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我从榆林要塞区调往HN军区政治部宣传处任科文干事。从此离开那美丽的榆林港湾，我的内心是多么的不舍。但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且又是人往高处走。这样的机关有多少军人想进都进不了。而这对于我的素质的提高和前途的发展又应该是向好的。
HN军区政治部机关地是在HN岛的大都市HK市西区，营院森严，由高高的围墙包围着，大门有两个哨兵守卫。院内虽然很安静，但比不上榆林要塞区的营院环境。除了办公大楼是新楼外，其他的营舍和家属区的房子都很陈旧。院内的植被也不是很茂密，椰子树和菠萝蜜树等显得稀稀拉拉，从宿舍上班到办公室还要走上几步泥土路和晒着太阳。园林的布局显得很粗糙，也有一些荒芜。办公区和宿舍区、家属区还没有区隔线和遮挡墙，杂物、鸡棚和一些篱笆围子都在机关院子的视线之内。给人一种大杂院的感觉。但是在这里上班的人没有一个人说这里不好。因为这里是一个军级单位的政治机关，这地儿还坐落在HN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院外相邻的还有和这里差不多的司令部机关。到了这儿，你还想往哪儿跳唉？广州、BJ？那也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那么，你就将就点儿吧。
我刚到HN军区政治部机关那会儿，安排我住的宿舍是以前的一间老办公用房，房间里堆放的一些旧办公用具占去了大半个空间，我的空间就只能摆一张床和一个写字桌。走进这间房子，我恍惚是在角落里呆着。当然这要比起基层军官来强很多倍，但这又和我心目中的军级机关是那样的不相称。虽然后来秘书处给我转换过几次房，但都是旧的小小的单身宿舍间。那时我已经拖妻带女了，一小家子烧菜做饭也就只能在那屋檐下。
我一个26岁的年轻军人，是怎么调到HN军区政治部的，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我也不方便问为什么。就像我在连队当兵，两年多提干为营部书记，三个月后又调到师机关，这会儿又调来军里了，坐飞机似的，谁也弄不情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俨然坐在一条上水船上，有人在前岸拉纤，有人在船上撑杆，船载着我航行在那上游的方向。
部队军级政治机关是很锻炼和造就人的。宣传处调我到这里担任的也是科文干事。当时我们一起共事的有三位，谢干事、李干事和我，还有一位分管的副处长。我在这支小队伍里，在老干事和领导们的带领下，又学到了不少东西，得到了不少锻炼，特别是我的文字功底大有长进。那时HN军区的科学文化教育和军地两用人才的培训任务很繁重，大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干部没有达到高中学历。所有义务兵战士在退伍之前，都要学习和掌握一门以上到地方就业的基本技能。所以军区干部战士的这摊子事儿是要那么几个人来管。后来干脆组建HN军区干部文化学校，谢干事调去任教务处长，专门负责那一块的教学工作。李干事提为政治部宣传处专管文教的副处长，而科文干事就只有我一个了。于是，所有这条线上的文字材料的事、事务性的事和其他被抓差的事，都成了我首当其冲的事。在政治部上班的每一个干事乃至处长工作量都相当多，讲究的是出成果。管科文教育的处长和干事要拿出全军区的干部文化教育计划和战士“两用人才”培训计划。要组织教材的订购编印分发、师资力量的调配、教学和培训场地的安排、教学器具的配备和保障。这一切都要一项一项地抓好落实，还要抓出经验成果。如果你的经验被大军区乃至全军推广，这就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深入部队，不断地调查研究，创新题材，形成文字材料。今天是这个文字材料，明天是那个文字材料。为了能安静地写作文字材料，我们经常是晚上通宵地加班，在白天找点时间休息一下。我在这里上班才真正感到没有轻松过。比如一份文件的下达，从起草、抄正、送审、批签、定稿，到打印后校对、装订、分发，往往是一个人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我还记得我们有一个组织处长写一个全军区的工作报告，每年要在部队宾馆房间住上十天半月的，回避一切公务，专心写作。很有一点“闭门造车”的味道。我们这些干事们为了写出好材料，也有“闭门造车”的时候，一旦发现哪个部队的闪光点或者是什么创新，我们就会抓住题材，使劲地挖，拼命地想，把他们的做法上升到一个层次，形成有血有肉有价值的文字经验材料，呈送处、部领导阅批和上级机关转发。我们HN军区的科文教育和“两用人才”培训当时在广州军区是有名气的。在我的笔下还推出了广州军区优秀文化教员的典型。
总之，在你的手上办得成事，拿得出像样的材料，那么你就有了在政治部呆下去的根基，或者是就有更好的发展前途。
在HN军区政治部宣传处工作，除了干事本职的干事以外，当然也会安排其他一些事干。比如有关全局的工作，一个处干不过来的；还有军区首长下部队要相关方面的随同的；部队中心工作要全面检查的···等等，我们都有参与其中的可能。
一次，HN军区一位新任职的副司令要下基层熟悉部队，政治部的领导也许看我有了点空闲时间，也许别的处室的确抽不出人，就指派我跟随这位副司令下部队。陪同人员中还有一位司令部参谋、一位后勤部助理员，实际上我就好像有一点代表政治部的意味。我想我的担子很重，于是认真细致谨慎地做了很多公文包里的准备。当差这次随从，副司令是从HN岛的西线驱车出发的，然后转向南、向东，最后由北而回。时间跨度是半个月，而下的部队都是沿HN岛环岛海岸线上的各个点。什么师机关、团机关根本就没有去。熟悉、走访的是一些海角、海哨和小岛，是真正的最基层一线的营盘和官兵。我们每到一处，给这里的官兵带去的是他们难得一见的军首长，是他们军旅孤独的兴奋剂，是他们条件改善的希望门。而我深为感触的是，海的角落，就是兵的角落。我们跟随副司令三两人的这次走基层，像是踩海滩、听浪声、望海鸥的梦天涯。由此我也寻觅到的政治部的神经末梢寂寥处，有着撼动般地护卫和神圣！
还有一次，我又被抓差和宣传处的一位宣传理论干事随同HN军区政委视察部队，考察、指导并总结一个部队的有关政治教育的试点经验。我们两个干事一个礼拜就忙在了听取汇报、研究指导和写作经验材料上。我似乎感觉到了我们在军区政委的亲自坐阵下，就是那政治教育的转动盘的操作手。
我在HN军区政治部呆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政治部给我的个人发展前途是一个团里的宣传股长。“股长命令”在团里，但人还在处里干着，后来团里叫的急，处长顶不住了，还是叫我到岗赴任吧。赴任半年多，我就不要政治部管了。
那是1987年3月，广州军区后勤部第19分部（衡阳）政治部主任一行到HN军区参观学习科文教育和“两用人才”培训的经验，军区负责接待的我那个处长把我向那位主任做了推荐，于是，1987年8月，我很顺利地调回了HN衡阳（广后第19分部）。当然我只要在HN军区坚持干下去，我想我的前程还是有的，当个处长、主任什么的，那也未尚不可。但是我对HN好像有一些厌倦，主要是HN的湿热气温一直在我心里和身体中存在着不适，总认为HN好。于是换一个环境，远远的离开那里。回到HN，这难道不正是我日思夜想的吗？然而，没想到我在军营的官运也就此打止了。
留在我的身后的HN军区政治部，是绝对不会留下对我的记忆的。部队干部的那种文化教育，也许在军史上只是昙花一现，或许根本不值得一提。那么又有谁还有兴趣去寻觅一个小干事的身影呢？
