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天阳的伤已不需要人陪床，整个春节期间，大伟兄弟四个白天几乎天天和禹天阳腻在一起，可一到晚上，四个人则各有各的忙活，说起来这个知青点也确实是很有特点，在方圆几十里颇有名气。或许是因为这些知青全是文教卫系统的子弟，这个知青点订阅的报刊杂志种类和数量是安义、建新两县地区之最，多达五十多份；其次是这个知青点爱书、读书蔚然成风，既有钻研《天工开物》的也有生啃苦读《淮南子》、《论衡》的；既有《马克思选集》、《列宁选集》、《哲学笔记》手不释卷的，也有一心探讨农药、果蔬栽培技术的，这让禹天阳深受感染和触动。还有就是这个知青点有好几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葩，例如当年首屈一指的党刊《红旗》杂志曾经先后刊登了多篇纲领性的理论文章，都是关于“论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之类的社论，而实际上，在这些篇文章发表的多年前，这个知青点就已经有个叫邵建国的青年独立完成了多篇与其论文题目到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文章，并寄给了《红旗》杂志社，虽然如泥牛入海渺无音讯，但如果我们姑且不论当时这些政治性文章的是非曲直，仅以小邵同志的政治敏感性和文字胆量而言，难道你还敢不顶礼膜拜吗？最奇葩的是一位家学渊源的小赵同志，大家都笑称其为：“老夫子”，动不动言必称“孔子曰”、“孟子曰”，行必尊礼义、人道、非礼勿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孔孟同志还是不能拿上桌面的被批判对象，也只有在这远离城市的穷乡僻壤才能让小赵同志这样的孔孟之徒小小的为所欲为一把。小赵农友对孔子的哲学思想的内涵和表述尤其入迷。禹天阳虽然对很多思想********领域的理论知识相当贫乏，但对儒释道等学派的了解却是非一般人可比，甚至可以说是造诣颇深，这源于他自幼浸淫于教派文化的潜移默化之中，当然，师尊们的言传身教也是重要的原因。在与禹天阳的交往中，我们的小夫子小赵农友发现了禹天阳对儒家学派的知识沉淀，这下可好，他经常缠着禹天阳与其探讨老夫子们的哲学思想和似是而非的传承表述，他常常惊奇于禹天阳对儒家学派的深刻剖析和离经叛道，前者使他钦佩，后者让他难以接受。比如关于孔夫子的哲学思想认识观，禹天阳竟然狂妄地认为《论语》不可能是孔子的独家论述和语录记载，后世儒家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孔子在《论语》中常常因人、因事、因时、因境而赋予某种观点不同含义的论述体现了孔子因势利导的辩证世界观认识论，并以此解释《论语》中经常出现的前后不一的矛盾现象，而禹天阳则认为这种现象是后人出于对至圣先师崇高地位的维护或盲从牵强附会所给出的解释。实际原因还是因为这本充满了哲学思辨色彩和人生智慧结晶的书是孔子的学生和后世的传承者们同类同学但不同悟所汇总的“大杂烩”。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所谓孔子关于“道”的一段掌故。
孔子的学生子贡说过一句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遍观论语，孔子讲得最多的是人道——即君子之道，孔子这么做，是觉得人道是基础，学生们连君子之道都没有修好，天道又怎么能明白呢？可对于曾子这样悟性高的学生，那就另当别论了。而君子之道修成了，天道不用讲，老师看火候到了，只要一句话你就明白了，所以孔子这时候就对曾子说了一句“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这里的“一以贯之”，即可理解成孔子所宣讲的道的内核是贯通的，也可理解成孔子的人道—仁道—乃至天道，其本质是延承的。人道不成，无法理解仁道与天道；人道成了，仁道与天道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所以孔子仅对曾参说了一句话，曾子就知道了。而曾子对自己学生所说的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明白了，他的学生问他，他不说，不是他怕学生知道，而是至道是无法用语言所表述的，是靠自己悟的，自己不悟，讲一辈子也不明白。所以曾子这样回答，他的意思是：学道要从基本做起，就是从人道做起。他让学生好好做人，人道修好了，再回顾今天的场景，你自然就理解了。明明是曾子根据自己的悟学，对学生给出了与其老师根本不同的关于“道”的解释，但后人却偏要解释成是“一以贯之”的延伸。
一般人认为，至圣先师孔子的“命、礼、仁、知、中庸“哲学思想体系，“仁“是其核心。也就是说孔子的人道观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精髓和本源性基础，孔子首创立礼复礼，纳仁入礼，仁礼结合。“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最重要的思想理念哲学概念。从修身来说，他认为首先要学礼，“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并且要“约之以礼“（《雍也》），“克己复礼“（《颜渊》）。从治国来说，他主张“齐之以礼“（《为政》）。“为国以礼（《先进》）“。强调“礼“的重要性，“礼”并非是孔子的创造，前人早已论述过，如子产说过：“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强调要“复礼“，在春秋末也不是合乎潮流的新思想。孔子独创性的贡献在于纳仁入礼，仁礼结合。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虽然“仁“的概念古已有之，但是孔子赋以新的涵义。他不仅以“爱人“来释仁，而且提出了为“仁之方“，即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其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纳仁入礼，使“礼“不单是作为外在的强制性的东西起作用，而且有“仁“作为内在的理性自觉的力量来支撑。但孔子是否认识到，以人道观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基础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即使有“仁”，如果无“知”何以纳入“礼”？即使有“仁”有“知”，“礼”不成其为”礼“，彼“礼”非尔礼“，选择纳入哪一类”礼“？这里的”礼“的含义很广，仪轨、规范、道理、流程、标准、礼制......不一而足，这也是禹天阳不敢苟同孔圣人以”仁“为核心支撑其哲学理念的主要原因。按照禹天阳的想法，在哲学理念范畴内产生一切事物的基础是唯物主义的辩证认识论，可惜在认识论上，孔子秉承的是“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观点，并且把“生知“列为认识能力的“上“等。这与在孔子认识中占重要位置的“学而知之“和”求知得仁“论述似有矛盾之处。尽管孔子在他的论述中也提出了以知求仁的观点，并把“知“作为求仁、达仁的必要条件。他说：“未知，焉得仁？“（《公冶长》）但后人的诠释认为孔子的论知，似乎仅指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即是去认识所谓“善“，而非广义的以认识论作为自己哲学思想架构的根本基础。禹天阳认为这些儒学家纯属歪嘴和尚瞎念经，孔老夫子前后论述的矛盾多半是传承的后人所造成的，这也是孔老夫子未有著作传世，仅有一本惊世骇俗的大杂烩《论语》流芳百世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