成立镇江镇守使署，施从滨兼镇守使，次年7月撤销01916年（民国五年），龚青云任镇江掩护队司令，同年7月离职，葛应龙继任09月，又调陆军第十九师驻镇江。军阀混战时期，部队的频繁调动，筹饷拉夫，绅商百姓深受其害。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势力依然在镇江横行。除了租界内洋人继续有恃无恐欺压国人外，甚至借口干涉地方政务。民国二年，镇、扬两地军队在镇交火，县知事于定一调解未果，其时曾商借美孚洋行为临时办公处，本人避居于租界内友人家中。当年12月，江苏省民政长复任于定一为县知事。镇江英领事却以“妨碍”租界“主权”为由，无理反对于定一再任。江苏省当政者屈服于英国领事馆的压力，只得另委刘鸣复为县知事，由此事可见当时政权的半殖民地性质之一斑。
二、农民破产，农业衰退
辛亥革命并未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有增无减。地主依靠地租、雇工和高利贷进行剥削。地租有活租、定租两种。活租租额按当年产量，一般按三七、四六分成。定租租额则不论年景丰歉，按固定租额交租，并订好文书契约，如若违约，轻则变卖田地家产，重则送官府法办。地主为使农民不管收成丰歉都能交足地租，还规定农民要交相当于地租1-3倍的押租金。
雇工形式则有长工、短工、忙工之分。高利贷的形式常见的有“放麦青”“放稻青”，是借一还三；“印子钱”借一还二；“天钱”，以天计息：“粒半头”，以麦翻米，以米翻麦。广大贫苦农民辛苦一年，常常填不饱肚皮，养不活家小。扬中县农民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打的麦子吃不到栽秧。打的稻子吃不到下霜”“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最后只有三条路：逃荒、要饭、去上吊。”这就是农民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官府在田赋钱粮的征收方面，除正税的高税率外，地方附加税更高，往往超过正税。不但教育、公益、慈善事业的经费靠附加税解决，包括警察治安经费和那些靠田赋吃饭的“农书”“师爷”的各种费用都出自附加税。农民的负担可想而知。广大贫苦农民在正常年景下，生活已十分艰难，遇到灾年，只有借贷、卖地，不少人在高利贷的盘剥下被迫以地抵债，从而加剧了土地兼并的趋势。从清末至民国初，镇江出现了土地兼并的高潮。仅以句容为例，阴桥头的一王姓大地主（其子王诚龙、王诚凤，抗日战争时成为爱国的开明士绅），当时已有田地近万亩，佃户约有四五百户，遍及延福、水南、长城、茅山、玉晨、天乐等乡镇，每年收租稻百万斤以上。土地兼并高潮的出现，相伴随的是广大贫雇农的破产，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直接加深了农村的阶级矛盾。
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下，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冈峦纵横、易涝易旱的句容，过去有破冈渎和赤山湖调节水利，因年久失修，破冈渎早已湮没荒废，赤山湖也少有疏浚。逢涝则水患泛滥，遇旱又无水灌溉，往往禾苗枯死，田地龟坼，稻麦产量很低。在五四运动前夕，据《金陵道句容县实业视察报告书》统计，全年全县产籼稻仅130余万石（每石合60公斤，下同）、糯稻30余万石、麦21余万石。其他，豆类、花生等产量更少，除豆类7.4万余石外，花生只有1200余石，棉花仅200余石。
三。民族工业得到初步发展
镇江开埠较早，接受近代资本主义的影响也较早。19世纪末，镇江已开始出现以机器生产为代表的近代工业。1894年前后开办的四经、大纶丝厂为镇江近代工业的先驱。后又有面粉厂。发电厂、榨油厂、火柴厂等一批工厂开设。其中民族资本家郭礼征兴办的电厂是江苏第一家公用电厂，也是全国民营电业的先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德、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火并厮杀，无暇顾及东方，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英国输华货物减了近一半，法国则减了70%以上，德国货完全停止进口。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发展的机会01912年以后，在此背景下镇江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先后创办有省立第三工场、慈幼织布厂、贻成面粉公司、大源榨油厂、荧昌火柴第三工厂、江南制纸厂分厂、燧生火柴厂、无敌牌镇江工厂以及仁章织绸厂等较大规模的工厂。其中荧昌厂有资本20多万元，房屋200余间，工人660多人。机器设备50余台，日产火柴720件（每件100包）。燧生厂的规模与荧昌厂相仿。镇江的火柴销往上海、芜湖、九江、汉口等地。邑人于树森创办的大源榨油厂（油饼公司）也有资本20余万元，所产大豆饼（海饼）远销闽、粤、江、浙等地。年产量达79万余公斤，为长江下游第一家机器榨油厂。随着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近代工业为主体的工人阶级的队伍。
四。交通运输格局变化对商贸业的影响
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随后京汉、胶济线也相继通车，镇江以水路运输为主的交通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使镇江港口物资的集散功能和流量、流向受到很大的影响，不仅山东、淮北的物资流向青岛，河南一带原经运河到镇江集散的货物也改由京汉铁路转道汉口集散。川、湘产的桐油则改由铁路在浦口集散。镇江贸易腹地大为缩小，商贸业受到很大的影响。
据海关资料统计，1906年，镇江关进出口贸易额为3595万两关平银。1915年下降为2000万两关平银，仅为1906年的56%；1907年、镇江关征收的内地子口税总额达31.8万两，1915年仅为13万两：1915年，镇江进出口贸易额为2006.38万两，比镇江进出口贸易额最高记录的1906年下降了1588.62万两。
五、封建传统教育的一统天下被打破
镇江开埠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势力的入侵，外国教会得以在镇江自由传教、开办医院和学校。光绪十年（1884年）美国基督教会在镇江开办了崇真小学、女子学塾（后逐渐演变成崇实女子中学，今市第二中学）。这两所学校的开办标志着近代教育在镇江的兴起，封建传统教育的一统天下开始被打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下诏废除科举制度后，各界要求兴办新学的呼声日益高涨，镇江所属各县陆续开办一批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时，丹徒全县已设有公私立小学32所、中学3所。丹阳有初、高等学堂22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秋，句容县也在原华阳书院创立了县内学制4年的第一所小学堂。
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由于新思潮的巨大影响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倡导，地方政府设有掌管教育（学务）的部门，镇江各县近代教育都有了显著的发展01919年，丹徒县小学分6个学区。共有各类小学102所、学生3523人、教职员192人（省立九师附小及教会学校未统计在内）。发展较缓的句容县到1918年也已开办各类小学70余所，其中有高等小学4所。同年，扬中县也创办了国民初级小学8所。特别是1913年在原镇江府中学堂基础上创办的江苏省立第六中学，创办于1918年的江苏省立第九师范学校和1912年创办的丹阳正则女校等一批在江苏省内颇有影响的学校，为新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阵地，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忧国忧民、热心社会变革和社会改造的新生力量。
（第二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上半年，协约国在巴黎举行
“和平会议”。和会是在战胜国中几个强国把持下进行的。会议竟然决定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由日本继承，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由美、英接收。和会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侵时被德国夺去的天文仪器而已。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这一消息激起国内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慨。
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了爱国风暴。学生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誓死争回青岛”“废止二十一条”“抵制日货”
等口号，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时任币制局总裁）、章宗祥（向日本借款的经手人，时任驻日公使）。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口时被阻，当即改道奔向赵家胡同曹汝霖住宅。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因遍寻曹汝霖不见，就放火烧了曹宅。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逮捕学生32人。第二天，全北京的学生实行总罢课。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他们发通电，散传单，组织演讲团走上街头举行爱国演讲，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如燎原之火燃遍全国，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消息传到镇江，地处沪宁线上的丹徒、丹阳，城乡各界反响强烈，特别是学校和知识界，立即投入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斗争。
一、通电、集会、游行
5月16日。江苏省立第六中学和江苏省立第九师范学校的全体同学致电北洋政府大总统、国务院、教育部：“外交耗恶，全国震惊，士气激昂，足见人心未死。万乞尊重国土民意，力图挽救。”要求争回青岛。5月17日上午8时，镇江10余所中小学校的1000多名学生在江苏省立第六中学集中，高举国旗及学生联合会的旗帜，配以军乐，沿着镇江主要街道游行。游行学生手执小纸旗，高呼“保我国土”‘还我青岛“’不用日货”“毋忘国耻”等口号，满怀爱国激情，行进在古城的街道上。这是古城镇江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莘莘学子为国家大事而举行的千人大游行。这天，正逢镇江传统的都天庙会会期，城里知识界组织的通俗演讲部（后改名为己未星期演说会）印刷传单数千张，随队散发。学生的示威游行，激起沿途万千市民的共鸣，同日，广大教师又以丹徒县教育会的名义致电北京教育部：“外交事迫，全国震惊，万乞尊重国权，力图挽救”。
与城区同期，在丹阳县城以丹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现为西门小学）、正则女子学校（现为江苏省丹阳师范学校）为主的爱国教师也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戴盆天、钱正表、吴起文等青年教师还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帝国主义侵华史。5月21日，丹阳城镇童子军第二团在城南一带游行，宣传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诸问题，言表沉痛，听者为之动容。该童子军团决定每星期游行数次，以引起各界人士的注意。同日，扬中县各校学生也召开联合大会，议决不用日货。
5月21日，镇江学生联合会在城内万寿宫（今仙鹤巷教师进修学校内）召开会议，讨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问题。连日来，广大中小学生在县公共体育场、公园等处宣传、演说、散发传单，劝导市民不买日货。部分女教师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率领部分女学生组织“中华国民女子救国团”，深人家庭去宣传，以唤醒女同胞的觉悟，劝导各家各户使用国货，抵制日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