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对后世颇具影响的是木活字印刷术。元代木活字印刷术创自《农书》的作者王祯。王祯在元成宗时曾为安徽旌德、江西广丰等县知县。他根据多年推行农业的经验，精心思考，撰成《农书》三十万字。他在旌德县任时就想印行此书，但感到字数多、部头大，雕印费工费时，所以请工匠造木活字三万多个。由于《农书》已被人雕印，这批活字没有用来印《农书》，却用来印行了《旌德县志》。《旌德县志》共六万字，不到一个月，就用木活字印成了百部，证明效率甚高。王祯还写过一篇《造活字印书法》附在《农书》之后，内容包括：写韵、刻字、锯字、修字、造轮、取字和印刷等工序，并附有转轮排字架图式，是中国印刷发展史上的重要资料。除木活字外，元代还有过泥活字和锡活字。
明代是活字印刷盛行的朝代，遍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云南、四川等省；经史子集各类图书皆备，质料有铜、铅、木等。它使中国的印刷事业走向成熟，而对文化的传播、传递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明代以铜活字印刷著称，最早的是无锡华燧（1439—1513年）的会通馆，曾在弘治三年（1490年）用铜活字印行了《宋诸臣奏议》，因缺乏经验，印制不精，但它是目前国内见到的最早一部金属活字印本。以后又印行了《锦绣万花谷》、《百川学海》、《〈十七史〉节要》和《文苑英华辨证》等著作，是明人铜活字印本数量最多的一家。华燧的叔父华锃自制一套铜活字，曾印有宋陆游的《渭南文集》，华燧的侄子华坚在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也以“兰雪堂”书坊名义印行了不少铜活字本的书，如《元氏长庆集》、《春秋繁露》和《艺文类聚》等。另外，居住无锡胶山的东南巨富安国因喜爱桂树，在所住山冈种植桂树，绵延二里多，从而以“桂坡馆”命名他的书坊。他印行了《颜鲁公文集》、《初学集》及《吴中水利通志》等书。安国印书比较认真，错误较少，虽数量不如华氏，而质量则过之。
明代除铜活字印本外，木活字印本也比较流行，印行范围较广，除一般使用书外，还印家谱、邸抄等。
清朝大量利用活字印书，雍正三、四年（1725—1726年）时由武英殿修书处用铜活字印行《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共一点六亿字，成为篇帙最大的铜活字印本书。乾隆时又用木活字印行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三十四种，两千三百余卷。聚珍版就是活字版，因为“活”与“死”是一对词，皇帝忌讳死活，所以把每个活字视为珍物，而摆印活字便称为聚珍。这次活字印刷在工艺上有明显的改进：
①在刻字工艺上，改变了王祯先在整版上雕字再锯为单个活字的方法，而是先锯好大小式样相同的木块，然后贴字样刻字。
②在排字工艺上，使用标明部类笔画的排字柜，易于检用。
③采用雕版与活字摆印相结合的办法，把需用的相同底板的框格栏字先雕刻印好，然后将活字正文等置于版槽，套印在印好的框格中，这样每版的框格不是活字字条摆接，就不会出现缺口和歪斜，而是严丝合缝，省工省事。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印行后，主持人金简把印书全过程和积累的经验著为《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分别条款并附插图和详细说明，不仅为当时官私印书者所仿效，也为后世留下了珍贵文献。
）第三节 套版、饾版与拱花
在雕版和活字印刷发展与完善过程中，印刷工艺不断改进，其突出而有阶段性价值的莫过于明代的套版彩印和饾版、拱花技术的出现。明代的一般图书为吸引读者购买而盛行插图，有的插图还出自名家之手，如仇英的《绘图列女传》称为艺术精品。有的印本有大量插图，如《三国演义》有一种刻本，绘图多至二百四十幅。到万历以后，戏曲、小说一类的图书几乎都有插图。为了使图画能以不同颜色来区别不同的表现内容，在印刷工艺上就发展了套印。
“套印”在明以前已开始应用，早在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释》便是套印本，经文红色，注文黑色，卷首的灵芝图用朱墨二色套印。这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套印本。入明以后一二百年，套印术并未盛行，直到明代后期才又广泛流行。万历后期刊印的《闺范》一书便是套印本。明末吴兴闵氏和凌氏不仅有两色套印，还发展到三色套印和四色套印，成为明代印刷事业的重要特色。由于套印时必须版框严密套合，版面方能吻合，所以又称它为“套版”。
版是明代改进印刷工艺的一种发明，它是复制美术图画的办法。版发明以前，印刷美术图画时，用几种颜色涂在一块雕版的不同部位后上纸刷印，这样往往出现相邻颜色的互相浸润，使图画不美观。明代后期发明了饾版，把一个画面分成若干块版，每块版只是整个画面的一部分，分别刷上所需的不同颜色，然后按适当位置逐个印在一张上，就能完成有不同颜色的画面。
“拱花”是明代改进印刷工艺的另一发明。它用凹凸两块版，把纸夹在中间互相嵌合，压出凸起的花纹，以表白云、流水和花叶的脉络，极为精美生动。天启七年（1627年）安徽休宁人胡正言用此法印过《十竹斋画谱》；崇祯十七年（1644年），他又兼用“饾版”与“拱花”两种工艺印行《十竹斋笺谱》，笺纸上出现周鼎商彝、古陶汉玉、山水人物、花卉羽虫等等，颜色精美，具有立体感。至今看来，它的精湛艺术水平，仍令人赞叹不已。
雕版、活字、套印等的发明标志着中国印刷术的三次重大跃进。它为世界印刷文化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它的不断改进与发明为文化成果的保存和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递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它为中国文化，甚至世界文化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四节 纸书装帧形式的演变
从隋到唐代前期，纸写书比较流行，仍然是卷轴式墨写，直到八、九世纪，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手写纸书的状况有所改变，于是印本纸书出现，装帧形制也由卷轴制向册叶制过渡，册装形式开始流行。这是纸书的一大进步，因为册装纸书比卷轴书具有易成、难毁、节费和便藏四大特点。
印本册装纸书在唐末五代时已经流行，英人斯坦因在《敦煌取书记》中曾记录过五代时后汉乾祐二年（949年）雕印的《金刚经》册装形制。这部经印刷简陋，但值得注意的是已经不是卷轴式，而是折叠式，是旧型纸书向新式书籍过渡了。这部经一共八叶，只印一面，折叠以后在末叶上再黏幅纸，展开后就像一本书的样子。五代时，册装纸书由折叠装向蝴蝶装发展。有一本五代时刻印的《切韵》残本十六叶，它把字面对折，每叶的折端黏在一起，和宋代流行的蝴蝶装几乎一样。
宋初，处于写本纸书向印本纸书全面转化的时代。北宋的纸书盛行册叶，册叶的单位称“纸”或“版”。宋朝官府对校书人员所规定的定额是“每员复命校册叶背面二十一纸”。这“二十一纸”也就是“二十一版”。一个册页以一背一面合为一版，背和面的分界线是版心。北宋版的书，一般都在版心的地方记本版字数、书名或简称、卷数和刻工姓名。各版成册时是将有字的一面，以版心线为准内折，再把中缝的背口，用糊粘在包背的厚纸中线上。当书展开时，很像展开双翅的蝴蝶，所以称这种纸书的形制为蝴蝶装。这种蝴蝶装很像现在的地图册，就是有图的两面对合在一起，隔两页空白，再翻又是对合的图。蝴蝶装主要以黏接合页的版心线为主，也有用线订的，但是因为图文内合，订线在版心处，容易损坏书，还不如黏接为善。不过这种以线装订的做法却对后来线装纸书的出现有启发意义。蝴蝶装的黏背接缝工艺，在宋代文献中常称它“装背”，这种“装背”工艺又为后来的包背装纸书开了路。
在印本纸书日益发展改进时，手写纸书并未完全取消，在宋朝目录学家尤袤所编的《遂初堂书目》中就著录有多种写本书，写本书已经开始由卷轴折叠成方册，称为折子装，很像后世所用的折子。又因为它更多是由于为讲经诵读方便而把卷子折叠起来，这就不需舒卷而只要左右翻动，所以又称它为经折装或梵夹装。另外还有一种装帧形式，就是在卷轴式的底纸上，把书叶像鱼鳞那样依次错落地粘裱，打开时，好似龙鳞，所以称为龙鳞装。收卷时，书叶鳞次朝一个方向旋转，宛如旋风，所以又称为旋风装或旋风叶卷子，旋风装和经折装虽与蝴蝶装并存，但随着印本书的日益增多，旋风装已成为历史陈迹，经折装也主要用于佛家经典，如清雍正时刻印的《龙藏》便是经折装。经折装和旋风装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而只有蝴蝶装才使纸书开始成为方册，它是由卷轴走向册叶的第一种形式，也为后世的书册提出了书型的初步规模。
继蝶装纸书之后是包背装，它流行于元明时代。包背装与蝴蝶装恰恰相反，它把印字的一面外折，版心在书口，后背用书皮包裹，形式与线装书差不多，只是不穿孔钉线，而是把书叶糊黏在书背书皮的中线部分，实际上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现藏北京图书馆的元刊本《汉书》和《文献通考》是包背装，明朝的《永乐大典》和清朝的《四库全书》也都是包背装。清代的包背装技术尤为出色，有一部清朝皇室的家谱——《玉牒》，用宣纸画朱丝栏端楷写成，每册长九十多公分，宽四十五多公分，厚也五十多公分，重一百五十至一百六十斤，最厚者有一百四十公分，重四百公斤，移动上架，需要二至四人。它就采用包背装工艺，至今二百余年，屡经搬迁，包背丝毫无损，也可说是中华一绝了。
线装大约始于唐五代时，盛行于明代中叶即十五世纪时，线装就是把包背的整张封皮从书背处裁为两半，前半成封面，后半成封底，连同书身一起打孔穿线，装订成册。线装到清初便被广泛采用，一直沿用到现在，甚至有人误把线装作为古书的代称，而对线装以前的古书型式则知之不多了。线装的优点在于纸书的外观非常整齐美观，无论是四眼钉、六眼钉或上下包角都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即使装订线断了，书叶也齐叠成册，不易散乱，而且不论新书旧籍，都可改装一新，便于保管。不过由于它把版心处折为书口，每次翻阅易于断裂，在遇到整版插图时，反不如蝴蝶装内折的易于观览。虽然如此，线装应该是纸书成册的最整齐美观，便于阅读保管的进步型式。
印本纸书从唐以来，历千年而不衰，近代除版印外，还有铅印、石印等等手段，内容日益丰富，独尊地位日益稳定；但是，这不等于说手写纸书完全不复存在，相反，手写纸书反而日益崇贵而受到人们的珍视，如从版本学角度看，稿本、写本、抄本、传抄本等等手写纸书成为珍藏图书。各朝重要大型著述往往手写，明朝的《永乐大典》总字数达三点七亿字，除永乐五年（1407年）编成后缮写一部外，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为预防不测又下诏重抄一部。清代《四库全书》共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一共抄了八部。这两部书在当时都没有印本，而以仅有写本表示其尊贵的地位。有些著名学者为刊印自己的著作而请名书家写好后再刻印，称为写刻本，如清初著名学者、诗人王士禛请福建书法家林佶为其手写《渔洋山人精华录》，然后再刊版印行，成为相当精美的工艺品。
不论手写纸书，还是印本纸书，对于传递和传播文化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两千多年的纸的历史和一千多年纸书的历史都充分证明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源远流长并对世界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确是其来有自。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传递和传播的媒介工具势必扩张。胶片、胶带、光盘、网络等现代技术产物被广泛运用；但是，纸的应用和纸书的价值仍将经久不衰，并为传递和传播人类的文化作出其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