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是国营干部，我干什么了？我一个月或两个月在全体干部会上，念一段谁也不爱听的报纸。就这点活还是科长硬找的。
“小黄，你得找点活呀！工作要主动，不要以为宣传工作没有事干，要向团委郭书记学习。”党委书记这样对我说。
团委郭书记比我小两岁，是个转业兵，因为爸爸在轻工局当科长，他一转业就到我厂当上了团委书记。
一年前，原来的团委书记因为年龄大了，调到车间当总支书记去了，临走时，他把我叫去，对我说：“我要调到车间去了，我认为你当团委书记最合适，我已经向党委书记推荐了你。”接着又讲了几句鼓励的话。
我真没想过当这个书记，可也知道这团委书记也算是厂里的中层干部，怎么说也是上了个台阶。我开始盘算着怎样当好这个书记，没高兴几天，上面就派来了这个新书记。在拼爹一节中我输了。
这郭书记大字不识几个，野心不小，整天坐在办公桌前想工作，经常利用节假日组织厂里的男女青年到厂里义务劳动。打扫院子，清理废物，捡掉在地上的大米，收拾打碎的酒瓶子。这些活都有专人干，我们去干，那人就闲着了。我去过一次，就坚决不去了，那些经常去干活的积极分子，如果没有那几个异性勾引，也不会去。
郭书记很快就发现了我在工人中的威望，每次搞活动都来找我。“五一”节的时候，团委与工会一道组织了一场文艺联欢会。我作为机关组的合唱队员，第一次登台演唱。一抹上红脸蛋，我才明白，演员化妆抹脸蛋，不是为了美观，是为了遮羞，脸上涂了色，以为观众看不清你是谁，从而使表演更自然一些。
我对这些事没有热情，认为是孩子干的，我要干大事，干真正有意义的事。
我也想利用这时间看看书，写点东西。每次勉强写下几页，过两天再看，就觉得不好，总想着重大主题，重大事件，站在无人企及的高度，一举写下惊世骇俗的文字。
我在这厂里写材料（就是官样文章）肯定是第一高手，连目空一切的老张也佩服我。文学作品是在创作，仅凭中学时写作文那点功底，就差得太远了。我自知底子太薄，还得积累。看书总是静不下心来，翻看几页就不想看了，坐在办公桌前，不知道该做点什么，日复一日，任时光飘然逝去。烦躁的时候，我就走出办公室，又不知到哪里去，办公楼的下面，就是宽敞的辽河，我就经常一个人来到河边，翻过低矮的栏杆，到水边的石头上坐一会，好像在想什么，其实我什么也没想，相看两不厌，只有辽河水。多少次，涨起的河水漫上了我的脚面，我才惊叫一声，站起来。
我看厂里技术科、质量科那几个学造酒的大学生，每天穿着工作服、胶皮靴子到酿造车间里用小桶把池子里的酒打上来，察看、比较、品尝，比我充实多了。
我该干什么？我又能干什么？
我深切地感到不应该在这个环境中生存，这里不是我生存和发展的地方。
我是中文系的学生，中文系学生的学习内容，是关于人类情感及如何诗意流露这情感的学问。这种人多数有着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总想着轰轰烈烈，扶大厦于即倒，怀有超越自身阶层的生活理想。
面对平静、机械的现实，我一点改变与抗争的能力也没有。
哪里是我一显身手的地方呢？我时常想到封建科举。
科举取仕即是国家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又顺应了人性的需求，是先贤长久探索总结出来的好方法，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及个人价值的实现，起到了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科举是全民读书的原动力。
晚清废科举制，是绝了天下举子的竟进之路，太不明智了。看那些起义领袖，多有“屡试不第”的经历，社会要给读书人提供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科场几乎是民间高手走上庙堂的唯一途径。如果没有武科场枪挑小梁王一节，穷苦出身的岳鹏举一定会终老在HN汤阴乡下的阡陌间。怎么杜甫（还有蒲松龄）没考中，就说科举不好呢？他们怎么就得考中呢！白居易、苏东坡等人怎么就考中了？说李白不屑考，他那么热衷功名能不屑考？谁相信呀！一定有别的说不出口和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就像唐伯虎考试作弊，从此不准进考场。有人说唐伯虎冤枉，朝廷有完备的考试制度，千百年来一直很管用，断不会冤枉一个名士。
白居易、韩愈、苏东坡等名臣，多有被贬经历，书上说“得罪权贵”。我真不信，就没有违纪行为？欧阳修就被告发和外甥女有不当行为。还有王勃，因为私自处死罪犯被捕下狱。
我猜想名臣被贬一定还有道德、超守上的原因。诗写得美，人格就美吗？如同问，人长得美心就美吗？回答是：不，不是。
不经意间也想起HN，想起一九七八年冬天，坐在讲台上昏暗的油灯下，陪我们读书的王吉生老师，每想到他，就陡增一叹，他要是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会失望的。我尽量不去想他，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他的意愿深感怀疑。
有时候，我甚至想，他是不是因为身处穷乡僻壤，孤陋寡闻，把我错当成了写作天才，误以为我前程远大。古书有曰：“承蒙错爱……”我看到这话时，就想到王老师是否也错爱了我。
有一天，我坐在办公桌前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就拿起笔，在本子上随手写下了几个字，本没有想写什么，不曾想下笔千言，写了什么，我记不得了，无非是不良情绪的写真，写完之后，也没收起来，就到河边与河水对话去了。
“小黄，你桌上写的东西我看了，写得很好，很真实。”长我二十来岁的生产科副科长老陈很认真地对我说。
老陈是我很尊重的厂中层干部，这厂里让我尊重的干部很少。这家伙早年读过技校，也算是文化人，他在厂里当过工人，团书记，车间主任，保卫科长，是厂里资深的中层干部，厂里的工人和小干部都很尊重他，他对工人和小干部也很和气，我看得出那不过是种姿态，他很自负，他的优点和缺点一样，不尊敬领导，他敢当着众人的面戗厂长、副厂长，因为这个，他还是个副科长。他最看不上办公室汪主任，经常在人多的时候，找碴戗汪主任几句，并做出一副对方接招后决斗的样子，我看到汪主任避让他的场景了。
“你怎么不戗他几句呢？”我私下里问汪主任。
“哼！他算什么，我戗他是欺负他，我连瞅都不瞅他。”汪主任一脸不屑地说。
我看得出汪主任是因为胆怯，不敢惹老陈。老陈一定是看出了汪主任不是战士，才敢充愣的。
老陈有江湖气，他虽然时常微笑着作和蔼状同我打招呼，我还是能清楚地看到他笑容后面那双审视、冷静的目光。
老陈这个副科长事也不多，他每天在办公桌上放一大茶缸，白色搪瓷茶缸的内部挂了一层很厚的茶锈，两支胳膊弯曲状横在桌上，一口一口地喝着热茶，白净的脸上泛着被热茶撩起的快意，轻松地讲着厂里这些人的故事。我闲着没事就爱到他的办公室听他讲究人。因为一件小事我和他有了友谊。
有一天，我要擦地，到他办公室借了一个空水桶。他的办公室在走廊的一头，水池在另一头，中间有七、八十米长的走廊。我还他水桶时，把水桶内外简单清洗了一下，又提了一桶清水。他看了一眼，继续讲厂里的人和事。
几天以后，我值夜班，和几个工人在车间里喝酒。老陈来了，他是管生产的，晚上经常要到厂里来看看。见我们在喝酒，也坐下来，同我们一起喝，他喝了几瓶酒之后，对我说：“那天你借我个空桶，还了我一桶水，还把桶洗干净了，我就有想法。”
他这样说等于在赞扬我，这涉及到了人品，我听了感到很舒爽。
我们中国人是不大擅长赞扬别人的，或是说不大愿意赞扬别人，好像赞扬别人的某一优点，自己就没有这优点，从而会被别人看轻似的。在怕被别人看轻的顾虑中，就缄口不谈别人的优点，假装看不到。
我到了四十岁才发现，赞美别人，让人家感到舒爽，是人的美德，是圣人提倡“礼”的价值核心。
我以为“礼”就是降低自己，抬高对方，把“顺畅、舒爽”让给对方。能听到别人的当面赞美是奢侈的事情，我怀着感激之心，看待别人对自己的赞美。
从此以后，我和老陈走得更近了。他家就住在厂子附近，他时常在中午的时候，喊我到他家喝点酒。
我们俩坐在他家的小土炕上，分别坐在小饭桌的一头。他老婆给我们炒菜，他十多岁的小女儿坐在饭桌的另一边。
我总是听他讲，讲经历与感悟。
我那几个“侠客”朋友，也都很尊重他，可他有些看不上这几个“侠客”。尽管心里看不上，面子上也还过得去，别人看了，以为这些人关系很密切。
这年五月的一个上午，同学周自横来电话，让我晚上到他家去。
“什么事儿？”我问。
“我老婆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他答。
“干什么的，长得怎么样？”我又问。
“电视大学学经济的，长得挺好。她妈见过你，看好你了。她爸是机关干部，家里条件还行”他答。
“她妈是谁？”我问。
“……”
“啊，知道了，行，我六点准时到你家。”
我放下电话后，用圆珠笔在左手虎口处写下个“晚”字，意在提醒自己别忘了。
厂长的老伴儿在我厂对门的乐器公司什么科工作。有一天，厂长让我给他老伴儿送包东西，我去了。那屋子里还有两个年长一些的妇人，我放下东西说两句话就走了，周自横告诉我其中一个妇人是这女孩的妈妈。那两个妇人中哪个是她妈妈呢？我努力回忆着，一定是那个一直注视着我的那个人。在相亲之前她妈妈还要先看一看，看来这女孩在家里很珍贵。离下班时间还早，看会儿书吧。我喜欢看历史，历史学家说，”历史以过去了的光辉，照亮了现在。“一个民族历史上做过什么，以后还会做什么。所以，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