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叛变革命，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原来生气蓬勃的南方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据党的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之众，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党的组织全面转入地下。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1927年8月，党的八七会议在武汉召开，旗帜鲜明地清算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决议，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艰苦环境中，镇江的党组织继1927年7月中共丹阳县委建立后，1928年中共镇江、句容县委相继建立，扬中县也有了党的小组。工农群众运动一度有所恢复。与此同时，蒋介石于1927年4月18日宣布建都南京，南京成为全国反动统治的政治中心。镇江随后被定为江苏省会。在镇江除设有镇江要塞司令部、镇江警备司令部、江苏省保安司令部、省政府、县政府等军政机构外，省市特务室相继建立，还两度在镇江设立江苏省临时军法会审处，专门对付和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北固山下成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刑场，洒遍革命者的鲜血。
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坚持着艰苦的斗争。
（第一节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农民暴动
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江苏省委组织了暴动行动委员会，加强对秋收农民暴动的领导。1927年8月下旬，中共江苏省委决定调丹阳的夏霖、戴盆天去省委工作。戴盆天因思想动摇，蛰居溧阳未到职。夏霖被任命为省委巡视员，在上海近郊和江南地区指导、组织农民暴动。丹阳县委书记由管文蔚接任。不久，管文蔚即奉命去上海向江苏省委负责农运的常委王若飞汇报丹阳情况，听取八七会议精神传达，接受组织秋收暴动和建立乡间政权的任务。
管文蔚回到丹阳，随即召开县委会议，传达省委指示，研究如何组织发动丹阳的秋收农民暴动。会上有人反对暴动，争论非常激烈，会议未作决议。管文蔚发现县委委员中有人一听说暴动就吓坏了。为了安全起见，管文蔚和县委委员汤醒白商量决定，将县委机关秘密转移到胡家桥地区，对城里的支部作了调整。在吕城召开的第二次县委会议上，增补了两名农民出身的县委委员陈作范、姚润生。管文蔚再一次将省委的指示精神向大家作了传达，委员们经过讨论，最后作出决定：
1.坚决贯彻执行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指示，积极组织武装，俟各乡的暴动起来之后，则趁势夺取县城：
2.所有的”跨党分子“立即遇出国民党，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
3.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要求各支部先做好思想发动工作，使省委暴动的命令一下达。立即行动。
9月底，江苏省委作出了《江苏农民运动工作计划》，指出目前江苏农运的主要任务是抗租、抗捐、抗税，而且要在冬季来临时
”造成各地暴动“。《计划》在分析各地区的情况和特点时，针对丹阳地区指出：”丹阳是江南江北交通的枢纽，搞起来可以影响沪宁线交通，并连接大江南北的农运为一气。因此应立即准备着伟大的暴动力量。“
当时的省委十分重视丹阳的农运，寄予很大的希望。10月下旬，江苏省委派政治交通员专程给丹阳县委送来关于组织全省暴动计划的紧急决议案。省委指出：自即日起党的工作都应以准备和发展暴动为重心。要求利用宁汉战争的机会，立即开展暴动。变军阀战争为群众反军阀的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在11月15日以前开始发动暴动，具体时机由各地单独决定，不必等待别地，也不必请示省委，以免稽延时日。暴动起来立即发动攻势，不得有丝毫准备后退或准备失败的心理。尽可能破坏敌人的交通，建立我们的交通。
根据江苏省委的指示，丹阳县委紧锣密鼓地进行部署。为了准备暴动，县委书记管文蔚利用自己是县农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公开身份，在国民党县政府召开的会议上，向县长何海樵施加压力和影响，想迫使其让出几个局长位置来安排自己的人，以便暴动时里应外合。何不仅毫不让步，暗地里立即向省政府呈递了请求逮捕共产党要犯管文蔚的密报。暴动尚未开始，就已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危险的考验。
这时，先后传来宜兴暴动和无锡安镇暴动失败的消息，又传来夏霖等7名暴动领导人不幸被捕在无锡被枭首示众的噩耗。丹阳的形势骤然紧张，反动当局到处张贴通缉”共党要犯管文蔚“的布告，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管文蔚被迫转移到西南乡下，他多次化装成农民，草行露宿，忍饥挨饿，在群众的掩护下，绕道奔牛车站，前往上海向江苏省委汇报丹阳的形势变化的情况。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已使管文蔚感受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体会到在全省范围内发动暴动的时机还远未成熟。
由于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的急性病在党内居于支配地位，一些掌握实权的领导人不能正确地估计形势，反而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江苏省委也没能从宜兴和无锡暴动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而清醒过来，仍然要求在党组织力量十分单薄，而敌人拥有强大武装的地区继续组织进攻，反对退却。当管文蔚在上海的一家小客栈里与王若飞接上头时，他得到的命令仍然是：”立即返回丹阳，先将胡家桥和里庄两处的农民发动起来，组织暴动，建立苏维埃，搜缴地主的枪支弹药，向附近区公所进攻，到山里建立根据地。“
管文蔚接受省委指示后，急匆匆返回丹阳，在胡家桥召开县委会议，传达江苏省委指示，商量组织暴动的部署，决定先在胡家桥举行暴动。胡家桥虽属丘陵山区，但范围不大，离丹阳县城仅10余公里，离镇江城区也只有二三十公里。11月下旬的一天，因事机不密，暴动刚起，胡家桥区公所的主要人员已逃遁一空，只抓住几个国民党的乡长，缴获20几支枪和一些子弹，召开两千人的斗争大会，宣布抗租抗捐，成立苏维埃。然而，驻扎在丹阳的保安队和镇江的军队很快就向胡家桥扑来。参加暴动的农民既缺乏思想教育，又缺乏必要的军事训练，一听说大兵来了，眨眼间，上千人的队伍逃散一空。剩下来的骨干分子只有二三十人，管文蔚带领大家夜行昼伏，东躲西藏，虽然农村回旋余地比较大，但也很难立足。
胡家桥暴动的失败，使在县城坚持地下工作的汤醒白等几位县委委员也暴露了身份，不得不再次隐蔽起来。面对如此糟糕的局面，作为县委书记的管文蔚经过沉痛反思后认为，如果要在里庄再次组织暴动的话，务必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诸如思想上的动员、军事上的训练等工作都要做好，万万不能为了抢时间而仓促行事。当这些意见被汇报上去以后，却被省委当即否定掉。丹阳县委只能再一次无条件地服从。结果，里庄的暴动同样很快被强大的敌人镇压了下去。
胡家桥和里庄两次暴动失败后，丹阳大街小巷贴满了通缉
”共产要犯管文蔚“的布告。管文蔚在丹阳已站不住脚。省委决定派他去镇江任省委特派员。丹阳县委书记由蒋子樵接任。蒋子樵接任后，继续执行省委指令采取进攻策略。县委在丹阳县城发动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和反对解雇工人的斗争。糕点业因劳资谈判破裂而引发工人罢工，曾获得一定的胜利。在农村则围绕打击土豪劣绅和乡镇政府而展开斗争。县委曾计划于1928年1月22日（农历除夕）组织吕城暴动，破坏吕城火车站东西两侧的铁路交通，切断照明电线，攻打吕城公安局，惩罚土豪劣绅。县委分工陈作范、徐步庭具体部署行动，后突然改变计划停止暴动。当晚，只是将准备好的标语传单张贴上墙，或塞进各家住宅而已。
吕城附近陈墅村有个土豪黄邦桀，父子俩作恶多端，与丹阳恶讼勾结，包打官司，搜括民财，危害农民，民愤很大。1928年5月上旬，丹阳县委命贺一民、李志明率领30余人，携带手枪、刀棍等武器，包围了黄宅，将其父子击毙。参加这一行动的张官保（张灏明）经不起反动当局的恫吓和诱骗，自首变节，出卖同志。反动当局立即向江苏省民政厅呈报。省民政厅特派彭兆梅等到丹阳会同县军警，逮捕了县委委员卢子模、贺桐芳等8人，搜去枪弹和党员名册、入党登记表及许多党内重要机密文件资料，导致19人遭通缉。
1928年7月，江苏省委发出《关于江苏农民秋收斗争决议案》，并决定成立6个特委，以加强对秋收斗争的领导。丹阳县委属沪宁特委（又称苏常特委）领导。此时，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一师一部进驻丹阳。该部队士兵生活贫困，薪饷无着，又风闻蒋介石拟将其整编。故人心浮动，部队不稳。丹阳县委做了争取士兵的工作。策反工作有了相当的进展，准备武装起义。经过反复磋商，预定8月28日士兵哗变。内外策应，占领县城。此时，江苏省委巡视员夏采曦到达丹阳听取情况的汇报后，提议召开临时县委会议再研究一次。会议进行了长达8个小时的反复讨论，决定将原计划的士兵暴动扩展为工农兵联合暴动。由于时间十分紧迫，只在北乡召集到20多名农民参加。因人数太少，无法行动，再进行发动时秘密泄露，敌人逮捕了10多名骨干分子，使刚刚被点燃的暴动火花被顷刻扑灭。
（第二节中共镇江、句容县委和扬中县党组织的建立
一、中共镇江县委的诞生及主要斗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于国民党的”清党“和镇压革命的一系列措施，镇江城区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的摧残。革命形势进人低潮。共青团员闵春华去丹阳寻找党团组织，遇到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管文蔚。管文蔚嘱咐闵在镇江先团结好左派力量，等待时机。闵春华回镇江，继续在镇江总工会活动。在1927年5月1日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上，闵春华被选为镇江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相当于工会主席）。当时正处在国民党的”清党“期间，当局对已成立的总工会不予承认。闵春华等人仍以筹委会的名义坚持活动。
1927年冬，管文蔚以省委特派员身份来到镇江，负责镇江、金坛、句容、丹阳和扬中5个县的开辟与发展工作。管文蔚认为镇江地理位置重要，决定以镇江为立足点，完成省委交给他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任务。
镇江城与丹阳毗邻，丹阳反动当局对管文蔚的通缉令一直没有撤销，他的处境十分艰难而险恶。他取了一个化名叫夏继尘，表明自己决心继承自己的老师、入党介绍人夏霖烈士革命遗志。为了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工作方便，过去身着长衫、手捧书本的洋学生，决定去做小生意，以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管文蔚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当工人或苦力一时还找不到门路，于是就决定去做小生意。我买了个大篮子，里面装了些香烟、瓜子和各种糖果、糕饼等。全部资本约七八块钱。我戴上一顶破草帽，每天都到铁路边道班工棚和轮船码头去叫卖，所赚的钱可以餬口口固然是，更重要的是在那里结识了一些工人，交了一些朋友。“他凭着一声声并不娴熟的叫卖，靠着一身粗劣褴褛的衣衫，在贫民窟中隐蔽下来，在工人中扎下了根。管文蔚经过观察首先发展闵春华人党，接着又将闵春华周围的阎颂仁（大革命时期的共青团员）、何国魂、杨义宣、刘治昌和数名铁路工人发展入党。当年冬建立了中共镇江第一个支部，支部书记闵春华。（另一说支部建立时间为1927年11月）到1928年夏，已发展党员67名，建立起党支部7个。中共镇江县委成立的条件已经具备。当年7月4日，由管文蔚主持召开有13名代表参加的党员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由9名委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镇江县委员会。省委派夏采曦到会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7月5日，镇江县委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选出常委5人，经省委同意由闵春华任县委书记。县委下设组织、宣传、工运、农运、妇运、兵运等科，县委机关设在万古一人巷赵宅内。
镇江县委成立后，工农运动有了一定的恢复。县委建立了工人运动委员会，并利用镇江总工会这一公开的合法社团在工人中开展活动。1928年9月，镇江县委所属的14个党支部，有12个建在工人中，党组织不断发动与支持工人罢工。1929年镇江勤业丝厂资本家为转移资金，借故停止生产，并拒发工人欠薪，引发一次工潮。由于有了党的领导，工人坚持斗争半年多，终于取得胜利。镇江黄包车（人力车）工人很多，他们由于车行车租高，收入很低，生活极为艰难。镇江县委有两任县委书记都是以拉黄包车为职业掩护，从事革命活动的。他们住在黄包车工人集中的棚户区，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过几次黄包车工人罢工，迫使车行老板降低车租。193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共镇江县委印发《给工农书》等传单3000份，由工会、学校、军营中的党员广为散发。总工会中的党员散发传单后，夜间还在街道墙壁上用粉笔书写”打倒刮（国）民党！“等标语。
中共镇江县委建立后，很快就派党员深入学校开展学运工作，在江苏省立镇江中学建立党支部。不少学生党员在寒暑假到总工会帮助工作，去农村搞宣传，在校内则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造革命舆论。九一八事变后，镇江中学党支部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主办校刊《镇中学生》，在上面登载介绍《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章。管理学生阅览室的党员，将党中央的《红旗报》陈列在阅览室里。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镇江学生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罢课、游行、稽查日货、组织义勇军和发动学生赴京（南京）请愿等斗争中，共产党员均在其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